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Investigating Bribery Crimes

贿赂犯罪作为以谋取利益为目的的犯罪形态之一,其发展和变化总是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现状具有必然的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成份、激励机制和国家机关调控经济的职能手段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与此相关的犯罪形态的变化,贿赂犯罪的犯罪形态变化体现在犯罪手段、犯罪目的、犯罪数额等各方面.同时由于司法机关对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不断增强,新时期的贿赂犯罪呈现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如何有效遏制贿赂犯罪的发展态势,已成为检察机关在打击职务犯罪上重点关注的问题.     

贿赂犯罪的证据特点及证据适用规则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培育、发展和形成过程中，贿赂犯罪出现了新情况和新特点。尽管随着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以及对经济犯罪分子打击力度的进一步加强，贿赂犯罪活动受到一定遏制，但同时，犯罪分子作案手段日趋隐蔽，反侦查、反审讯的经验亦愈加丰富，加之犯罪分子收受财物过程中证据的“一对一”特点，致使这类犯罪呈现出立案难、查证难、定罪难的新态势。针对犯罪手段的新变化，如果仍然坚持传统的犯罪理论、保守的分析方法、落后的侦查手段，将难以达到预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消灭犯罪的目的。因此，探讨贿赂犯罪证据的特点，研究和借…     

贿赂犯罪动向及对策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热点部门和权力的集中点成为贿赂犯罪的高发区，行贿目的正向赚钱、买权方面发展，而受贿方对贿赂所得利益的掩盖形式则由直接形态向洗钱活动发展。检察机关应立足职能，加大打击贿赂犯罪的力度，加强预防工作。     

当前我国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新特点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我国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出多方面的新情况,贿赂犯罪的对象也有待法律更合适的界定。对这些新问题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打击贿赂犯罪。本文从贿赂犯罪对象方面对贿赂犯罪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建议将"财物"修订为"不正当利益"。     

浅议以赌博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与处理

贿赂犯罪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犯罪,也是反腐败斗争的重拳打击方向。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新类型受贿表现出犯罪手段间接化、隐蔽化的特点。为规避法律,逃避打击,行、受贿犯罪分子采取的犯罪手法也不断翻新,抗侦查、审讯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商业贿赂中的潜规则探寻及对策分析

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是司法工作中常抓不懈的一项重点工作。但由于花样百出的犯罪形态,对传统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形成了实际的挑战,传统刑法理论和法条规则此类犯罪的冲突日益明显。本文通过对商业贿赂犯罪中出现的新特征加以分析、总结,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的自我调整和自我提高,完善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机制。     

试析有组织犯罪分子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腐蚀及其对策

贿赂腐蚀国家工作人员,是有组织犯罪分子隐瞒犯罪活动、逃避打击、继续作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有效手段.而党内存在的大量腐败现象,少数基层政权组织软弱涣散和犯罪组织雄厚的经济实力,给犯罪分子运用贿赂腐蚀手段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从而使腐败和犯罪互相利用,狼狈为奸.这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犯罪催化剂的作用,直接妨碍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同时也使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本文对有组织犯罪运用贿赂腐蚀手段的普遍性、客观必然性、社会危害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要从根本上防止贿赂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有赖于我党廉政建设力度的加强和反腐败斗争成效的提高.     

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贿赂犯罪及防治对策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古老的犯罪，并非市场经济社会所独有，更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贿赂犯罪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贿赂犯罪严重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危害国家建设，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国家十分重视对贿赂犯罪的惩治和防范。本文拟剖析市场经济与贿赂犯罪的关系，分析我国目前贿赂犯罪的特点，并探讨惩治和防范贿赂犯罪的对策。一、市场经济与贿赂犯罪的关系（一）市场经济自身固有的消极因素是滋生贿赂犯罪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追求最大物质利益是其…     

贿赂犯罪“预防型”刑法规制策略构建研究

贿赂犯罪治理由"打击型"策略向"预防型"治理策略的转型,是国际腐败犯罪治理经验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预防型"贿赂犯罪治理策略要求:在确立对贿赂犯罪实行"均衡性"治理理念的前提下,调整贿赂犯罪罪刑规范内容,慎重处理贿赂犯罪罪量因素的功能,删除行贿罪犯罪阻却事由;修正贿赂犯罪特别自首制度;增设企业预防行贿失职罪,科学设计其罪刑规范的基本内容,由此整体提升中国贿赂犯罪惩治的科学性。     

简论贪污、贿赂犯罪

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贿赂犯罪,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定的惩治腐败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更有力地打击这两种犯罪,现对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的论述.一、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依据对于贪污、贿赂犯罪必须依法惩处.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惩治这二种犯罪的法律规定、法律解释曾有过几次补充和修改,我们对此必须熟悉和掌握.     

“终身监禁”刑事立法的刑罚精准性研究

对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实际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同时决定死缓期满减为无期徒刑后的终身监禁,既不是执行"死刑"之"重",又不是减为可进一步通过减刑、假释使实际服刑期变得相对比较短的一般"无期徒刑"之"轻",既实现了罪责刑均衡,又实现了震慑其他潜在的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一般预防目的,还能够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对贪污受贿犯罪行为进行精准的打击。终身监禁单独设在贪污受贿罪里,正是考虑到贪污受贿罪的特点和国家的刑事政策而作出的,不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且在刑罚轻重的"度"上把握到位,体现出刑罚制定和适用的精准性。从刑罚精准性的视角分析,终身监禁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效益原则,具备刑罚正当化根据。     

中日刑法中的商业贿赂犯罪之比较

中日两国对于打击商业贿赂犯罪都十分重视,但两国刑法对于商业贿赂罪的规定则不尽相同。日本刑法典中仅规定有关公务员的贿赂犯罪,商业贿赂方面的犯罪则规定在《商法》等附属刑法之中。同时,日本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成立条件做了比公务员贿赂犯罪更严格的限定。日本刑法的这种规定方式对我国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及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我国商业贿赂民事救济之不足及完善

商业贿赂破坏了我国公平的市场经济秩序,治理商业贿赂一直是我国市场建设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我国法律对于商业贿赂的治理,偏重于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缺乏有效的民事救济措施,民事责任的规定极少,而且缺乏操作性,这不仅使商业贿赂的受害者难以得到有效的赔偿,也让商业贿赂这种经济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经济制裁,所以我国应当完善我国现有法律对商业贿赂民事救济的规定,达到最为有效的治理效果。     

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问题研究

刑法规定的数额标准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的问题、影响刑罚轻重的数额等级划分不合理的问题及犯罪的数额起点问题是困扰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实践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起点应当进一步降低乃至取消而不是提高。贪污贿赂犯罪刑罚的数额等级应当进一步细分,情节规定应当具体化。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法定是十分必要的,不能因为与司法实践脱节而否认其合理性。完善我国现行刑法贪污贿赂犯罪应当沿着数字化、具体化方向发展,凡是可以量化的一定要量化,基于我国的国情需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模糊性、不确定性。     

论我国贿赂犯罪的立法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应对--以国际刑法的国内化为视角

在我国缔约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犯罪的规定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现行刑法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贿赂的范围、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犯罪与受贿罪、行贿罪的构成要件三个方面.完善相应的现行刑法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On the Road to the Rule of Law: Crime, Crime Control,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Since 1978, the Chinese reform policy has brought fast economic developments and social change but also considerably higher crime levels. China’s rapid modernization has resulted in a situation of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and Durkheimian anomi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ds to the worsening crime situation with punitive criminal sanctions, especially under the ‘strike hard’ policy. However, a punitive crime control ideology and repressive criminal norms are neither effective in stopping the crime wave no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aim to establish the rule of law. After examin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the strike hard policy has brought to the Chinese criminal justice, we present findings from a recent web survey among Chinese students in Germany (N=ca. 900). We use these data to explore the punitive attitudes, esp. towards the death penalty, among the Chinese young elite.     

行贿犯罪的刑法规制与完善

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现象,要纠正这一错误倾向,应当取消特别自首制度,明确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在立案过程中的平等地位。要实现刑法对行贿犯罪的有效规制,还需完善行贿犯罪的构成要件,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改为＂不正当好处＂,将行贿犯罪中的＂给予＂改为＂提议给予、许诺给予、实际给予＂;完善行贿犯罪的刑罚配置,为行贿犯罪全面配置罚金刑,并完善行贿犯罪的资格刑,对行贿犯罪与受贿犯罪实施同等处罚。与此同时,行贿犯罪的罪名体系也应作出适当调整。     

治理贿赂犯罪国际公约立法发展及其启示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国际社会形成了以保障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理念为指导、以打击行贿行为为主要策略、以加强商业组织治理为发展方向的国际公约立法体系，充分反映出市场经济下贿赂犯罪立法治理的基本规律。相比之下，中国贿赂犯罪立法治理存在理念较为滞后、治理策略相对简单、治理对象较为单一的问题，在未来中国贿赂犯罪治理改革中，有必要汲取国际社会贿赂犯罪治理之经验，及时调整相关立法理念和策略，以适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及世界市场竞争之需求。     

单位贿赂犯罪之检讨

我国刑法把单位贿赂犯罪从自然人贿赂犯罪中独立出来,单独加以规定,并对之做出了与自然人贿赂犯罪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反映单位贿赂犯罪特殊性,同时导致了某些规定与刑法惩治贿赂犯罪基本精神的背离和罪刑关系的不协调,司法解释中也存在着对单位认定标准理解不当的问题。     

刑事政策的精神:惩治犯罪与促进社会发展的统一

惩治犯罪与促进社会发展的统一是刑事政策的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情势变迁,刑事政策审时而变。新中国的基本刑事政策经历了由"镇压与宽大相结合"至"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再至"宽严相济"的演进历程。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主要针对反革命分子适用,其精神内涵是:镇压反革命,巩固新政权;恢复国民经济,保障三大改造。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则适用于所有的犯罪分子,并成为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的立法指针,其精神内涵是:惩治各类犯罪,保障改革开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运而生,其精神内涵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以宽济严,构建和谐社会。三种基本刑事政策,不仅仅是在时间上的接续,而且就具体精神内涵而言,后者都是对前者的传承与超越,但总体精神都是惩治犯罪与促进社会发展相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