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刑法:基于司法逻辑的重述

刑法与《刑法》不同,这是理解《刑法》第1条之前应予注意的.《刑法》第1条的理论地位是刑法的概念,其规范地位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第2至5条分别规定的是同一根本原则之两用:法益保护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它们分别侧重于为控辩双方提供话语基础.关于刑法的概念,则应从“体——用”的动态轴和“内容——形式”的静态轴构成的坐标中去界说《刑法》第1条.在此基础上,应对刑法的公法性、刑法的政策性、刑法的目的性、刑法的规范性、刑法的司法性等命题的传统理解进行澄清.     

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司法逻辑是一种客观逻辑,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是一种客观精神,对此要在刑法自身结构中的自生性(内部性)与建构性(外部性)的矛盾中理解。《刑法》第1条乃是这种精神之总成,其中"结合"与"为了"之表述体现此精神尤为明显。在司法逻辑中,控方以《刑法》第2条为总依据的追诉偏好刑法的外部性,而辩方所偏好的则是刑法的内部性。内部论的刑法本体论和无知论的刑法认识论是理解《刑法》第3至5条罪刑法定主义的司法逻辑的哲学基础。实现刑事正义的关键不在于刑法确定不确定,而在于摆脱独断论、图像论、刑法外部性等种种束缚,从主体间性、语境论、刑法内部性上发现刑事正义的司法逻辑进路。     

善待社会危害性观念——从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说起

社会危害性是我国传统刑法学的基石性概念 ,因之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被称为社会危害性理论。但近期以来 ,一些刑法学研究者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对社会危害性进行了质疑和挑战 ,对社会危害性的批评几成一边倒之情势。以刑法第1 3条但书为切入点 ,可以论证但书与罪刑法定原则在价值和功能上的一致性 ,并认识到应该善待我国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观念     

刑法平等价值的反思与重构——以“平等悖论”为视角

我国《刑法》第4条明确规定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一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的具体化,也是刑事司法的基本原则。但在刑法中平等的价值基包括哪些要素,目前尚无统一的认识。笔者在拜读冯亚东老师的《理性主义与刑法模式》和《平等、自由与中西文明:兼谈自然法》这两部著作后,受到冯老师提出的"平等悖论"的启发,认为刑法中的平等价值应该包括罪刑法定主义、形式平等为原则兼顾实质平等和罪刑的符合性三个方面。     

我国刑法中危害结果的概念新探

刑法中的危害结果作为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的客观显示,在刑法学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时至今日刑法学界对其概念以及相关问题颇多争议。本文拟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个人薄见,以期抛砖引玉。     

我国《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新解——兼论但书在犯罪构成理论中的展开

规范刑法学的范畴内,遵循司法刑法学的逻辑要求,作为犯罪司法概念的《刑法》第13条,应该是形式和实质相结合的犯罪概念,前段是体现形式理性的刑事违法性的积极、类型化判断,而但书则是体现实质理性的社会危害性消极、个别化判断。因此,但书不仅仅是轻微违法的阻却事由,而且应当包含相当于三阶层体系中阻却构成要件符合性、阻却违法和阻却责任的全部内容。     

浅谈对《刑法》二百六十九条的认识

罪刑法定、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和罪刑相适应是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其中，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在定罪量刑过程中经常要使用的原则。由于我国《刑法》第269条的内容没有遵循上述两条原则，造成该法条在司法实践的应用中出现不少问题，下面笔者结合这一条文的内容，阐述一下观点。     

新刑法中的犯罪概念

犯罪概念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划清罪与非罪的最重要的原则界限，是研究和运用刑法的核心；是一个涉及面广。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正确理解和把握犯罪概念，对于指导我国司法实践，提高刑法理论研究水平，具有十分重要而又非常具体的现实意义。关于什么是犯罪，第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第13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     

刑法任务的司法逻辑解读

从刑法是司法法的立场出发,刑法任务只能被理解为立法者给追诉者的任务,它只是刑法目的两方面之一,但不应将它仅仅理解为刑事政策性目的,它也包含刑法生活性目的。《刑法》第2条只是规定了应被实现的刑法任务,而其在实践中的真正实现离不开辩方的对抗性合作。刑法的生成性与建构性矛盾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基础。哈耶克"必然无知"观为刑法生成性与建构性矛盾运动的制度实践指明了方向。刑法任务的践履青睐的是法益而非规范,但德国刑法理论并未按司法逻辑来处理规范与法益的关系。     

建国后的第一本刑法比较研究专著——《比较刑法》简评

比较刑法学是对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司法实践和刑法理论进行比较研究的科学,它是比较法学和刑法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是刑法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在目前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中外刑法的比较研究,对于我国刑法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金凯同志编著的《比较刑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出版)一书,很值得刑法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广大有志于学习了解刑法知识的同志们一读。通观全书,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以马克思主义刑法学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刑法和资本主义刑法原则区别进行了较深刻的探讨。在我国,解放前就有了《比较刑法纲要》等,然而这些著     

论刑法修正的协调性

刑法修正的协调性是保障刑法公正性的基础性条件。《刑法修正案(十一)》新增罪(含修正罪)充分注意到了《刑法》与相关法律之间的协调(衔接)。但是,刑法修正还要考虑新增罪(修正罪)与既有罪之间、新增罪(修正罪)之间以及修正的刑法条文与相关刑法解释(含解释性文件)之间的协调。刑法修正需要在罪状的设置、法定刑的设置以及量刑情节的设置方面保持协调。面对协调性的瑕疵,可以通过补正解释的方法确保司法适用的公正,在解释论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则只能通过进一步修正刑法加以完善。     

刑法不能承受之重——从刑法修正案（八）入手

法律规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刑法作为底限性法律规范而存在，一次法调整失灵是刑法适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要条件。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的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和危险驾驶罪，是在刑法迷信思想的支配下，基于安抚“民意”的目的而进行选择的结果。对于一次法的选择性执法导致的社会秩序失控，选择刑法作为社会秩序控制的首要工具，是刑法不能承受之重；即使是在风险社会中，对“安全刑法”的价值追求也只应使刑法有限地前出。     

民间借贷融资中民刑交叉适用的冲突与协调

金融犯罪案件多涉及民刑交叉问题,采用“先刑后民”原则往往容易忽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及处分权,对民事争议中的私权完全不重视。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的审理“过场化”。基于私人财产权优先的学理基础,金融领域民刑交叉案件中的“民商先行”既为了加强对金融民商实体法的运用．更为了缓和金融刑法重刑主义。赋予民间借贷融资中贷款人诉讼选择权。让贷款人在刑事诉讼之前选择是否适用民事诉讼,即实行“先民后刑”。对于民间借贷融资中的民刑交叉适用,应当秉持刑法具有的内敛品格,实现从金融违法行为的“刑法依赖”到“非刑法依赖”的转变。     

追问刑法精神

所谓刑法精神 ,是指贯穿于刑法之中 ,作为刑法之基的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基本观念或理念。刑法典为刑法之形 ,刑法精神为刑法之魂。我国刑法在基本立场或基本精神上更加接近于古典派 ,更准确地说 ,是接近于新古典主义 ,带有明显的折衷或调和色彩。刑法精神(此处特指刑法典精神 )应当是一国整个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精神 ,一国刑事法律体系的基本精神必须统一于刑法精神或曰刑法典精神     

《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民初一种主要而又特殊的民事法源，源自《大清现行刑律》，但在立法层面，《大清现行刑律》从“刑律”到“民法”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即未形成统一法律文本样态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司法机关适用该法源时面临着三大难题：无统一明确的内容该如何适用？相关律(例)文未去刑罚化如何用于民事审判？旧的律(例)文如何适应新的社会情势和法律制度？大理院以判例和解释例，确认并明确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内容范围，从原刑律条款转化出民事效果，并通过法律解释、类推适用和假借等方式，保证了其在民初司法实践中的正常适用；经由法律概念的对接、民法理论的融合和权利观念的渗透，实现了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创新，使其成为中国民法近代化历程中新旧之法融合的一个节点和枢纽，构成近代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一环。     

《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的基点、问题与路径

基于《监察法》的宪法性法律地位和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等理论基点,《监察法》的有效实施需《刑法》与之有机衔接。然而,《刑法》在相应职务犯罪主体及相关犯罪对象、罪名体系、刑罚配置和认罪认罚从宽规定等方面,存在与《监察法》不相对接的诸多问题,使得依《监察法》意图实现的监察全覆盖等目标难以实现,并会滋生新的权力滥用风险。《监察法》与《刑法》衔接实施以上问题的有效解决,应是基于以上理论基点,通过法律解释和刑法修正的路径,完善《刑法》相应规定的司法适用规则和立法规范设置。     

法律的公众认同、功能期许与道德承载对刑法修正案(八)的复眼式解读

刑法修正案(八)不但针对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情势和国情民意予以了很大程度的回应，而且也体现了官方和主流民意对刑法的功能期待，承载了当下社会基本的集体道德情感，但被一些刑法改革者认为立法理性不够或过多地迁就了庸俗的民粹主义，以致没有较好地摆脱传统工具主义和重刑主义的思维与窠臼。诚然，转型时期高度复杂的社会情势和大众心理基质难免使得实定刑法所蕴含的价值理念互有差别、充满悖反乃至相互抵牾。欲对这种吊诡的多重面向予以同情之理解与有效的解读，除了法学与逻辑的思维论证，更重要的可能还必须导入法律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法律经济学等多维度的复眼化视角。     

刑法学者的使命与刑法学的深度展开——评陈兴良、周光权教授的《刑法学的现代展开》

就目前而言,中国刑法学的表面繁荣的背后暴露出理论创新的贫乏与回应实践问题乏力的危机。所以刑法学人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刑法学科的属于自己“专业槽”,刑法学只有成为“最精确的法律科学”,①才能有自己的核心技术与工艺流程的“专业槽”,只有最精确的刑法学,才能最精当地解决实践中棘手的刑法问题。陈兴良教授和周光权教授合作完成的《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一书正是对此的回应。作者站在时代与学科的前沿,多维度立体式展示了两代刑法学人对超规范的刑法学的基础命题、规范刑法学的前沿问题与实践课题的最新思考,展示了理论“突围”与专业槽建设的努力。突出展示了罪刑法定原则视角转换、死刑问题的观念引领、刑事政策的深刻洞见等内容。全书“充满了人文气息及高度学术性”,是践行刑法学者使命,体现刑法学创新与突围的一部力作。     

国际刑法的国内立法研究

在国内刑法中确认和体现国际刑法规范是缔约国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有效打击国际犯罪的需要。国际刑法公约中有关国际犯罪的实体法规定、程序和证据规则的规定、刑事合作的规定、预防性措施的规定等,应当成为国内立法体现国际刑法规范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国内立法确认和体现国际刑法公约的主要途径有制定单行刑事法律、修改补充现有法律条款、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