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发展类型嬗变分析

遵循“理想类型”的分析思路，应当把刑法划分为压制型刑法，自治型刑法和回应型刑法。其中，压制型刑法强调刑法附属于政治，实现的是一种伦理上的实质理性；自治型刑法强调刑法的自主性，实现的是一种形式理性；回应型刑法强调刑法回应社会的需要，实现的是以形式理性为基础的实质理性。正是刑法理性的内在矛盾运动推动了刑法从压制型向自治型再向回应型的转变。     

论政府职能转变对大学自治的回应——以管理与自主间的衡平为切入的研究

自治不仅仅是大学的一种权利,更是大学的责任担当。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大趋势下,将对大学自治诉求的回应上升到制度环境供给的层面,需要通过对管理与自治间衡平机制的探索,从理念、职能和法律上的衡平以及大学内部的衡平,将有限的"大学发展资源"得以公平、有效地配置,从而真正回应大学在新时期渴望新发展的自治诉求。     

表达自由与民主政治

文章从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含义,即自治出发,讨论了表达自由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必须以民众能够享有表达自由为前提,民众必须能够就范围广泛的公共事务,借助报纸、电台和互联网这样的传播媒体,进行公开和充满活力的讨论.政府必须随时回应来自民众的呼声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直接与民主政治有关的政治言论应当受到保护,而且有助于培养民众政治参与的表达,也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错误的纠错——评河南省高院对“天价过路费案”的处理

在司法为民理念指导下的司法活动应当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回应广大老百姓和媒体的期待,但是,司法纠错行为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应当遵循审判规律,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而不能一味地以政治作秀的方式处理。河南省高院对时建锋天价过路费案的处理过程仓促、草率,高院过早介入该案并做出实体处理系有违程序正当性,对办案法院及法官处分权限及内容违法,河南高院副院长对媒体发表对该案的适用法律意见不适当。     

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公法回应

法律根植于社会,社会变迁与公法的发展紧密相连,社会变迁在制度、观念和应用等层面影响着公法的发展,公法对社会变迁具有推动作用。中国正在经历从政治国家一元社会向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并存的二元社会的变迁,这种变迁需具备建立市场经济和确立正确的政府理念两大要素,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与之相适应,中国公法应当在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和方法层面对这种变迁作出回应。     

论回应型法中的开放性和完整性

回应型法主要追求实质正义,而这必然会影响到程序正义,所以,回应型法并未能够解决完整性和开放性两难抉择的问题。究竟怎样可以让法律在保证完整性的前提下具有开放性,是回应型法提出却未明确的问题。中国法学总体上符合时代和国情的需要,然而在建构过程中,也应借鉴一下回应型法的长处,这样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尽可能地能回应社会的需要,逐步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统一。     

法典化模式与规范制定权的分配

在部门法法典化的过程中,体系型法典和汇编型法典是两种常见的模式.从社会理论的视角看,两种法典在司法论证中的作用可以揭示不同法治类型下规范制定权的不同分配方式.在自治型法治中,法官诉诸立法文本为司法中的政治决定寻找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法学对法律体系在横纵两方面的构造:一方面为体系型法典创造了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不断把新的、为了解决具体问题而创造的法律规则整合进入既有体系,从而确保法学家对规范制定权的主导.回应型法治的理想则允许法官依据法律规范,在充分考虑政治和道德原则、科学论证、实践需要的基础上创造新的规则.回应型法治的司法也是多中心治理体系的一部分,让规范制定的过程向不同的社会群体开放,以牺牲稳定性的代价追求制度变革中的实质公平.法学的作用则是为行动者提供策略建议,不再是规范制定权的主要掌握者.两种法治和法典模式的实践效果取决于治理领域和法文化的特点.     

法律变迁与司法自治——一个以判例法为中心的考察

随着法律现代化运动的继续 ,判例法作为一种似乎与价值无涉的现代司法理念在我国独特的法律语境中复苏、张扬。然而 ,然而判例法的变迁成效却与司法过程中维持着何种程度的法律自治息息相关。在所谓两大法系的判例与判例法制度中 ,坚持法律共同体地位使司法从“压制型法”迈向“自治型法”是其共同特征。我国围绕着判例法问题的论争却成为立场间的对决 ,引入判例是否有效不应停留在制度自身 ,而应当从我国法律语境入手 ,在法律变迁中寻找司法自生与自治所需的条件。     

"国家-市场"尺度下的反垄断法三十年——迈向"自治-回应"型法

改革开放以来反垄断法的发展可以被划分为市场孕育期、市场建立期和市场完善期三个阶段.其中,"国家-市场"尺度的变化均是反垄断法生成的主导力量.不同阶段的反垄断法实施的焦点有所不同,而其主要的瓶颈在于制度缺失、执行乏力和体系失调.结合伯克利观察法对法律类型的划分.在"自治-回应"型法理念的构设下,<反垄断法>的实施可以有一个理性的预期.     

风险社会理论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带来的挑战与启示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向世人宣告了风险社会的到来。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文明的产物,不同于传统社会的风险。风险社会理论在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监管方式等带来了挑战的同时,也给我国食品安全监管带来了启示：理性对待食品安全风险认知差异,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规制体系,探索食品安全风险的复合治理方式。     

回应型司法制度的现实演进与理性构建——一个实践合理性的分析

回应型司法,是司法机关对社会诉求所作出的回答或响应。回应型司法具有主动性、灵活性、参与性、民主性。回应型司法追求实质合理和形式合理的融合、目的合理和结果合理的统一、主体合理和行为合法的统一。在制度建构方面,回应型司法的基本理念是体现适度回应的渐进改革,通过建立满足社会主体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建立通畅、理性的沟通与回应渠道,促使中国司法走出目前的困境。     

司法如何面对正当性的追问——转型夹缝中的中国司法立场抉择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有机统一从来都是司法所应该坚持的基本使命。在自治型司法改革模式中,容易出现片面地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而忽视社会效果的情形。自治型司法改革模式与当前司法权威所陷入的相关现实困境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积极探索回应型司法则是建构司法正当性的长远考量,司法的权威性总是以司法的正当性为社会基础的。     

风险时代的秩序重建与法治信念——以“能动司法”为对象的讨论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呈现高风险状态。在民众中确立新的共同价值观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规则之治是风险控制与秩序重建的两个基点。能动司法的出现回应了转型时期风险控制、秩序重建的需要,因而获得高度的政治合法性。能动应有之意包括:通过裁判确立风险社会的法治信念,重建社会共享价值体系;通过始终如一的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向规则之治转型;完善民众参与司法机制,让司法成为第一块公共领域。能动司法应当建立在对司法的本质属性与时代使命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在政治功能与审判职能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     

走出囧境:从依权“自治”走向依法自治——基于对浙江等地村民自治实践的考察

依权"自治"下,干预性方式牵制政府职能转变,政策性推动损害了法制统一,管制型运作侵越了村民自治权利,外生性民主消解了村民民主热情,共管型机制产生了巨大行政成本。30年来村民自治的实践经验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法治的进步以及广大农民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的提高,为从依权"自治"走向依法自治创造了条件。应当通过完善立法,为依法自治创造法治条件;通过改革农村基层政权对村民自治的工作方法,以宏观指导取代具体包揽;通过摈弃乡镇党政对村民自治的监管方式,发挥村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领导、支持和保障村民自治;通过构建完善的法律救济机制,强化对村民自治的法律保障,从而实现从依权"自治"走向依法自治。     

风险社会的法理解读

风险社会理论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已经成功地波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风险社会与社会风险是存在差异的概念,对风险社会的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和场域之中,中国的风险社会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与时代背景。风险社会的生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理念更新,法理学界应当认真对待这种大变革。文章主要从法律理念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层面对风险社会进行法理学的解读。     

论普通法中个案的利益整合功能

如何对社会利益进行有效的整合?在普通法秩序下,期望通过个案的判决回应社会不同的利益诉求,并综合各类因素对不同利益进行恰当的整合。个案的利益整合功能在三个具体的维度下展开,即实现司法民主,彰显公民主体性,保障良好的地方自治。而且,司法民主、公民主体性以及地方自治三者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联系,并进一步通过个案的利益整合功能把它们结构于普通法的宪制叙事之中。经此作业,普通法中的个案构建了一套以司法为中心的,以社会主体利益为着眼点的,以地方自治为价值取向的政制方略。中国应当关注普通法的治理逻辑,增强自身的认知图景,以此为当下的司法改革实践提供更加广阔的视野。     

论资源回收立法模式与框架之构建

立法应当回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诉求和发展节约型社会的循环经济理念。本文从武汉市垃圾处理的现状入手，分析了其中存在的成因和困境，在对国内外资源回收立法横向梳理的基础上，提出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立法思路。从制度层面遏制“资源单向流动”，倡导废弃物资的综合处理与能源回收。     

国家与社会：法哲学研究范式的批判与重建

本文在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三种典型的理论范式的基础上 ,理性分析了近代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互分离和二元对立的关系范式的社会机理 ,探讨了这一近代法哲学分析范式在当代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并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出发 ,提出应当重建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范式 ,建立我国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 ,并将这种互动机制作为法治生成的真正的社会基础 ,实现我国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和自治、国家权力的科学配置和监控、国家与社会关系之法治整合。     

私法纠纷解决模式在行政法上的运用——替代性纠纷解决（ADR）之理论原型、妥当性及其影响

20世纪末,作为私法纠纷解决机制的ADR在西方行政法上广泛适用,逐渐成为西方社会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ADR的理论原型是法社会学理论中的“调解型第三者纠纷解决模式”,它是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背景下,为了回应法院系统在解纷过程中显露的种种弊端而采用的替代性方案。作为以平等、意思自治为前提的私法纠纷解决机制,其在行政法上适用之妥当性在于——其与正式司法救济程序的补充关系、行政裁量权的广泛存在等。ADR不仅适用于个案行政争议,而且也适用于行政规则、公共政策、管制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它具备多样化的“技术装置”。ADR实践的发展使得西方现代行政法产生了向“回应型法”发展的趋势,并发展出两种新的行政法的运作形态。     

风险社会语境下我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立法的转型

《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类犯罪进行了修正,特别是将“卫生标准”修订为“安全标准”体现了刑法对《食品安全法》基本理念的呼应和统一.但是,当前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已经不能再被视为是一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型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风险社会语境下,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应当上升到公共安全的高度予以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此类犯罪进行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改造,增加持有型危害食品安全类犯罪.严密刑事法网,将“生产、销售”修改为“生产、经营”,实现与《食品安全法》的规制统一.面对食品安全风险,刑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