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三地公共场所禁烟立法的比较与借鉴

在现代社会中,吸烟者的吸烟自由与被动吸烟者的生命健康权存在冲突,家庭等非公共场所中产生的矛盾可妥善处理,但是在公共场所中发生的相关冲突则应诉诸公权力的干预.各个国家及地区已经普遍建立公共场所禁烟制度,我国台湾、香港地区相关立法堪为大陆立法借鉴.比较两岸三地立法,公共场所的界定是控烟的关键,管理体制的建立是控烟的重要保障,处罚机制的设计是控烟有效实施的基础.     

控烟立法的基础与吸烟者的权利边界

控烟立法旨在控制烟草制品的危害,保障公众的生命健康权,同时也涉及到对吸烟者的权利限制。吸烟自由构成了吸烟者的一项重要权利,但必须以不得侵害他人为权利正当行使之边界。在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由于其可能危及到公众的生命健康权而构成了对这种权利的不当行使,也成为国家公权力介入的正当理由和行使的边界。控烟立法的关键在于正确界定吸烟者的权利边界,合理配置国家公权力,同时也需要对于吸烟者的信息知情权及其生命健康权建立相应的保护和救济机制。     

控烟立法与“吸烟权”的边界

控烟立法旨在控制烟草产品的危害,而与此同时却也触及到吸烟者的自由和权利.政府公权力介入烟草产品的管制,是否侵害了公民吸烟的合理权利？政府在控烟上的公权力的正当性源于何处？控烟立法与吸烟者“吸烟权”的边界又在哪里？本文将通过探讨控烟立法与“吸烟权”的界定,明晰各方权利义务的配置,为政府合理运用公权力进行控烟提供依据.     

公共场所禁烟无关歧视

有人认为，禁烟与禁毒不同，许多国家控烟只是在教育和医疗两类机构．所以，中国在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的举措过于严厉，还有人认为，吸烟是人的权利，而控烟是对吸烟者权利的侵害，是一种人群歧视。     

我国公共场所控烟立法历程——以上海市为例

本文旨在以上海市为例梳理我国公共场所控烟立法的发展历程,从法律角度分析对比各项法规,并在此基础上对《送审稿》提出相关建议。     

上海市控烟立法背景与内容综述

备受社会关注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于2009年12月10日获得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该条例将于2010年3月1日正式实施。本文简要介绍本次控烟立法背景,并解读本次控烟立法的主要内容。     

对公共场所控制吸烟问题的立法解析——以《广州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制定为例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进行控制，已经成为政府营造文明健康的社会环境、履行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的一项重要工作。广州即将于2010年11月举办第16届亚运会，在这一背景下，广州市控烟立法显得刻不容缓。广州市人大法委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公共场所控制吸烟立法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广州实际，平衡各方面利益，制定了纩州市控制吸烟条例》。本文作者作为承办该条例的具体工作人员，试图以该条例制定过程中遇到的难点问题为切入点，尝试从立法的角度对每一个难点问题作出解析，以期读者能对广州市控烟立法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政法要闻

卫生计生委将推进控烟立法 2013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为贯彻通知精神，卫生计生部门将着力抓好以下工作：加大控烟宣传和健康教育力度，制作播放控烟公益广告，将卫生计生机构全部纳入无烟环境创建；提供戒烟服务，规范戒烟门诊，     

控烟,路漫漫兮

吸烟危害健康,这一常识应该说已经家喻户晓,媒体对此也有广泛的宣传,全国各地立法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也愈来愈普遍。然而令人忧虑的是吸烟的人数并没有减少,青少年和女性吸烟的反而愈来愈多,受二手烟危害的公民3年内增加了2亿人。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方,我国的控烟效果微弱。原因有很多:法制不健全,缺乏良好的控烟社会氛围,烟草财政,公民素质参差不齐等等。毫无疑问,在控烟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在控烟的征程中,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对北京市控烟工作十二五规划的建议

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于1995年启动立法持续以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2008年204号政府令，将禁止吸烟的场所从单纯公共场所扩大到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以后，在无烟出租车、无烟商场、无烟医院、无烟学校等方面我市均走在全国前列。但调查发现全市1700万常住人口中仍有吸烟人口320—340万左右，虽然90％以上的吸烟者能够遵守政府令的要求，但还有9．1％的重度吸烟者明确表示，难以遵守政府令和法规的要求，     

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法律制度与政策机制的建构创新——结合广东省相关实践考量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实现森林生态价值、发挥森林作为生态环境建设主体作用的基本保障。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历经由政策个别调整到立法普遍调整的渐进过程，且部分地方（如广东省）立法及政策试点实践已获得某些示范性经验。然而，相关政策法律机制还存在亟待解决的矛盾问题，特别是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投入与利益保障机制需要合理构建，这是全面推进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关键。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与立法现状，结合广东省等相关实践考量，重在探索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规范及实施机制的创新思路。     

Video surveillance in public space in China

Video surveillance device has been widely installed in public places at present. How should the right of privacy under video surveillance in public space be considered and protected effectively? There is no enough attention in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of China, which results in a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attitude in the judicial system of China. In fact, it is supposed to have privacy interests in public space. Privacy is not simply an absence of information about people in the minds of others. Moreover, it is the control over information about ourselves. Unlike casual glimpse by passers-by, the continuous, intentional and intensive focus of video cameras make individuals lose control of their information, which consequently leads to lose their privacy interests in public space. Thus, in order to protect personal privacy interests and defend personal justice in public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regulate video surveillance in public space in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信息公开立法

公众对信息自由和知情的诉求，行政机关的职能保密和习惯保密，这二者构成了我国现阶段失序性社会纠纷中舆论冲突的主要矛盾。这类舆论矛盾的解决溢出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程序性和技术化范畴。信息自由权是基本人权，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义务。作为一种国际趋势，最大限度公开是信息公开的基本原则，由于公开与保密界限确定的复杂性，立法者应当尽可能将公开的范围明确化，避免严肃的法律变成可以让政府机关“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确定”并选择“重点公开”内容的指导性意见。我国应当从信息公开的原则、信息主体范围、信息公开手段、知情权救济机制等方面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     

利益冲突的法律控制

转型时期的中国正面临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核心问题是控制日益表面化的利益冲突。法律对利益冲突的控制应从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用立法建立起服务于最大多数人最大利益的利益整合制度,分配利益,保障利益和协商利益,在宏观上防范利益冲突的发生;二是用司法建立合法利益的救济机制,抑制非法利益,平衡合法利益,包容法外利益,在微观上解决具体的利益冲突。     

论公共摄像监视——以隐私权为中心

目前，在公共空间实施摄像监视已日益普遍。如何看待公共空间中摄像头“注视”之下的个人隐私权并予以相应保护，我国现有的立法尚未予以足够关注，司法上亦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事实上，个人身处公共空间，亦有其隐私利益存在。因为隐私并不仅仅是他人头脑中关于人们自身信息的某种缺失，而更多的是，人们对于自身信息的控制。摄像头长时间地有计划地有目的地注视，不同于路人偶然无意识的一瞥，它将使人们因此而丧失对自身信息的选择暴露权和控制权，从而导致个人在公共空间的某些隐私利益的丧失。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从立法上和司法上规范公共摄像监视行为，捍卫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必要的隐私利益，维护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个性正义。     

公安机关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

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是当今世界各国在纠纷解决和司法制度发展中面临的共同课题，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则成为公安机关现阶段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以新时期公安机关参与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理论基础为依据，分析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找出公安机关在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中的困境，提出完善公安机关化解矛盾纠纷多元机制的建议。     

论征收中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与司法审查

公共利益原则是不动产征收中的重要原则,也是规制征收权的基本手段。公共利益具有不确定性,立法上无法对其作出准确界定,因此,应当确立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验证标准,以考量不动产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原则的要求。同时,为使公共利益的验证标准发挥作用,应当构建一种有效运作的动态机制,即建立公共利益司法审查制度,赋予法院对征收之公益目的性以司法审查权和积极审查职责。     

反倾销公共利益审查目的论

我国反倾销立法新近的修改确立了公共利益审查原则。正确理解反倾销公共利益审查的目的,是正确适用这一原则的前提。认为反倾销公共利益审查具有三个目的:加强对反倾销的立法控制;为国内相冲突的利益提供一个协调机制;加强反倾销立法的可合理接受性。     

中国代孕制度之立法重构——以无偿的完全代孕为对象

我国现行规章对代孕持一概禁止的态度。由于特定形式的代孕具有权利基础,符合公序良俗,能缓和家庭矛盾,符合市民社会中“人”的影像和中国传统文化,加之域外立法例对特定形式代孕的承认,这一切,使得特定形式的代孕在我国的合法化深具可行性。我国未来代孕立法的基本原则,应坚持人工生殖技术的共有立法原则与代孕技术的特有立法原则相结合的模式,未来立法应对代孕制度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规定。     

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的内在逻辑

国家立法与社会资源分配之间的内在逻辑发端于各社会群体之间矛盾冲突的客观存在性。为了调和各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政治国家便赋予国家立法以平抑社会群体矛盾冲突的功能性，因此，国家立法便具有了对有限社会资源分配的本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