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与“治法”辨析

在过去一个时期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以儒家为“人治派”。法家为“法治派”，而在儒家中，又认为苟子最具有代表性．因为他第一次提出了貌似于“人治”与“法治”的概念，即“治久”与“治法”．并明确主张“有治久，无治法”。①。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愿与学界同仁磋商。一、“人治”与“法治”的由来欲弄清苟子的“治人”与“治法”思想，须先了解多少年来人们所常用的“人治’与“法治”的概念。这二者并非中国所固有，而是随着西学东渐之风．最早由我国改良派学者介绍来的，并用以研究评价先秦德法两家的政治法律思想。本世纪二十年代…     

中国古代德治思想与监狱制度

中国古代儒家德治思想与监狱行刑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监狱在强调重刑治狱、严刑峻罚的同时,又主张“以德治狱”,以恤刑悯囚为策略,鼓励宽仁治狱,其思想基础是儒家的“德治”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儒家德治思想对中国古代监狱制度的影响,探索其中的合理成分,为当前的监狱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古代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民族秩序浅析

"大一统"是中国古代王朝政治统治遵循的目标。从秦汉至清朝在民族政治上历代王朝都坚持"守在四夷"、"因俗而治"的治边思想。中国古代的民族秩序,体现出一统与自治相结合的特点。历代中央王朝为实现"大一统"推行的民族政策,以及"大一统"思想下的民族自治,其思想根源与儒家传统一脉相承。     

论古代民族法制中的“因俗而治”

论古代民族法制中的“因俗而治”苏钦“因俗而治”又称“顺俗而治”是指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统治者对有着异俗、殊俗的民族，采取的依据其旧有的风俗习惯进行统治和管理的各种措施。这种政策、方针在古代中国由来已久，它是为统治多民族国家的需要而形成的。世界上的各民族在...     

中国古代契约法的发展特征

中国古代契约法的发展特征侯淑雯中国古代存在契约治，这已从古代的法律和史料中得到了证实。由于文化背景、历史环境和思想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中国古代契约法具有不同于西方古代契约法的独特内容，形成了鲜明的特。征征，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古代契...     

浅析清代预防职务犯罪的制度

中国古代社会所说的人治,其实质就是官治。为了发挥官治的作用,就需要治官,正是由于官僚队伍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支柱,中国古代社会很早便形成了依法治官的传统,以巩固庞大的官僚体系并保证其运作。治官之法的主要内容是:明确官僚的职、权、责,实行考核、奖惩、监督等一系列制度,预防职务犯罪。以使之奉公守法,为国效力,为君尽责。     

论明初的重典治吏与当今的反腐倡廉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已成为世界性难题。早在我国古代,吏治就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其中不乏可借鉴的经验。明朝之初,朱元璋"乱世用重典",制定严刑峻法以惩治贪官污吏,其规模之大、用刑之重在中国古代史上少有,对当时吏治的澄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以明初重典治吏内容、经验与教训等为例,对当今中国的反腐倡廉发表了相关见解。     

法律史视野下的羁縻政策研究——以唐、清两代治理西北边疆的比较为例

中国古代传统的羁縻政策是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一种法律制度。唐、清两代治疆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羁縻政策并有所损益变化。唐代和清代是羁縻政策发展演变的典型时期。从法律史学的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勾勒出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还原两代封建王朝中央政府治理西北边疆的政策、方略。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儒家思想与中华法系再认识——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2015年年会综述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古代礼法合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重要启示作用。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对古代经验,特别是儒家思想及其治理模式的有益借鉴,离不开对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所进行的积极总结。在此背景下,2015年4月24至25日,由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承办的"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儒家思想     

中华法系良法善治的价值追求

良法善治是中华法系的重要价值追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光彩夺目的内容,它反映了中华民族缔造法治秩序的理性态度。立严整统一之法、促国家富强之治,立循变协时之法、促社会和谐之治,立明礼弘德之法、促百姓安宁之治等等,集中呈现出中国古代以良法促善治的整体样态。中国古代立法机制的不断成熟,治吏之法的持续强化,为良法善治的实现提供了有力保障。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良法善治,需要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使人民检察事业展现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卓越的检察智慧。     

法家"以法治官"思想简论

中国古代有着悠久的"以法治官"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法家的思想和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指出对法家"以法治官"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王权统治下权力运作的本质。     

法治与治法

法治是当前的焦点话题,因为法治建构本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事业。法治与治法虽字同却意远,两者有各自的定义。就我国当前而论,整体上体现出的是有治法而无法治的现实。在法治建构进程中,政府行为极其明显;政府力量在推进法治建构中使得法治本身风险增加。而要使得法治建构有惊无险,势必要实现由治法向法治的变通。治法,在一定条件下可成为法治实现的途径。     

法律史视野下的羁縻政策研究———以唐、清两代治理西北边疆的比较为例简

中国古代传统的羁縻政策是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治理西北边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一种法律制度.唐、清两代治疆理念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羁縻政策并有所损益变化.唐代和清代是羁縻政策发展演变的典型时期.从法律史学的角度对二者进行比较,勾勒出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演变,还原两代封建王朝中央政府治理西北边疆的政策、方略.     

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

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思想、做法和经验,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宗教神学控制论、道德约束观、礼乐治国论、无为而治以及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社会管理思想.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强大、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治理经验.历史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下降、吏治腐败、对重大灾荒事件应对不力、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等,多是导致政权衰落的主因.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管理,虽然主要应当专注于国内治理与内政建设,但抱持全球化的视野,对国际局势变化给予关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试论古代监察制度与当代检察制度的渊源联系

监督,《辞源》释为“监察督促”。监督一词最早出现于其《后汉书·荀彧传》:“臣闻古之谴将,上设监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严国命而鲜过者也。”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兼有治官、监督、制衡、检察、弹劾、惩戒和教育之效能,体现了监督之意。从监督的意义上看,不难发现古代的监察制度与当代的检察制度存在一定的渊源联系,而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及其法律思想的发展状况又因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     

礼法结合在唐代婚姻家庭制度的表现和启示

礼法合一的体系,是中国古代法制最大的特点,也是中国所独有的法律文化。而中国古代礼法合治的体系,反映在婚姻家庭关系方面最为明显。在礼法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唐律的"一准乎礼,而得古今之平"正是以前礼法结合思想自然演进的结果。这一点在唐代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并达到了新的高度。     

中国古代惩腐治贪的一些经验及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惩腐治贪的一些经验及借鉴意义何长顺，李超贪污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它从文明社会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古代中国，惩腐治贪是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从遥远的夏朝直到百年前的清代，为使国家统治能够有效地进行，...     

从欧盟的和谐发展看律师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

如果说历史上各路先贤们关于“理想国”“乌托邦”的设想,都是不谙人性的幻想,那么胡锦涛书记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光明彼岸。在我国古代,曾经一度出现所谓“太平盛世”的和谐社会,如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等。但是未来的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皇权至上和专制制度之下。中国数千年的社会形态都是以“人治”为主,我们的法律传统也只是“人治”文化的一部分,人治下的律治本质上就是治人。而律师的使命则与此大相径庭,是弘扬法治人权,保卫个体权利,制衡公共权力。律师在古代的盛世之下无法萌芽,而在构建的和谐社…     

从明初重典治吏反思今日反腐倡廉

当今腐败犯罪不断滋生和蔓延,"反腐"在我国任重道远。其实在我国古代,吏治为历来统治者所重视,其中也有许多可借鉴的经验。明朝之初,朱元璋主张"乱世用重典",制定严刑峻法以惩治贪官污吏,其规模之大、用刑之重在中国古代史上罕见,对当时吏治的澄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阐述明初重典治吏的原因、内容、教训,对当今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进行反思,试探求其个中原因。     

德治及其传统之于中国法治进境

中国乃至东亚的法治推进开始就是在矛盾冲突中进行的,德治及其传统的深刻和发散性影响,可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这一系列紧张关系。德治对于我们,不仅意味着曾经的治式(传统德治),意味着传统(德治传统),且意味着当下的治式选择(以德治国方略),传统德治、德治传统与德治的当下治式间确乎存在某种生命意义的关联,而它们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也是独特的。在将道德具有法律不可替代的功用这一普适命题与中国古代德治这一独特作业相区分、将法与道德功能上的互补这一事实性问题与法的统治或道德的统治这一规范性问题相区分、将作为治式的德治与作为文化传统的德治各自对于中国法治进境的意义相区分之后,我们的立场是:法治即为制度的品德,其为个人的道德选择所铺设的制度性、结构性前提应是我们所寄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