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变革

信访制度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意见表达方式,也是我国公民参政议政的特殊途径,该制度出现50多年来,对我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信访制度的局限性逐渐显露出来,尤其是最近几年不断出现的"信访洪峰"对信访制度的存在价值提出了挑战。实际上,信访制度仍有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改革信访制度应从整个社会改革的角度着手,关键是推进司法制度的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尤其是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     

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挥人大的法定作用,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内在要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它的法定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向着制度化、法制化和规范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信访制度的功能及实现途径

信访制度承担了利益表达、民主监督、权利救济的功能，本质上作为一种行政救济手段的信访制度人治色彩浓厚，客观上消解了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其制度的内在困境也日渐凸显。要解决信访问题，就必须重构其制度功能、整合信访组织机构、创新其运行机制。     

人大信访机构主导下的和谐信访探析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民意表达和权利救济制度,信访制度显得尤为重要。为使其尽快走上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轨道,在分析其不和谐因素的基础上,对人大信访机构主导下的和谐信访进行了探析。     

涉诉信访规范化:现状、问题与出路北大核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规范化是涉诉信访走向法治化的重要一环。我国涉诉信访规范化的现状可以概括为具体内容杂、实际操作乱、处理效果差,问题集中表现在启动与受理环节欠缺规制,处理环节呈现非程序化,终结环节主体过度多元,衔接环节对接不够顺畅。实现涉诉信访规范化的出路在于涉诉信访的启动与受理环节应严格界分"诉"与"访",限定启动主体与时间,完善受理部门与平台;处理环节实现导访入诉,加强协调,合理追责;终结环节明确终结案件范围,完善终结制度,细化惩戒规则;衔接环节完善再审救济渠道,改革相关司法制度与强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十八大以来人民代表大会信访制度的运作机制

人大信访制度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辅助性工作制度,是随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联系人民群众的一种直接形式,也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最具实效意义的具体制度。人大信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政治参与、权力监督、权利救济三项主要功能,对于化解矛盾纠纷、监督公共权力、保障人民权利和促进民主法治建设发挥着独特作用。随着我国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通过理念革新、法治规范、体制理顺等途径对人大信访制度进行法治化构造,进一步激发其在健全国家权力监督制约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人大信访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涉诉信访规范化:现状、问题与出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将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规范化是涉诉信访走向法治化的重要一环。我国涉诉信访规范化的现状可以概括为具体内容杂、实际操作乱、处理效果差,问题集中表现在启动与受理环节欠缺规制,处理环节呈现非程序化,终结环节主体过度多元,衔接环节对接不够顺畅。实现涉诉信访规范化的出路在于涉诉信访的启动与受理环节应严格界分"诉"与"访",限定启动主体与时间,完善受理部门与平台;处理环节实现导访入诉,加强协调,合理追责;终结环节明确终结案件范围,完善终结制度,细化惩戒规则;衔接环节完善再审救济渠道,改革相关司法制度与强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失衡与协调：涉法信访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作为权利救济的两种方式,信访和行政诉讼制度都具有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救济功能和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功能.当公民权益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一些人热衷于通过信访这一"人治"途径而冷落诉讼这一"法治"手段寻求权利救济,造成二者发展的失衡及司法资源的浪费.从公民热"访"冷"诉"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可以看出,应完善现有的信访和行政诉讼制度,以期合理配置司法和行政资源,使二者协调发展.     

公众参与制度化是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必由之路

公众参与制度化对于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意义。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不够、组织化程度较低、主体公众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加强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法治化可以从明确法律主体地位、赋予基本权利、构建程序性制度、完善法律救济制度和培育基本能力与水平等方面努力。     

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的稳定。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必须加快立法,实现社会保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要尽快建立一个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信访制度：基于信访功能的视角

信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对促进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加强对公权力的监督、实现私权救济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信访制度本身的缺陷,当前信访制度存在许多问题,成为阻碍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信访制度改革也因此成为当前的热点问题。对于信访及其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对信访功能的认识和定位问题。通过了解信访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分析我国信访功能的嬗变,并对信访功能重新定位,从而完善信访制度。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行政问责制是责任政府的制度化体现,我国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启动的行政问责制,已经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本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的路径选择.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制度供给以及制度实施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要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应该从增加正式制度的供给、改善非正式制度的落后现象、改善实施机构及其有效性等方面着手进行.     

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脱困”——日本苦情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启示

我国信访制度的结构及运作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特殊行政救济手段.我国信访制度存在功能定位不准确、信访部门权力有限、缺乏制度规范、司法权威的公信力不高等深层问题.借鉴日本的行政苦情制度,我国信访制度改革应朝着定位准确、有的放矢,制定专门法规受理程序,增强信访机构的权威性,建立和完善配套措施的方向进行.     

“信访”意涵探析

"信访"实质上是民众与公共权力机关及其领导者交往、进行利益表达的一种方式,是政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而非中国特有的现象;"信访"是国家实现社会管理的需要,处理"信访"工作是国家的一项社会管理职能。现实中的"信访"行为具有未经整合或弥散化、功能尚未分化的特征;而从文件和法规文本来看,当前"信访"主要被赋予了"利益表达"尤其是"行政救济"的内涵,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信访机构功能日渐专门化、信访工作日渐规范化的趋势,也反映了信访制度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难困境。     

坚持群众路线是搞好信访工作的根本

信访问题,尤其是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不仅牵涉党委、政府很大的精力,一定程度上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各级党委、政府要努力把信访工作纳入到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使信访工作在化解群众内部矛盾,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遏制歪风,弘扬正气,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党委、政府加强与人民群众联系,促进社会稳定的一条有效途径。     

化解信访困境的必由之路:完善权力制约机制

中国的信访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大难题,如何解决信访难题成为执政党必须面对的现实。目前的信访纠纷处理机制在程序上缺乏必要的监督制约。化解信访困境必须采取的主要措施:构建一个置于监督制约环境中的信访问题纠纷处理机制,发挥信访部门的窗口作用、协调作用;国家要尽快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加快司法改革步伐,司法部门必须相对独立,以保证司法救济制度的公正性;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应以多种形式和手段充分行使;必须改革行政救济体制,行政监察应独立行使职权,遏制行政权的滥用;对历史遗留信访案件进行一次专项处理;完善相关法规,对极少数无理缠访者予以相应处罚;改进信访工作考评机制,减轻地方政府压力。     

当前信访制度的困境及其发展与创新

<正>信访制度作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重要举措,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愿表达和纠纷解决机制。但是,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现行信访救济机制在大量社会矛盾面前表现出的软弱和力不从心,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审视现行信访制度存在的问题,对于我们更好地建构整个国家的权利救济体系,有效解决群众上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引导公民理性有序地表达意愿

近年来,关于信访制度何去何从的争论十分激烈。笔者认为,对信访制度不宜简单地谈“强化”或者“弱化”,我国信访制度的出路在于法制化, 即按照法治的原则规范信访。信访制度在整体上符合我国的国情,应当予以坚持;信访制度中过时的、非规范的内容也必须予以修正。信访制度与依法治国并没有矛盾,不能简单地把信访制度     

党组织主导的基层协商机制探讨——以宁波北仑区大碶街道区域协商议事制度为例

对北仑大碶街道区域协商议事制度的实证分析表明,实行党组织主导的基层协商机制,有助于改善党的领导、深化公民参与、推进合作治理、促进基层和谐。但区域协商议事制度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其要实现持续发展,就必须真正将党的领导嵌入基层协商之中,要在发挥统战优势的同时防止出现"精英主义"倾向,要进一步加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要通过制度衔接提高制度权威。     

创新方法 完善机制 努力提升信访举报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朔州市县两级纪检监察机关针对信访举报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新要求,按照"转变理念、完善制度、规范流程"的思路,积极创新工作方法,不断提高信访举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推进了纪检监察工作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