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时代的法律位置——认真看待法律逻辑与正义修辞

按照现在社会的发展趋势,在不久的未来中国应该进入法治时代,在这个时代政治与法治并驾齐驱,在坚持法律至上的原则,重新塑造法律的权威。实现法治需要建立在逻辑基础上的法律方法论。然而,法治的实质合法性是以追求正义公平为前提的。为达到和谐社会思维决策中的正义修辞不可缺少,没有正义等法律价值的修饰,法治会失去终极目标而不具有合法性。要想使法治具有可接受性,逻辑推演的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证的方法不能缺位。认真对待法律逻辑与修辞可以支撑起一个被称为法治的时代。     

树立权威法观念必须转变传统旧观念

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真正享有最高权威是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追求的目标。当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正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体现社会主义法治内在要求的一系列观念、信念、理想和价值的集合体，是指导和调整社会主义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方针和原则。因此，树立权威的法律观念是社会主义注治理念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     

努力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新形势下,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应当从制度上、程序上保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弘扬法治精神、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切实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效监督制约公权力,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努力提高法治整体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执政.     

法治缘何迈向方法论时代——基于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的考察（2002——2010）

通过对法律方法论学术报告的知识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法治实践面临着理论准备不足、缺乏细腻理论支撑的难题。法律方法论可以为法治实践所需要的细腻法治理论提供最低限度的质疑,进而提供理论验证,并且法律方法论本身作为一种细致、精良的思维技艺能够为未来的细腻法治提供智识支撑。同时,法律方法论应该站在面向法治、维护法治的立场上,努力建构自主性的法律方法论理论体系。     

法治的核心是宪法和法律的实施

注重宪法和法律实施是当代法治基本内涵的普遍要求,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要求,是法治建设战略转移的客观要求。我国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面临着立法粗放与执行不力的困扰、经济状况与社会转型的制约、体制不顺与机制不全的束缚、法治传统与法治精神的缺失。保障宪法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应加强和改进宪法实施,保障和落实公民权利,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营造和改善法治环境。     

当前全面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考

全面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全面迈向法治中国的重要步骤.我们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社会主义宪法权威、强化社会主义法律执行和调控社会主义法治舆情等几个着力点,努力促使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输入法治“正能量”.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加强法制宣传和法治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并强调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路径

目前，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准确理解和把握总体上缺乏。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大学生头脑，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路径是：加强法学教育，提高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法律素质；实施依法治教（校）；培养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培育法律信仰和树立法律权威至上的品格。     

九九修宪与依法治国

九九修宪前夕，围绕宪法的稳定性与适应性、经济发展优先还是法制改革优先等问题， 人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认清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九九宪法修正案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国家中的指导地位， 明确了在现阶段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稳定了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确认了非公有制经济应有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 建设法治国家， 不仅要求我们从理论上区分法治与法制的概念， 明确法治与人治的分野， 坚持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 尤其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建立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     

人大代表的义务

1、规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已被庄严载入宪法。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宪法和法律具有极高的权威和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我国有近290万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许多人是立法的直接参与者,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中坚力量,应当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宣传和执行法律,在自己参加的生产、工作和社会活动中,协助宪法和法律的实施。人大代表这方面的表率作用对于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法治意识,推进依法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行政权的法律导控

分析了中国传统德治主义的价值和缺陷,提出了作为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法律导控论。     

法律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

法律实证主义作为西方法哲学史上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思想流派.始终饱受误解和质疑.法律实证主义的"问题意识"是深入领会其良苦用心和精神实质的关键.自然法学派与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都具有批判与保守、灵活与随意、确定与僵化的两面性.法律实证主义以"形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以"合法性"诠释"正当性",是对自然法的绝对性、抽象性、不确定性等形而上学固有缺陷深刻认识的结果,反映了法律实证主义深刻的问题意识.因之,法律实证主义在实践上具有更稳健、妥切、现实的品格.法律实证主义以特殊的方式理解和处理了正当性观念,它与自然法学派的关系与其说是本体论上的对立,不如说是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发展、补充和超越,由此二者才能共同支撑和维护西方法治文明的大厦.     

国际商事仲裁之法文化基础试析

社会文化,尤其是法律文化的发展演变是使国际商事仲裁地位独具的内部驱动。文章试图寻找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文化传统,并以现代法律文化的几个新思路如现代法治思潮、契约理论新发展、共同体主义等为切入点,论述法律文化的流变带给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理论及实践走向的影响。同时,纳入法律全球化的相关思考,以期从多一个视角描绘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文化基础的轮廓。     

拯救法治——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初探

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困境在于,法治建设要求把法律付诸实施,这会暴露出法律的不足,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出现法律信仰的危机,反而不利于法治建设。通过法律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树立和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法律信仰的形成,因而法律方法是对法治的拯救。在当前中国的法治建设中,法律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可以解决既要维护法律的安定性又要使法律适应社会变革的矛盾,并在维护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增进司法的功能。     

法治系统工程: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科学途径──纪念钱学森提创“法治系统工程”20年

本文以系统工程在我国的发展为开端，结合法律知识解释了系统工程的基本原理；阐述了法治系统工程的基本概念与原理、法治系统工程与系统工程之本质区别，进而介绍了法治系统工程所采用的综合集成方法。此外，本文还论述了现代信息技术与法治系统工程的关系、系统工程对现代法律科学的优化功能。文章的结论是：法治系统工程是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法律翻译在中国近代的第一次完整实践——以1864年《万国公法》的翻译为中心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律移植都是与法律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前者是后者的结果———当一个国家希望学习、借鉴、吸收其他国家的法律时,由于是不同的语言,就必须将他国的法律先翻译为本国的语言,然后才有可能作出判断、作出评价、作出采纳与否的选择。本文以1864年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为具体个案,着重解读中国近代第一次完整的法律翻译实践过程及这一实践的成果与不足,分析其对中国近现代法律翻译与移植乃至本土化运动的影响,并揭示其如何促进了中国近代翻译学、语言学的进步。     

我国近30年“依法治税”的理论言说——基于法律话语的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以来,"依法治税"在我国税法学以及税收实务界获得了广泛认同。通过法律话语分析可知,"依法治税"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我国形成的独特话语现象,其理论言说的话语主体为政府官员,其言说的内容是使用法律(包括政策)"治"理税收。这样一种自上而下加以推行的"依法治税"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初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随着"税收法治"的发展,"依法治税"理论言说开始式微,并且成为阻碍进一步推动税收法治的话语障碍。     

法律判断形成的模式

Legal decisions are results of the use of law, which includes the application of law and the finding of law, but mainly referring to the latter. In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acts match norms, and thus legal decisions could be obtained directly through deduction thereof, which is called the deduction mode. However, in the finding of law, since facts are not symmetric to norms, before making judgment through deduction, facts and norms shall be equalized. That is to say, facts shall be generalized and then upgraded to the provisions, while norms shall be concrete and downwards to specific cases, conducting for spiral upwards, which is called equalization mode. Zheng Yongliu,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Legal Philosophy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also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University of Saarland in Germany (till 1996), and a guest professor at Jilin University (since 1998), whose research is focusing on legal philosophy, particularly on the legal methods as well as law and society. Prof. Zheng once published 4 books, i.e., The Orientation of Rural Law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91), The Farmers’ Legal Aware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llage’s Law (1993), Das Wirtschaftsrecht Chinas (1997)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British and German Origin,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Its Practices in China (2002). In his published articles, the follows are most dear to his heart: What is Legal Philosophy (1998),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Rechtsstaat” in Germany (2000), the Legal Hermeneutic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2002), Academic Freedom and Its Enemies (2004), Pluralistische Ordnungen im chinesischen Wirtschaftswandel (German, 2006).     

中华法系的百年历史叙事

回顾中国现代法学的世纪历程,中华法系的历史叙事主要在进化论、民族论和法治论三种语境中展开。不同语境中的法史学者,通过将中华法系与其他法系相比较,揭示出了彼此有别的中华法系之历史面貌。在进化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古.老而落后,丧失了型构现实生活秩序的生命力,需整体性地予以批判和否定。在民族论语境中,中华法系因其系统性、连续性和民族性而独具特色,整理、发掘、重述其历史谱系,既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力,也为重建“新中华法系”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前提。在法治论语境中,中华法系以其“治乱之道”和“良法善治”的血缘伦理身份内涵表明,在前现代社会中法律不可能获得型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权威地位。法制现代化是不同语境下中华法系之历史叙事的共同追求,中华法系研究的百年学术史,实质上是一部追求法治文明的中国现代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