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式”执法及其违法性分析——以上海两起“钓鱼事件”为例

近些年来,随着公共交通运输的发展,通过非法运营谋取利润的＂黑车＂也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取证难,交通执法部门很不容易认定车辆存在非法运营问题,于是这些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采取了所谓的＂钓鱼式＂执法。本文将以最近发生的两起＂钓鱼事件＂为例,总结＂钓鱼式＂执法的概念,分析＂钓鱼式＂执法是否合法等问题,力图得出解决的途径和措施。     

关于“钓鱼执法”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分析

引起全国关注的2009年上海浦东新区发生的＂黑车倒钩＂事件,至今仍是各界热议的焦点。＂钓鱼式＂行政执法是否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可谓众说纷纭。本文试从上海浦东新区发生的孙中界＂钓鱼式＂执法一案开始,并结合刑事法中与其相类似的＂诱惑侦查＂,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以论述＂钓鱼执法＂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与否。     

多点理智谈“钓鱼”,多点智慧谈执法

为方便搜集证据、打击行政违法行为,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屡屡被运用到行政执法中,即人们所称的＂钓鱼式＂行政执法。不久前上海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孙中界、张军等钓鱼执法事件,社会各界对此反响几乎是一边倒的职责和声讨。然而针对目前略显错综复杂的交通运营环境,＂钓鱼执法＂的存在或多或少应具备一定合理性。目前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尾随其后的道德缺失抑或于法无据,而是通过怎样的途径引申至行政执法,督促其日益完善。     

警察权软实力的建构

在传统观念中,将＂暴力＂、＂强制＂、＂武装＂等作为警察最主要的属性,必然导致在警察权的设置上强化其暴力性或强制性,在警察权的运作过程中常采用暴力或强制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传统的警察观和警察权力观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不相适应,也与其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存在价值和根本职能不相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对警察权提出了新的要求。应当通过合理定位现代警察权的职能和角色,准确设立警察权的运作目标,正确树立警察权行使的理念,科学选择警察权的运作模式和依法改进警察权的实施方式,来建构警察权的软实力,以保障警察权的设置和运作能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新要求。     

论我国警察权行使的法律规制

警察是社会文明秩序的护卫,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保证,警察权的状态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标志。在现代国家中,警察权是与公民联系最密切的公共权力之一,它以限制公民的自由为主要特征。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警察权的滥用必将严重损害公民的权利。因此,权力的行使必须接受法律的规制。警察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警察权的行使直接涉及公民的人身自由和财产,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危和切身利益。为了防止警察权被滥用,规范警察行政,必须加强对警察权的全方位法律规制。     

浅议“钓鱼执法”的正当性

为方便搜集证据、打击行政违法行为,刑事司法中的诱惑侦查手段屡屡被运用到行政执法中,即人们所称的钓鱼式行政执法。不久前上海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孙中界、张军等钓鱼执法事件,以案说法,浅近探讨其正当性及对今后行政执法的建议。     

论警察权与公民权的平衡

警察权与公民权作为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一种代表,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现实的实践中都可能存在冲突。被曝光的佘祥林案、聂树斌案等,都是公民权与警察权之间冲突的典型案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社会治安越来越复杂,警察权的扩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警察权力侵犯公民正当权利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在对警察权力的规制和控制过程中,矫枉可能会过正,当我们大刀阔斧地限制和约束警察权力时,削弱的警察权有可能因力量不足难以维持秩序。厘清二者冲突的根源,在博弈的过程中探寻警察权与公民权的＂黄金分割点＂,最终实现公民权有效保障与警察权高效运行的统一,努力达致既合理维护公民权的正当内容又充分保障警察权必要运行的和谐环境。     

刑事侦查权与治安管理权分离刍议

我国公安机关的警察权是刑事侦查权和治安管理权相混合的结构。这不利于相关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独立运行,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为建设法制文明,使警察权更好地发挥维护秩序、保护人权的功能,就要明确划分警察公共管理活动中的权、责范围,把刑事执法权和行政执法权分开,刑事执法权由中央统一行使,行政执法权由地方分别行使。     

法治视野下刑事警察权的合理构建

刑事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警察权具有垄断性、广泛性和重大性的特征,其在运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造成了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严重侵害.从法治的理念出发,对警察权进行分权和限权、以权利制约权力、健全相关制度,从而合理构建刑事警察权是文章之要义.     

民警开枪射击法律界限探讨——基于比例原则的分析

民警开枪射击的法律界限,就是必须遵守比例原则,满足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的要求。在警察使用枪支的时候,警察的强制力最容易侵犯到公民的健康自由权和生命权。所以我国必须修订《警察法》,使比例原则法律化,有效规范警察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而且必须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法》,使《条例》这种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而为民警开枪射击确定法律界限,使警察权和公民的基本人权得到平衡。     

论“署名权”应改为“保护作者身份权”

我国现行著作权法中规定的"署名权,即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与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曾拟定的"署名权,即决定是否表明作者身份以及如何表明作者身份的权利"的表述,都以偏概全,名不副实。其实署名权是表明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表明作者身份权又是保护作者身份权的下位概念。建议在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中,将"署名权"改为"主张作者身份和反对损害作者身份的权利"的保护作者身份权。我国著作权法中的著作人身权应当由保护作者身份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与发表权共同构成。     

从“无私”到“隐私”——论我国隐私权观念之变

我国侵权责任法对隐私权的确认不是一个普通的法律事件,还是一个昭示时代精神转变的历史事件。在中国文化历史中,从宣扬＂无私＂到习惯＂疑私＂再到接受＂隐私＂,这是对人的自由的肯定。自由是当代法律的精神所在,也是隐私权制度的核心价值,换言之,隐私权就是自由生活的权利。     

论"因诱之罪"应如何定罪——以有限肯定诱惑侦查为前提

诱惑侦查从产生到现在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并在实践中推广开来。诱惑侦查的价值虽然颇受争议,但大部分人都认可诱惑侦查在一些无被害人的案件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是应当在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上加以进一步规范。同时,诱惑侦查这一诉讼手段在实体法上会产生相应影响,由此产生的"因诱之罪"的未遂、预备犯罪形态,与一般犯罪主体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有所不同,所以处罚时应当适当予以减轻或从轻;"因诱之罪"中的既遂、中止形态,由于司法机关的主动引诱而应相应减轻犯罪主体的刑事责任。     

谈乞丐“说话”的权利

听证制度这一源于英国古老自然公正原则的程序制度,作为程序法治的核心而载誉悠久,影响深远。何来听证制度有如此之盛誉呢?其关键就是:任何人在受到不利裁决之前都有申辩的权利,即“让人有说话的机会”。如此说来,不是听证制度好,而是如何让人“说话”制度备受人们的青睐。现代     

对“宪法——富强”思维范式的再思考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和开放的经济政策,制定和完善了保障财产权的法律法规,使人们获得了广泛的经济自由以及私有财产的安全,这不仅向立宪主义的价值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而且使我国获得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经济繁荣,并验证了个人自由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     

论“弱势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

相对于生产者、经营者而言,消费者明显处于市场交易中的弱者地位,法律应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但消费者又可分为一般消费者与“弱势消费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缺乏明确系统的规定,使得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去正确地依法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因此对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方式尤其是“弱势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方式的研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论"抵抗权"的三个维度

抵抗权观念是西方宪政传统的重要基础之一,和自然法观念互为表里,但它常被误解。从历史实证维度来看,抵抗权与自然法理念共荣;从分析实证维度来看,抵抗权难以制度化为人权的法定形态;从价值分析维度来看,抵抗权观念在宪政秩序中具有一定意义。     

Teaching "street law" to the criminally insane

A course in "Street Law" was taught to forensic patients by law students, following a format used by Georgetown University Law Center. Although the course has been taught to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inmates of correctional facilitie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it has been extended to mental patients found not guilty of crimes by reason of insanity. An outstanding feature of the course was marked enthusiasm shown by patients who, through long institutionalization, had become apathetic, indifferent, and despairing. Their readiness and ability to learn brought to mind a couple of old sayings often heard around mental hospitals, "I may be crazy but I'm not stupid," and "Sometimes you can't tell the patients from the staff." The staff of at least one ward has picked up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use as a central theme in treatment of patients, not abandoning traditional methods, but shifting the emphasis from therapy to teaching as a way of getting the patient's interest in his own rehabilitation. Judges, reviewing cases for release, have looked quizzical when the patients'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a "law course" has been used as evidence of satisfactory progress.     

在依法的旗帜下“互动”

有媒体发消息,为北京市工商局在网上的官民互动谈政风叫好。其实呢,更为广义的更应叫好的官民“互动”还很多。比如说吧,官员要依法行政、依法司法,公民要依法办事、依法行事,这大约是不难知晓的常识。然而,当因不依法而动造成官员侵害民权、公民危害公共利益、社会秩序时,又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