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C网络购物纠纷中小额诉讼法律机制适用研究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购物日益成为大众消费的普遍选择。然而,在享受"快餐购物"的同时,由于网络自身的弊端和外界的影响,消费者经常陷入"和诉"的两难境地。针对此类问题,有学者提出利用小额诉讼的灵活便捷性来解决,但目前关于C2C网络购物纠纷解决途径以及小额诉讼法律机制的研究仍在很多方面存在不足,本文旨在对二者的可契合性进行分析阐述,并就其发展方向作出更深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电子法院:由内部到外部的构建

互联网正在塑造着新型法院与诉讼制度,审判也正在被重新定义.以法院信息化建设为外在形式的内部电子法院构建,是外部电子法院的准备阶段,后者以诉讼公共服务为目标,以当事人为中心.电子诉讼的功能不仅在于提高诉讼效率,更在于在整合法院审判资源,通过电子法律交往促进当事人与法院间形成协同型诉讼文化.电子法院与电子诉讼的制度构建,要在策略上考虑诉讼原则即诉讼结构的许可限度,以及不同诉讼主体的责任,不同诉讼阶段与诉讼权利的适应性.     

再论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的重点

在我国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日渐突出的背景下,应当尽快进行督促程序电子化改革,以减轻法院负担和实现诉讼效率.为此,未来尤其应当注意在诉讼系属、时效中断、管辖、保全、费用承担等议题上为督促程序的申请人提供与普通诉讼程序相同乃至更优的保护.同时,在取消法院对支付令申请进行实质审查之后,还有必要通过限制金钱债权数额和限定违俗债权之适用等途径防止债权人滥用督促程序骗取支付令.为了防止债务人滥用异议,未来也有必要要求债务人的异议包含答辩的内容,以及允许当事人约定“败诉当事人承担对方当事人的律师费用”等条款.此外,还可通过命令申请人补充说明事实、予以罚款、不适用时效中断规定、允许被告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和再审之诉等途径促进当事人履行真实完整与诚实信用义务.总体而言,督促程序不是非讼程序,其作为简便、快捷和不经对审即可创设执行名义的略式程序,与后续的诉讼程序构成一个程序,债务人提起异议的效力就在于将单方程序转化为对审程序,并发生追溯既往的效力.     

我国电子诉讼的实践发展与立法应对

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作为新型诉讼方式的电子诉讼,其出现和迅猛发展是电子网络技术对司法审判制度影响的必然产物和结果,也是国家信息化战略在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具体展现.现阶段,我国电子诉讼实践不断摸索,并且逐渐发展出适合自身需要的实践模式:阶段性模式与全程性模式、辅助性模式与并列性模式.国内的电子诉讼实践面临着合法性难题,这些难题制约着电子诉讼的发展和效果.在先行先试已经初见成效但缺乏合法性依据的情况下,及时提出和建构电子诉讼立法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任务.电子诉讼实践的调整对象业已存在,客观存在的实践难题对立法的需求,存在立法上的可规制性共同构成了我国电子诉讼立法的必要性基础.     

电子病历的法律问题刍议

杭州市自2013年1月1日起,市属医疗机构、其他在杭医疗机构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将推行标准化电子病历。至今已经推行了将近半年时间,然而,与传统的纸质病历相比,作为计算机信息时代产物的电子病历,其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保护方面却相对落后,更无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文章尝试着从境内外电子病历的应用现状、杭州市2013年全面推行电子病历半年来,所面临的诉讼证据和司法鉴定等法律问题、新民诉法电子病历的适用这三个方面对电子病历的法律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电子病历在杭州顺利推行。     

电子送达作为民事诉讼送达方式的思考

目前,我国审判执行实践中诉讼文书＂送达难＂问题突出。＂送达难＂,成为制约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质效的一大＂颈瓶＂问题,不仅打乱了法院正常的诉讼秩序,影响到案件的及时审结,而且妨碍了另一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及时行使和实体权利的维护。本文认为,现代的信息技术具有覆盖面广、传输快、效率高、成本低的特点与优势,为人民法院增加送达途径、降低诉讼成本,提高审判效率提供了更多可选择的途径。在民事诉讼中将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法定的送达方式,广泛利用网络送达、短信送达、电话送达、传真送达等手段,能对＂送达难＂问题的解决起到重大帮助。     

杨临萍代表建议加强电子诉讼立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用电手段为齐讼当事人提供诉讼服务成为可能。《‘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推进电子诉讼’。人民法院在审判实践中,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全面拓展了电子诉讼服务渠道。但是,电子诉讼还存在诸多法律问题。”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临萍提出建议,加强电子诉讼立法,对电子诉讼内涵、电子诉讼原则、电子诉讼适用范围、电子诉讼程序、电子送达效力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适时完善修改诉讼法相关条文。     

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承担与程序设计

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不属于诉讼担当,而属于实体适格问题。为此,立法者应当在实体法律规范中赋予"法定机关和有关组织"具体的实体请求权。而且,为了避免金钱损害赔偿带来的证明与分配上的困难,以及保证有关组织的独立地位,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内容未来应当限定在"非金钱损害赔偿请求权"之上;仅例外情形才允许通过民事公益诉讼的途径主张"没收不当收益"请求权并上缴基金,这对于纠正市场失灵亦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为了实现高水准的公益保护,我国还有必要增设有关既判力扩张与禁止滥诉的规定。总体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承担着"预防保护与监督"的功能,其与任意的诉讼担当、代表人诉讼、债权让与等制度共同存在,并分别在实现不确定人群的集合利益、少量确定人群的个体权利、大量不确定人群的大规模损害赔偿请求权以及大量不确定人群的小额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领域发挥作用。     

中国“入世”后诉讼法学的机遇和挑战

中国“入世”既是一个经济问题 ,也是一个法律问题。可以预料 ,随着中国“入世” ,相关的诉讼问题会越来越多。中国诉讼制度能否发挥作用 ,往往受到诉讼态度和思想、诉讼观念和意识、诉讼行为和评价以及诉讼信息等因素的影响。世贸组织涵盖了世界上 134个国家和地区 ,其庞杂博深、灵活务实的诉讼制度 ,包涵了来自不同法域的诉讼理念、诉讼规范和诉讼价值、诉讼观念和诉讼意识以及诉讼的思维方式。这些既是诉讼文化的推动力 ,也是中国现代诉讼法制的推动力 ,因而中国“入世”后诸多诉讼问题需要研究。一中国“入世”对诉讼法学来说 ,既是机遇…     

对视听资料若干问题的再界定

一、视听资料的概念的再界定现行三大诉讼法，都将视听资料作为一种诉讼证据加以规定，但对于视听资料的概念的界定，都是学理上的观点。有的学者将视听资料概括为“是储存在磁带等物质载体中、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音响、图像资料。”有的教材将视听资料表述为“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音像信息资料”。这些表述稍有不同的视听资料的概念都是从两个方面对视听资料定义的，即一是从内容上，视听资料必须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二是从形式上，视听资料必须是音像信息资料。那么，只要是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音像信息资料，即能够满足视听…     

论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的建立

目前，从实体法方面来说，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然而在程序法构建上却相对滞后。在现代型诉讼的视角下，美国、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这一领域的经验都有值得借鉴之处。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应用于消费者权益诉讼领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在改进这一现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消费者小额诉讼和团体诉讼制度，应该作为构建我国消费者权益诉讼机制的重要内容。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

本文主要探讨2013年新民诉法明确规定的公益诉讼制度。从诉讼范围和诉讼主体两个角度,分析论证了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存在的问题。在分析中,笔者主要结合各级法院已生效的案例,并穿插对今年4月发生的兰州立威雅水污染事件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完善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应切合我国具体国情,采取适合我国情况的措施。     

为谁诉讼 何以信托

关于诉讼信托制度,我国理论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诉讼信托是民事诉讼法中的当事人制度,在民事诉讼法学主流学说中,它和民事诉讼担当制度同义;第二种诉讼信托是公益诉讼信托,是公共利益机关介入私权的表现。这两种诉讼的信托都以扩大当事人适格范围为基本目的;第三种诉讼信托,是当前我国立法禁止的以诉讼为目的的信托制度。三种制度的起源、所属法域、基本内涵、基本功能各不相同,学术研究和立法也应当作出不同的取舍。     

初探我国小额诉讼程序在网络环境下的构建

现行《民事诉讼法》中已明确规定了小额诉讼程序,该程序为快速地解决小额纠纷作出了制度上的保障。本文主要以现行法律规定为基础,从小额诉讼程序自身的特点入手,结合网络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特殊性,探讨如何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构建更加完善的小额诉讼程序。     

示范诉讼的分析与借鉴

示范诉讼是群体诉讼的一种重要的替代方式,其功能主要在于用较小的诉讼规模解决群体纠纷中共通的事实或法律问题,促进当事人裁判外解决纷争和预防群体性纠纷的发生,且与群体诉讼具有互补性。迄今为止,示范诉讼并未引起我国理论与实务界的关注。因此,要总结我国司法实践的经验,借鉴国外成功的做法,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以指导和规范我们的司法实践。     

中英代表人诉讼比较研究

代表人诉讼是从英美衡平法上发展而来的一种诉讼制度。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代表人诉讼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人诉讼是一种减少诉讼成本的诉讼制度,有利于将人数众多的弱小一方组织起来,共同对抗强势群体。本文通过比较中英两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来更好的认识了解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从而更加有效的保护普通民众的合法权利。     

知识产权诉讼中时间戳取证认证问题研究

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将时间戳概念载于司法文件以来，时间戳在性质上究竟是一种证据还是真实性认定工具就存在较大争议。本质上讲，时间戳只是一种取证认证的辅助技术手段。数字经济背景下时间戳取证认证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地位愈发凸显，针对电子证据原件的理论诟病以及单方取证对于证据效力认证的影响等问题亟待作出司法解释。时间戳作为电子证据取证认证的辅助技术，其功能属性应以诉讼目的为导向。为实现技术发展与制度规制的衔接，应在选择“混合标准”理论接入的基础上将时间戳取证纳入《公证法》规制，给予其法律“正名”。也有必要从规范效力审查以及权利滥用等方面进行证据效力“监督”。     

民事公益诉讼的基本模式研究——以中、美、德三国为中心的比较法考察

民事公益诉讼模式取决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司法政策,新模式的导入为民事诉讼形式的创新提供了契机。在目前代表人诉讼被搁置、集团诉讼短期无引入可能的背景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应采取民事公诉为主导,实验性诉讼、团体诉讼和公民诉讼为补充的模式选择路径。具体建言是:确立实验性诉讼、拓展民事公诉和团体诉讼的适用范围、引进公民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