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警察是社会文明秩序的护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警察权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公民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必将严重损害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全方位法律规制。     

从"钓鱼执法"谈如何加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随着一些行政违法案件日益组织化、智能化和复杂化,采用常规的检查手段已经难以满足打击和制裁违法行为的需要,于是＂钓鱼式＂行政执法便应运而生。＂钓鱼式＂行政执法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人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所以,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法律规制。     

论警察权力滥用的预防和监督

警察权是公权力。因此,人民警察要严格按照法定职权行使权力。警察权的滥用不仅是对合法权益的侵害,而且将会影响到人民警察执法为民的形象。对警察权滥用的预防和监督,必须通过提升人民警察的素质,改革现有管理体制,清晰界定警察权的范围,完善内外监督体制等措施。缩小警察权力滥用的土壤,人民警察必将散发出更多的正能量,更好的维护国家安定和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有序的发展。     

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写在1982年《宪法》实施三十周年之际

30年来,1982年《宪法》实施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国家权力关系调整与权力秩序变革的历程。在这一历程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即为权力的分解、位移与下沉。其中,权力的分解乃促使国家集中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国家社会分享型权力结构模式演变的内在驱力;权力的位移系引领单一完整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多元分散型权力结构模式演进的制度诱因;权力的下沉则是推助中央集权型权力秩序模式向地方层级分权型权力结构模式变迁的核心要素。     

论国家紧急权力

国家紧急权力是国家在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所行使的一种不受民主宪政的分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一般限制的国家权力,其目的是通过必要的权力集中与人权克减来达到消灭危机、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目的。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涉及到所有的国家机关,三权分立的宪政原则要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三权合作,以便集中所有的国家机器来应对危机。国家紧急权力的行使由于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与独裁性,因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制约机制以保证紧急状态的宣布不会成为独裁专制的开始。     

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初探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运行化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对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新思考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要素化和运行化的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要素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论违宪审查权的平衡作用

把国家权力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部分,在不同种类的国家权力结构内进行相互作用达到平衡是宪政运行的秩序要求。违宪审查权是国家权力结构之外的具有独立属性的一种权力,它以保持权力结构的稳定、维护宪政秩序为目的。违宪审查权的上述特质决定了构建违宪审查制度应充分考虑本国历史因素的影响。     

法庭警察权研究

法庭警察权乃法院为维护法庭秩序及审判的威严所享有的采取秩序措施及施加秩序罚的权力。法庭警察权有妨害预防作用、妨害排除作用与妨害制裁作用三种基本形态。基于法庭秩序维护的实效性与法庭警察权实施基础的客观实在性,法庭警察权依附于裁判权,由担当裁判权的法院行使。法庭警察权以功能意义上的法庭为其实施的时空范围,以妨害法庭秩序及审判威严的行为及状态为规制对象。对于妨害法庭秩序的行为实施何种作用形态的法庭警察权取决于法院的合目的性裁量,应受比例原则的规制。法庭警察权在我国由三大诉讼法分别规范,不仅未能科学地体认法庭警察权的性质,也未能正确地廓清法庭警察权应有的实施边界,加剧了司法实务中法庭警察权制度适用之乱象,亟待统一立法构建。     

论权力与权利的一般关系

在某种社会关系中,权力是一方当事人作为权力的拥有者促使受权力管辖的另一方当事人服从前者意志的力量;而权利则是一种被认为正当的权力.权力与权利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现为一方面,权利的具体类型与内容都要依赖于社会权力结构的现实状况;另一方面,如果权力要稳定地存续下去,就需要向权利转化.在法律活动中,由法律所规范的权力已经转化为法律权利.法律关系就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非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中国宪法中的权力秩序

宪法是国家权力秩序的基础;从现行宪法的规定来看,我国存在着统治权力与自治权力、政治权力与法律权力、意思性权力与执行性权力、全国性权力与地方性权力四对权力关系。如果说这四对权力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中国宪法权力秩序的基本内核,那么理顺这四对权力关系,并保持各对权力之间的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平衡,则构成了未来中国宪政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     

财政权之法理探究

财政权在主体上与宪法主体相耦合,其行使是一种宪法权力行为,在实现程度上是对宪法财政调整机制有效性的一种测量,因此,财政权的形式表征是宪政法律秩序。财政权的内容实质既表现为宪法层面的契约性经济权力,也表现为行政法层面的行政性经济权力,还表现为经济法层面的调控性经济权力。财政权具有经济人权根源,国家对财政权的行使,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履行保障经济人权的宪法义务。财政权的真正主体应是全体人民,所以,经济人权是财政权的权源。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国际法思考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确立二战后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求,建立在以安理会为核心、以联合国为基础之上的国际集体安全体制,面临新问题时显得危机重重。国际情势的变迁,严重震荡着安理会原有的权力结构以及由此确立的权力秩序,与此相关,国际法律秩序也遭遇严重挑战。安理会改革的主张各有利弊,其中涉及诸多的国际法律问题,解决好这些问题,有助于安理会改革的顺利进行,并期望由此推动和平稳定的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以法律制约权力”辨

本文是对学术界经常表述的“以法律制约权力”概念的辨析 ,作者认为 ,权力制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对权力的控制、约束和阻止 ,因而从形态上体现为动态的法律行为而非静态的法律拟制 ,因而 ,法律只能支配权力、规范权力而无法制约权力。同样 ,“以道德制约权力”、“以责任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等提法同“以法律制约权力”一样 ,均混淆了权力规制与权力制约的区别。本文涉及了权力制约的实质内涵 ,研究了权力制约的法律特性。     

公司经理的代理成本与法律规范

伴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公司经理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所带来的代理成本使对经理的法律规范成为必要。当前实践中经理权力的扩张甚至滥用亟需法律作出新的调整。与经理权力运作密切相关的我国“内部人控制问题”有其特殊的经济发展背景。世界各国对公司经理的权力规范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 :权力的分离和权力的监督、制约。公司经理承担的责任应予强化。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     

论警察权力

警察权,这是警察法学和警察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我国,警察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体现警察职能的国家权力,并把警察权等同于公安机关的职权(公安大学出版社《公安学概论》第62页)。而作为人民警察依法所拥有的权力,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在执法实践中,警察权不仅是一项国家权力,也是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时所享有的职务权利。明确人民警察即警察官的权力,对于提高执法水平,健全民主与法制,建设现代警察意义重大,有加以认真研究之必要。     

法治视野下刑事警察权的合理构建

刑事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警察权具有垄断性、广泛性和重大性的特征,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造成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从法治的理念出发,对警察权进行分权和限权、以权利制约权力、健全相关制度,从而合理构建刑事警察权是文章之要义.     

全球化视野中的法理念变迁

法律的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传统的法理学理论是以民族国家为时空背景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必然产生法理念的变化.从法的基础、法的本体、法的价值这三个方面对全球化视野中的法理念的变化作了初步探讨,并指出互动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是法的基础、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互动而生成的多元秩序是法的本体、人权观念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观念是法的重要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