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证据中的若干法律问题

行政证据是行政程序中具有法定形式、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并经行政主体查证属实的一切事实 ,行政诉讼证据从本质上说就是行政程序中的证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证据的种类、来源、属性、程序、效力及审查判断等方面的规定 ,既是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审查行政行为证据合法性的依据 ,同时也是建立行政证据规则的依据。而且 ,还应当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确立行政程序中的“谁主张 ,谁举证”规则、证据调查和取证的期限规则以及案卷排他性规则。     

行政诉讼被告举证程序之分析

行政诉讼的特点是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复审 ,被告必须依法定程序规则提供证据。《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确立了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制度和程序规则 ,已经建立起符合行政诉讼证据特点的被告举证程序规范体系。然而 ,由于缺乏进一步的规则保证被告举证规则的实施 ,以致有些程序规则在实践中产生问题。因此 ,应当建立被告提供全部证据的认定规则、法定期限内举证的证明规则、延期举证的正当事由判断规则、管辖权异议后的举证期限规则 ,以保障法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功能的发挥。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论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中的证明责任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与普通行政诉讼在证明责任上存在重要差别,现有的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其中的问题。其中,认定政府信息属于国家秘密的证明责任,依申请公开中关于申请条件的证明责任,信息不存在的证明责任,以数据电文形式提出申请的证明责任,都需要在现有证明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范围责任规则——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依据

本文在界定证明责任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行正诉讼和民事诉讼差异的分析,认为应当以修正规范说来确定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并进而行出应当以范围责任规则作为行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依据的结论.     

论工伤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单一性与工伤行政诉讼的复杂性相冲突,工伤认定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依申请对工伤事故的性质进行确认,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并不是劳动关系的参与者,要求行政部门做出工伤确认时对事实证据全面掌握是不可行的.所以,法院应该考虑行政程序证据与行政诉讼证据的承接性,以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目标,通过对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从而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在工伤案件中,作为申请人的受伤害职工承担初步证明责任,证明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和人身受到伤害的事实,但受伤害职工不承担因工而伤的因果关系证明责任;法院对受伤害职工提供的新证据是否采纳,应当根据具体案件的诉讼请求、诉讼地位以及行政程序的具体规定等诸多环节并结合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则进行综合考量;虽然用人单位相对于行政部门处于弱势地位,但与受伤害职工比较又处于强势地位,用人单位举证不能时可以直接推定工伤.     

论我国行政诉讼举证责任规则的配置与适用

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和证明责任是具有实质区别的两个范畴.割裂二者关系会阻碍对行政诉讼举证责任问题的科学认识.从诉讼制度史的角度看,行政诉讼制度源于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配置所采取的立法态度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诉讼法对这一问题的立法趋向.在合理吸收民事诉讼举证责任一般原则的相关配置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行政诉讼法根据行政诉讼的自身属性,突破了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模式,采取了"被告负举证责任"的配置规则.从行政程序及行政诉讼程序两个领域对这一规则的适用予以考量是科学认识并掌握其运行机制的最有效路径.     

中国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模式与规则重构

证明责任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亟须正本清源。在学理上,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存在三种模式:成文规则模式、个性化研究模式与利益衡量模式。行政诉讼的复杂性与当事人举证行为的灵活性决定了成文规则模式难以确保个案公平。而个性化研究模式与利益衡量模式亦因其个案性与事后评价而难以为当事人的举证提供有益指导。域外通行的规范理论因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可以为矫正我国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规则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研究

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诉讼法上的永恒话题。本文认为,被告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证明责任是对《行政诉讼法》第32条的正确解读,但是被告证明合法性理论的支持理由存在诸多缺陷,具有实质正义的规范理论仍应成为行政诉讼客观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理论。     

行政裁决证据规则初论

证据规则在行政裁决程序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行政裁决应当确立行政机关依职权调查案件事实原则.行政裁决证明责任分配办法是"谁主张谁举证",行政相对人分别承担证明责任;行政裁决程序应当采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行政诉讼与行政司法制度关系探析

本文从行政诉讼和行政司法这两种行政救济制度的比较着眼,论述了各自的功能和性质,并进一步阐明了行政司法中最重要的行政复议程序与行政诉讼间不断发展的关系;并对行政指导和行政合同这两种特殊的、非强制性的行为出现对行政诉讼和行政司法关系的促进等问题作出了阐述,提出了作者的意见和建议。     

行政登记行为辨析

登记依据其应用领域不同,可分为私行政登记和公行政登记(或称行政登记)。私行政登记是指应用于私行政领域的登记行为,公行政登记是指应用于公行政领域的登记行为。行政登记不是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模式,它只是一种灵活简便的行政管理方式或手段,具备多重性质。本文通过辨析,对行政登记行为的性质进行定位,确定行政许可、行政确认、行政监督等不同性质状态下的行政登记。     

比较行政协助制度研究

行政协助制度是许多国家或地区行政程序立法中的一项着墨重点,究其原因,与行政协助可以克服科层制固有的官僚弊病,提高行政效率,充分发挥政府一体的机能有着密切关系。行政协助制度包含许多内容。我国正在进行的行政程序立法也将行政协助制度作为一项重要内容,但如何作出完善、合理的规定,还应当充分研究、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相关规定。     

可撤销行政协议的价值与认定

司法解释创设了可撤销行政协议制度,其既能处理行政协议无效以外的其他效力瑕疵,又能保障当事人的自主权,有利于行政协议效力体系的完善。可撤销行政协议的认定可遵循如下标准:行政协议中缔约行政机关不具有法定职权的,应以无法定职权为由撤销;程序违法超过轻微程度应以程序违法为由撤销;不具备缔结前提或内容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应以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为由撤销;缺乏必备条款的协议不宜撤销;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课予相对人对待给付义务或对待给付义务无助于行政任务履行的,应以滥用职权为由撤销;双方给付义务失衡或无正当合理关联的,应以明显不当为由撤销。撤销行政协议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不予撤销。     

裁量不作为的要件分析——基于法院判决的观察

裁量不作为既是行政不作为的基本形态,也是行政裁量违法的重要类型,其构成须同时具备裁量权之存在、决定裁量权之享有、决定裁量权之滥用等要件。以法院判决为考察重点展开对裁量不作为构成要件的分析,对于推进行政不作为的类型化研究以及限制裁量权的滥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理论探讨

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因而内部行政行为对公务员的权利和义务有重大的影响。我国行政诉讼法将其列为不可诉行为之一。本文建议我国内部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应该首先借鉴外国成功经验，明确理论及现实依据，统一立法认识，然后确定内部行政行为可诉性标准，并确定法院审查的方法，由此提出了将其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构想。     

行政组织法基本范畴与新课题

行政组织法是宪法和行政法的重要内容之一。一般认为,现代意义的行政组织,是指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公共事务的行政机关以及其他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的总体。行政组织与行政机关、行政机构、行政主体含义不同,行政组织授权与法律法规授权,行政主体与行政执法主体等基本范畴也需要梳理和辨析。行政组织法对于配置职能权限、规范机构设置和编制、依法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也应引起重视。     

抽象行政行为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赋予法院对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权，既有充分的学理和法律根据，又是行政权力行使的现状提出的要求。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研究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推动全面改革的突破口,是本轮行政改革的关节点。目前,行政审批制度存在着的一些观念性、体制性以及法律政策方面的问题,制约着改革的进程。因此,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须在宏观层面激发市场和企业活力为终极目标,建立权力清单制度,建立系统的简政放权工作体系,以实现下放行政审批权力的顺利承接。     

反思与超越:中国行政主体理论批判

随着中国现代行政法理论的深入发展与法治行政的实践需求,20世纪80年代末因行政诉讼确定被告的需要而构建的中国行政主体理论——"诉讼主体模式"——所固有的缺陷渐渐暴露出来。为此,我们需要从本土化、正当化和功能化三个层面,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行政主体理论——"分权主体模式"——的基础上,重构中国现代行政法的行政主体理论,并以渐进的方式替代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以期回应当下中国法治行政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