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罪不诉实体要件把握之我见

刑诉法第一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不言而喻,犯罪情节轻微是决定不起诉的实体要件。司法实践中,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除制度的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中规定了免除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和累犯情节,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增加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可以说已经在刑事立法的架构中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除制度。然而一个制度的真正有效实施,需要一套相应的措施来支撑。因此,对未成年人前科消除制度的相关实施措施进一步细化、规范尤为重要。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探析

为了帮助未成年罪犯更好地回归社会,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均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作了相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构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确定封存对象、条件、内容、效力等实质要件,同时进行相应的程序设计,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进行不断地实践探索和完善。     

试论前科报告制度的完善

刑法第一百条规定的前科报告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控制犯罪的间接手段,对于预防再次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一规定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我国刑法应该明确前科制度的法律地位,从前科报告的期限、内容以及不报告的责任等方面完善前科报告制度。     

浅议我国犯罪概念中"但书"之"退位"

随着我国1997年新刑法的修订,罪刑法定原则随之确立,但是在刑法中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却没有在新刑法中删去。然而,随着这些年来司法改革的不断深化,司法实践的不断升级,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也越来越不合时宜,其弊端也逐渐的显露出来,因此,犯罪概念中"但书"的规定也应该及时的删除。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1〕16号)

为依法惩治窝藏、包庇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结合司法工作实际,现就办理窝藏、包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明知是犯罪的人,为帮助其逃匿,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窝藏罪定罪处罚。     

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

对于是犯罪未遂还是犯罪中止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国《刑法》第23条第1款规定:"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刑法》第24条第1款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这些争论,本文结合实际,从具体的案情出发,用具体的案例来分析了犯罪未遂与犯罪中止的区别,并得出结论。     

信用卡诈骗罪探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和《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明确了刑法中“信用卡”的含义,统一了司法实践中对涉信用卡犯罪的认定和惩处标准,加大了对信用卡犯罪的打击力度,但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立法的完善。     

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

研究司法上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刑法的真实含义是在社会生活事实中不断发现的,司法上的犯罪化,并不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司法机关应当在遵循刑法第3条后段的前提下,积极地实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刑法第3条前段不是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而是基于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特点,为了限制司法机关的出罪权、控制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所作的规定;我国司法上的非犯罪化的空间很小,因而不能盲目模仿西方国家的刑事司法策略与做法。     

民间高利贷不应当入罪

我国刑法并没有规定"高利贷款罪",受传统思想的影响,部分学者主张民间高利贷行为的犯罪化,某些司法工作者在司法实践中甚至将民间高利贷以非法经营罪论。本文指出需要对民间高利贷进行重新认识,文中认为民间高利贷并不是犯罪行为,不应当入罪,更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论。     

浅议我国存在单位犯罪自首的依据及其立法完善

犯罪单位是否存在自首问题一直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所激烈争论的话题,其原因在于刑法条文规定的不明确,部分学者和司法者对单位犯罪自首存在的依据和必要性缺乏充分认识,以及对具体的刑法用语理解差异。本文将分别从法理和法律根据、刑事政策和刑罚目的、现实需要和司法实践等方面指出了单位自首存在的根据和必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当明确规定单位自首及其处罚原则的立法构想。     

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规定的思考

贪污贿赂犯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所要重点打击的对象,但是我国刑法第八章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不尽完善,因此需要改善有关规定。本文指出刑法中有关贪污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需要适当扩大、在立法技术上应该进一步优化,消除其中的法律漏洞,同时还应该完善罪名设置,可以考虑增加罚金刑和资格刑,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最近审议中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在上述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值得肯定。     

贪污犯罪认定问题研究

贪污犯罪是一种比较常见的职务犯罪现象。我国1997年修订刑法时,借鉴了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五条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一条的有关规定,将贪污犯罪和贿赂犯罪从其他类罪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一章独立规定下来,并且根据新形势下惩治此类犯罪的司法实践和客观需要,对贪污犯罪进行了必要的修改、补充和完善。此次修改、补充和完善,对于打击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赃枉法,最大限度地遏制腐败,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司法实践中,具体认定和处理此类犯罪,仍然有不少问题难以理解和把握,诸如贪污罪及其主体的界定、共同犯罪问题、罪与非罪和此罪与彼罪问题等等。在本文中,特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谈一些在办案实践和学习中的相关见解,力求达到有助于司法实践的目的。     

两高司法解释“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规定解读

两高于2013年4月4日下发了《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2条第1款"曾因盗窃受过刑事处罚"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一定争议,包括对该规定时间效力的把握、盗窃前科的界定和受过刑事处罚范围的理解。检察机关在适用该款规定时,应当站在刑法体系整体协调的高度,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的刑事法律时间效力原则,运用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坚持刑法谦抑和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司法理念,有理有据、不枉不纵,确保检察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     

聚众犯罪若干问题辨析

由于聚众犯罪的特殊性,刑法分则对大多数聚众犯罪,法律明确规定了犯罪主体.但是,对于少数聚众犯罪,立法没有规定责任主体,由此产生了诸多弊端,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聚众的共同犯罪中,追究各共犯人的刑事责任,应结合刑法总则和分则的相关规定加以解决.     

关于我国刑法中的"单罚制单位犯罪"的疑问与立法建议

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据此,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的是"以双罚制为主,以单罚制为辅"的处罚原则,我国刑法规定了"单罚制单位犯罪".     

论贪污罪中委托的“界定”

为了更好地保护国有财产,我国《刑法》特别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在受到国家机关等特定主体委托而管理、经营国有财产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该财产时,以贪污论处。在司法实践中,哪些人员能够成为该条款中的犯罪主体容易引起争议。本文拟通过对《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二款中的关键词"委托"的界定,旨在明确该款的适用条件,为司法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涉枪涉爆犯罪的法律适用分析

2001年关于涉枪涉爆犯罪的司法解释出台后,司法实践领域在法律适用和量刑均衡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本文结合相关刑法理论,从分析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就此发布的“通知”和司法实践的现状入手,对有关涉枪涉爆犯罪的法律规定和法律适用问题作了研究,并就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建议,力求促使涉枪涉爆犯罪的相关规定更具科学性、刑事司法结果更具公正性。     

妨害公务罪立法缺陷探讨

从司法实践来看，《刑法》第277条第一款对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和犯罪方法的限定是有缺陷的，亟待完善。笔者用两个案例来说明此问题。     

犯罪故意中的违法性认识研究

古罗马法格言曰:"不知法律不免责"。这说明传统刑法理论并不要求在犯罪故意中有违法性认识。我国刑法关于犯罪故意的规定也未提出明知行为违法性的条件。然而随着刑法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违法性认识是否是犯罪故意的必备要件,刑法上的违法性认识是什么意义上的违法性,中外刑法学者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纵观刑事司法原则与时俱进的发展方向,横看世界各国立法改革的大体趋势,笔者认为,我国刑法也应以违法性认识取代社会危害性作为犯罪故意的成立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