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演变、转型趋向与有效途径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的背景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表现为以国家权力和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化为主线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以资源流动转向为标志的城乡关系的改善、以问题为导向的农村改革梯级深化、以农民分化和组织重构为特征的农村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等。这种背景变化使我国乡村治理出现了一些明显的转型趋向,主要表现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聚焦"治理有效"导向、注重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加强城乡治理资源统合运用、突出文化引领与"三治"结合等。为适应背景变化和转型趋向,我国乡村治理必须要塑造党组织领导下的多元主体有效协同共治格局、全面加强乡村治理组织和制度建设及能力提升、大力提高农村民生改善精准性和实效性、统合运用城乡治理资源、着力提高文化引领和"三治"结合水平。     

富人治村的兴起及其政治社会负效应

税改以来,"富人治村"成为乡村治理一种新现象,它的兴起是农村阶层分化、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和乡镇治权弱化共同型塑的结果。富人村干部通过"以私济公"来建构权威,以"利益联盟"进行权力运作,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这给乡村政治社会带来一些不良后果,一方面造成了国家权力在基层退缩,另一方面使得村庄治理向"封建化"方向发展。在富人治村已经成为普遍趋势的情况下,健全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加强村干部培养,使富人村干部在基层民主发展中成为积极且富有建设性的力量,同时,也使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生活,成为基层治理的主体,以实现基层治理的制度化和民主化。     

嵌入性视角下农村基层党组织提升治理能力的困境及应对策略

农村是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农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基层党组织能否以自身治理能力的提升推动农村社会的再组织化,这既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关系着党对农村社会的领导能否真正实现的重大问题。根据嵌入性理论,文章认为,基层党组织面临农村社会结构变化、治理主体"多元"但"缺位"、农民价值取向多元化与趋利性并存、党和国家对农村政策的战略调整等现实困境,处于"脱嵌"状态。要及时排解这一困境,基层党组织需从组织、制度、文化三个层面重新嵌入农村社会之中,在双方有效互动中提升自身对农村社会的治理能力,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从历史逻辑看农民合作的现实可能

世纪初,国家希望通过税费改革解决三农危机,实现乡村稳定,推动乡村发展.然而在缓解危机的同时,负面效果也在呈现,乡镇资源枯竭加之村干部的"不作为",村庄难以治理,市场冲击下的消费主义兴起,乡村治理又面临新的困境.此时,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使村庄治理的改善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也为农民合作策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村干部报酬的合理分担与补偿——兼评"村财(账)乡管"与"村用省管"

"在乡政村治"的乡村治理格局下,村干部的地位日益凸显.因此,当下乡村治理必须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村干部的积极性问题;另一方面是村干部行为的合法化问题.但是,从制度安排来看,既有村干部报酬补偿机制对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都不能有效地解决.而"村财(账)乡管"与"村用省管"的办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建立村干部报酬的合理分担与补偿机制就显得尤为迫切.本文在对当前村干部报酬补偿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后,提出了采取"国家财政拿一点,集体经济出一点,农民群众负担一点"的办法来解决村干部报酬补偿问题的政策设计.     

从经济发展史看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变迁

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传统的基于落后的自然经济所形成的"政社合一"的制度体系随着经济商品化开始出现变迁.但清末地方自治试行、民国乡村自治的努力、中共建立新政权后人民公社的尝试及改革开放后村民自治的推进,乡村社会重构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性.我国近代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并没能缓解乡村社会危机,农村社会改革的本质问题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重构问题.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以基层腐败为切入点

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在当前社会基层治理中势在必行,而基层腐败作为基层治理中的难点问题和关键性问题,成为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的突破口。基层腐败问题之所以顽固存在,主要原因在于针对基层腐败的各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能有效发挥监督作用:基层民众由于"不知情"和"分散弱势"而"不想、不敢监督";乡镇政府由于行政化依赖而"不愿、不能监督";县级监察机构则由于"鞭长莫及"而"无力、无从监督"。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必须以根除基层腐败为切入点,因此也就必须着眼于基层民众的权利保障,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治理改革,构建民主自治的乡村共同体生活,形成民主化和法治化的治理体系和反腐体系,稳固持久地提升基层治理和基层反腐的水平和质量。     

“双轨政治”重构与村治结构创新——以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为例

中国乡村治理改革提高了基层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程度,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的困境。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建设”通过重构“双轨政治”,有效解决了新一轮基层治理困境。以资源输入为契机,推动村民自治转型,进而激活村民自治的治理活力和治理能力。通过转变政府治理逻辑,培育社区自治组织,激活村庄社会资本,重视乡土社会的治理资源,为基层半正式治理方式让渡空间,进而提升国家与社会的协调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有效对接。     

乡村自主性与基层民主制度创新——以“宁海36条”制度创新为例

“宁海36条”制度创新通过规范村级权力运作重塑了基层民主政治生态,但实践中正式制度规则的运行面临着乡村自主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村干部消极治理、利用制度缝隙积极谋利、以熟人社会关系软化制度约束等。乡村自主性意味着村干部不是完全按照国家意志和制度规范行动,其行动逻辑与村干部角色特征和乡村社会性质有关。在乡村自主性逻辑下,村级权力的有限开放与普通群众有限参与共同形塑了基层“有限民主”形态。由此,基层民主建设不仅要注重制度的创新与完善,更要审视制度实践中的乡村自主性,要在制度与实践的复杂互动中逐步推进基层民主发展。     

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很大制约因素在于广袤的基层。中国古代基层治理有着较为丰富的借鉴资源。纵观中国历史发展,乡绅阶层处于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扮演着独特的社会角色,成为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调节器。他们是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者,是社会公共权力结构的主导者。"乡绅之治"作为传统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在平衡国家权力、促进基层自治,节约行政成本、创造社会财富,构筑乡绅文化、凝聚乡村力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乡绅文化不复存在,但乡村不会因现代化而消失,乡村治理是一个需深入研究的现代化命题。推进乡村自治,是今天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功能阻滞与策略创新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是实现国家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转变和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在需要。近年来不断壮大的农村社会组织较好地发挥了供给社区服务、形塑乡村价值和推动政府转型等作用,初步形成了与基层政府的协同治理。但也面临着合法性缺失的法制困境、行政化侵蚀的体制困境、慈善业余主义的能力困境和社会资本短缺的社会困境。促进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必须把它嵌入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时代任务,坚持法治先行、政府推动、社会组织自我涅槃和社会监督常态化,使社会组织回归乡村社会本身,提高其政社协同整体性供给的能力。     

科层化：基层治理转型的实践及其反思——基于鄂西贫困农村的调研

科层制作为现代社会的理性产物,主要集中在城市和东南沿海等发达农村地区。然而在鄂中农村的调查发现,国家基于基层政权建设和自上而下输入资源管理的需要,推动了基层社会治理向科层化转型。这主要表现为村组干部的改造和职业化、村庄组织纳入到乡（镇）政府管理以及规范办公与档案管理等三个方面。然而,科层制虽然服务了国家的政权建设和资源管理,但是与村庄社会的日常治理需求并不匹配,形成了以形式治理、资源浪费和村干部负担加重等为主要特征的基层治理困境,反而消解了国家政权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违背了国家基层政权建设和自上而下资源输入的初衷。     

税费改革的四重逻辑——兼论税改前后国家政权合法性困境的生成演变逻辑

税费改革旨在化解乡村治理性危机,以解决国家政权面临的合法性困境难题.然而,基于政治运作逻辑的税费改革及其配套改革却在客观上屏蔽了市场逻辑、治理逻辑和公平逻辑的潜在影响,必将给以"政治牺牲行政"为代价的以税费改革为起点的新一轮改革浪潮带来巨大挑战,乡村社会正在或即将陷入以"治理缺位"为轴心的新一轮治理性危机当中,国家政权处于新的政治合法性困境的前夜.     

党领导社区治理的实践与创新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质和一大优势,加强和创新超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为此,成都市委坚持"党建统领、体制破题、发展治理、做活社区"的总体思路,以党建引领社区发展治理作为城市转型的着力点,在理顺党建引领城乡社区治理的领导逻辑、创新党领导城乡社区治理的各类平台、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与基层社会公共空间等方面积极探索,其突出亮点与特色就是破解了超大城市治理中的基本问题——活力与秩序的矛盾,从而实现了党组织对社区治理的有效领导,并推动成都乃至四川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建设,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治理水平,走出了一条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路。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制度建设与基层民主治理秩序重构——基于浙江经验的考察

后税费时期，在国家权力退场和乡村社会规则弱化的背景下，作为基层民主实践的富人治村带来了村庄政治排斥和村级治理公共性弱化的后果。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建设和规则供给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塑造了村级民主选举的规范化、村级权力运行的标准化、村级民主监督的制度化，重构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的规范性和公共性，促进了乡村治理体系完善和治理能力提升，增进了基层民主。在乡村社会分化和治理转型过程中，国家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和规则供给能力的增强，制度建设和规则下乡为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的互动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保障，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和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借鉴。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发展与乡村治理方式的变革和完善

农村社会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我国农村发展中的一个新现象,在农村的社会治理发展、演进中正在产生积极的作用。研究和分析我国乡村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重视农村社会组织在乡村治理方式变革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采取积极措施扶持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和推动基层政府职能转变及体制创新,对于改善乡村的社会治理状况和落实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协调机制的重构:“乡政村治”治理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乡政村治"治理格局和模式既保证了国家赋予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有效运行,又为基层社会提供了新的稳定秩序。但在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镇机构内部、村庄场域内部、乡村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一些不足。从乡村社会实际出发,重构乡村关系协调机制是"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中乡村关系和谐发展的现实路径。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行动逻辑与实践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为新时代乡村发展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全新的价值指向和战略支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而有效治理的核心在于建构一核多元的治理共同体,新时代通过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来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行动逻辑层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遵循的是整合碎片化乡村社会、服务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培育乡村社会自治能力的逻辑;在实践路径方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的核心在于增强乡风文明建设与德治相结合的思想引领、政治吸纳与嵌入动员相结合的组织建设,以及民主决策与执行监督相统一的行动统筹。通过凝聚治理共识、增强治理合力,从而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融合。     

草根领导、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

由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对于农村基层的渗透,农村草根领导层经历了一个兴盛、衰败、复兴的循环周期。当前国家政权的适度收缩致使农村草根领导层缺失是导致乡村治理困境的重要原因。加大社会资本的投入,培育草根领导,可以适度缓解当前的治理困境。目前,一些地区的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草根领导层的缺失。培育草根领导层,必须加大对于乡村社会资本的投入,构建基层政府、草根领导和普通群众信任、合作和互惠的网络平台。一、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草根领导的变迁     

农村社区建设:政府角色与行为研究

农村社区建设是国家对乡村治理的制度性转变,政府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现地方政府从传统压力型体制下的"管治"向农村社区中的"服务"行为转变,对于重构乡村治理结构和促进社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