论房屋征收补偿协议要式化的困境与出路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法律属性是行政契约,征收人的签约行为是一种要式行政行为。我国相关法律规范对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行为的主体、程序、内容与方式等进行了要式化构造。通过考察房屋征收补偿的地方法律规范、裁判文书以及征收补偿实践参与者的感受,可以发现补偿协议签约行为要式化在实践中存在征收人权力行使恣意、被征收人的契约性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困境。落实与完善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签约行为的要式化法律制度,应以"权力与契约的整合"为法理指引,建立签约阶段主体地位平等关系,利用签约程序规制行政权力,提升签约内容的合意性以及强调签约方式的合作性,并在上述理念指引下,以限定签约主体范围与进行信用管理,完善前置程序、签约期限与救济程序,优化奖励制度、协商机制与生效要件,实施违法监督与行政问责等为具体出路。     

行政征收的法律规制论纲

公民财产权的排他性支配属性及其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呼唤法律对行政征收进行有效规制。首先,行政征收立法应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并以公共利益条款限制征收目的。其次,行政征收程序应吸纳正当法律程序的精髓——参与,并且这一参与应是有效参与。最后,在不得不征收公民财产时,行政机关应给予公平补偿。     

论授权行政主体法律缺失及完善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授权行政主体在法律认定、自身的法律规制和法律监管等方面存在的缺失,进而提出了应重视授权行政主体这一行政法问题的研究,同时就如何加强对我国授权行政主体法律规制提出了一些完善意见。     

论土地征收中的物权保护

土地征收是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目的,以补偿为条件,通过行政机关强制取得他人土地所有权和他物权的行为.土地征收在增进公共福利的同时,也会因为征收主体的认识原因、立法的不完善、执法中的偏差以及某些组织和个人的故意侵权等原因,给被征收人的土地和地上附着物的所有权、他物权以及他项权利造成损害.对此,应当从征收目的、征收主体、征收程序、征收补偿以及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对征收行为加以规制,以切实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     

公共治理视域下行政裁量权的多中心治理

传统行政法学强调行政裁量权的规制主要依赖立法、行政、司法三种途径。今天,行政裁量权的规制逐渐从外部的法律规制转向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并开始向公共治理领域延伸。本文试从公共管理视角展开对行政裁量权多中心治理的探讨,试图破解行政裁量权规制存在的问题,并探索非营利组织和行政相对人在行政裁量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土地征收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

为有效规制土地征收权，加强对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与适当性的审查，本文从土地征收的目的、主体和程序等几个方面对土地征收行为的合法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并依据行政行为合理性的内容时土地征收行为的适当性进行了分析．以期形成对土地征收行为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判断和考量的客观标准。     

论公共规制中的路径选择

在现代工业社会,如何规制公共风险是立法者面临的难题。梳理两大法系国家的公共规制法律发展史发现,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是两种典型的规制路径。对于如何选择最佳路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上经历了替代性分析和互补性分析两个阶段。其中,替代性分析支持单一的规制路径,而互补性分析则主张两种路径的合作。进入21世纪后,新规制理论学派提出了公共规制的"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合作规制不仅是行政规制和司法控制两种路径的联合使用,还包括更为丰富的内容,倡导灵活的、综合性的规制模式,它实质上是合作规制模式的深化。中国公共规制法律顺应世界公共规制潮流,选择了合作规制模式。然而,依据新规制理论,中国的合作规制尚有待深化和转型。     

论行政规制基本理论问题

行政规制行为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行政活动,可以归入传统的广义行政行为体系。行政法视角的行政规制研究,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更要注重体现行政法学的自身特点,重点研究行政规制权、规制主体法律地位、规制行为的合法性、对规制主体的规制、被规制主体和利害关系人法律地位及权利救济等问题。我国行政规制的发展,不是简单的强化或者放松的路径抉择,而是要立足中国的现实,运用历史分析以及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区分不同领域、因地制宜,有进有退、快慢结合,并且重视规制手段的选择与不同领域内不同目标的相适应性等问题,科学构建和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的现代行政规制制度体系和实现机制。     

行政抽象命令存在的合理性与规制

行政抽象命令广泛存在于行政管理领域，行政抽象命令适用范围广，发布主体宽泛，对公民利益影响的深远性要求对其规制的必要性。对行政抽象命令的规制既离不开法律强制性，也离不开政策、惯例、法律原则等软法的规范性指导。     

美国土地开发者负担政策及其司法审查议题——基于规制国家的视角

开发者负担制度作为美国土地规制政策中的重要规制工具,其实现了公共建设任务由国家转移至私人开发主体的制度功能.但是,从司法审查的角度而言,开发者负担制度尽管具备诸多规制国家层面下的制度优势,其将国家义务强制转移至私人的制度特征,却可能触动联邦以及各州宪法中的“公共补偿条款”,从而构成一种“规制性征收”.据此,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诸多判例生成的标准,亦旨在拘束开发者负担制度这一规制政策的过度影响.通过考察,实践中这些过度形式化的司法标准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况且考虑州层面民主过程对开发负担政策的立法拘束,地方竞争压力的替代性拘束效果等等,诸多因素的叠加将使得司法对于地方土地规制政策的过分拘束显得十分突兀,并且放置于现代规制国家的大背景下,司法审查在其中扮演的制度角色远没有预想中的那般重要.通过对美国开发者负担土地政策的梳理,也为当代中国公共设施配建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比较法上的借鉴意义.     

中部地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与加强行政法制建设研究

在中部地区招商引资被视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节点。现阶段,我国土地资源日趋紧张,政策优惠激烈竞争,良好的投资环境是促进经济发展、承接产业转移的关键所在,而良好的投资环境又依赖于行政法制建设的程度。本文立足中部地区,分析了行政法制建设与经济发展环境不相协调的诸多因素并针对中部地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政府特许经营合同法律性质新探

政府特许经营合同是政府与私人投资者间就市政公用行业或基础设施领域中某个项目的建设、经营、移交而签订的协议。它的法律性质在学界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主要有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之争。由于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兼具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特征,不能将其归类为单纯的行政合同或民事合同。它体现的法律关系更符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因此是经济法意义上的合同。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的三个转向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经历了地方探索、改革试点、全面法治三个阶段,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但在受案范围、起诉主体、诉前程序、举证责任等方面仍存在诸多缺漏.优化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应实现三个转向:立法模式实现从包容论向独立论的转变,诉讼类型实现从救济型诉讼向预防型诉讼的转变,规则构建实现从粗陋向细化的转变.通过制定《公益诉...     

论城市作为一个行政法概念——一种组织法的新视角

在现代国家与社会,城市化进程的迅速发展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城市法律理论,但在现有研究中,城市并未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尤其是行政法概念而存在。由于缺乏主体地位以及内部行政组织的单一化,法律意义上的城市实际上处于隐匿状态,对此,需要从组织法视角切入,在行政组织多样化和行政权力自治化两个方面加以重构,以构造一个主体化的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借助对城市权力问题和公共自由的思考,行政组织及其相关法律理论也需要进行更新和再造。     

论行政争议——兼论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之区分

行政争议作为行政诉讼制度的核心概念 ,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的根本不同之处 ,如何界定与判定行政争议则是行政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本文在公私法二元分立理论背景之下指出行政争议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与相对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之间发生的、依据公法可以解决的争议 ,并以主体、公权力、权利义务等因素作为判断行政争议的标准。提出了从制度层面增加“行政争议”的概括性规定和设立权限争议的解决机制两点建议。     

法国土地征收公益性审查机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法国,只有国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私人土地,并且按照司法最终原则,由行政法官判断土地征收的公用目的性。最高行政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中形成了"损益对比分析理论"。该理论的应用加强了对土地征收公用目的宣告行为司法审查的力度。在加强对行政机关裁量权司法监督的同时,损益对比分析机制并未超越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界限,它为行政机关在多个合法方案间自由选择保留了足够的裁量空间。     

行政法律责任的规范分析——兼论行政法学研究方法

本文从行政法律责任概念的语义分析入手,在法规范的语境中从逻辑形式、社会事实和价值评价机制三个方面阐释了行政法律责任概念完整的构造,进而展开对行政法研究方法的思考。文章认为,作为法律学分支的行政法学之研究方法,应当在综合考量法的各组成要素的前提下,以法规范为其核心研究对象,着重于法规范本身的逻辑及形式层面的阐释,同时又不排斥法律中的价值考量,在实证规范的约束下寻求价值的客观化,从而避免沦为极端的法律实证主义。另外,行政法学还应该是一门具有教义性质的学科,它要求研究者的认知过程必须受到预置规则的限制,而不能流于形而上或本体论或社会学意义上的探究。文章指出,中国大陆行政法学上行政法律责任的误区在于:忽视了这一法律基本概念的教义性和规范性,从而将法律责任的研究导入非法律学的歧途。     

Kumarangk (Hindmarsh Is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Natural Justice under Settler‐Colonialis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application of apparently impartial principles of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natural justic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uthentic” and “inauthentic” knowledge of Aboriginal culture. It discusses the progression of the Kumarangk (Hindmarsh Island) court cases and the legal construction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decisions affecting Aboriginal interests in land. In examining the politics of competing interests in land,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tension between Indigenous interests in land and settler developmentalism in relation to the Australian jurisprudence of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natural justice. The arguments running through the article concern the questions of the ways in which the liberal restraint on power is embodied in the impartial principles of administrative law, where that power creates rather than infringes upon rights, why it generates a particular legal construction of Aboriginal interests in land and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plays a role in the maintenance of relations of settler‐colonial dispossession.     

行政形式选择自由理论探析——基于公私合作视角

公私合作背景下,为了完成行政任务,行政机关被赋予行政形式选择自由,行政手段和组织形式日益多样化。行政形式选择自由理论具有一定法理基础,也有一定法律界限。行政形式选择自由理论对促使行政法变革和新行政法诞生有着重要的行政法意义。     

法治视域下的行政权主体研究

依法行政的前提之一是行政权主体的明晰。行政权主体的明晰将有助于服务政府的建构和法治社会的形成。然而,在我国公法研究中,学者对行政权主体问题缺乏必要的深入研究。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行政权主体是一个多层次系统的概念,包括归属主体、配置主体、承载主体和行使主体四个层次。其中,人民是行政权的归属主体;立法机关是行政权的配置主体;行政主体是行政权的承载主体;行政人是行政权的行使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