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避型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及其治理

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的不断提高，邻避设施的负效应成为了引发社会冲突和滋生群体性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巨大挑战。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和显失公平的利益分配、民众利益诉求、表达权利被剥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恐慌是邻避冲突产生的客观原因，但政府部门在处置过程中的缺陷也是导致冲突扩大化、恶性化发展的关键。因此，要解决邻避冲突，应完善政策法规和重大项目决策程序，建立依法治理的长效机制；强化公共协商和政府回应，及时消除误解，把邻避冲突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协同机制，提升邻避冲突的系统治理能力，妥善治理邻避型群体性事件。     

城镇化背景下邻避设施建设项目中的依法决策问题分析——以福州闽侯特高压变电站项目为例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公共基础设施需求越来越高,但是邻避型公共设施的建设中群体事件也呈高发态势,如何防范和治理邻避冲突成为各级政府共同面对的难题。城镇化过程中的邻避冲突的防范和治理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夯实以下四个方面工作:建立多元化的邻避设施利益损失补偿机制,切实保障受邻避设施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加强法治宣传,普及相关科技知识,消除民众对邻避设施的疑虑,增强民众的认同感;增强政府信息的透明度,健全民众参与机制,拓宽协商性的对话渠道,广泛吸收民意;引入中立的第三方技术力量,确保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为防范邻避冲突风险提供技术支撑。     

邻避冲突:缘起、成因与治理研究——基于系列PX事件的分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公民环境权利意识的兴起,邻避冲突也越来越多,受到了广泛关注。治理邻避冲突也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     

我国邻避冲突的成因及预防对策

在我国,邻避设施兴建愈来愈"常态化",而邻避项目的决策者、邻避设施的建设者以及邻避设施周围居民三者公共利益受益程度呈现出不对等性。邻避设施本身具有的负外部性与成本—受益的不均衡性,成为邻避冲突发生的导火索,究其原因,邻避冲突是源于公共利益具有差异性和政府行政过程中目标导向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使政府面临角色困境和行政决策价值选择的困境。政府邻避设施行政决策应该通过合法化、合理化走向法治化,具体路径是实行邻避设施信息公开、保障公众参与权和完善专家论证制度,助推邻避政策的制定、邻避设施的选址等应从封闭性走向开放性,最大程度预防邻避冲突的发生。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视域下邻避冲突的破局之道

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旨在保障私人对政策与规则的制定、执行的参与权以及突破传统的命令-管制式管理模式。邻避冲突的导火索是公众参与权的严重缺失,而这是对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严重背离。邻避冲突产生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公共利益的优益性导致利益分配不均、公私合作治理理念羸弱造成公众参与不足、权利救济渠道不畅致使补偿机制短缺。以协商性行政决策程序为立足点来探究邻避冲突的解决路径与公私合作治理理念不谋而合。     

地方人大应当行使重大邻避项目的决定权——由“杭州九峰”事件引发的思考

不少邻避项目建设遭到公众的反对,有些引发了邻避冲突事件,地方政府陷入了对邻避项目决策的两难困境中。重大邻避项目决策陷入困境的内因是普遍公共利益与特殊群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外在诱因是政府决定权与公众参与权之间的失衡;由外因而引发的另一原因是公众对政府独享决定权的合法性质疑。地方人大应当行使重大邻避项目的决定权,不断夯实重大邻避项目建设决策的法理基础、构建重大邻避项目建设决策中的官民对话平台、重构重大邻避项目决策的权力责任体系等方面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并推进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行政决策视域下邻避冲突的治理困境及其破解

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我国城市管理中发生了许多邻避冲突现象,这不仅对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冲击,也挑战着政府的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近年来,在几起典型的邻避冲突治理中,我们采用“决定一宣布一辩护”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决策模式。这种模式使邻避冲突陷入多元利益之争、信任差距和公民无序参与三大治理困境,并导致了最终的政策僵局。破解该治理困境则需要引入参与式治理模式,通过推动决策的多中心参与和完善协商合作机制来规避邻避冲突的发生,使城市管理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治理。     

民国“莫干乡村改进”学理及其新时期乡建启示

在中国近代史与社会学史上，黄郛及其夫人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足以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相媲美。但囿于诸种因素，相较之下，却鲜为学界所深入了解认知。基于史实梳理和实地调研，以及经由对与该乡建活动存续同时期，部分民国社会学家学术思想重读，将“莫干乡村改进”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一个典型个案，去审视其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的学理价值，并围绕新农村建设中“村庄转型向何处去”议题，从“有形”与“无形”双向融合维度切入，提供了若干服务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分析性概念暨命题。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论“人民是改革的主体”

“人民是改革的主体”,体现了实践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权利主体与利益主体的统一,个人主体与社会主体的统一。理解这一命题,必须始终围绕“改革”的时代语境,从“人民主体”的基本内涵入手,分析人民在改革进程中担当主体角色的理论基础。当前,人民作为改革主体的真实性面临着主体权利被僭越、改革利益受损害、人民参与改革的主体能动性不均衡等现实挑战。落实“人民是改革的主体”,应该从强化人民主体参与意识、建立改革利益公众分享机制、加强法制建设等方面来确保人民真正发挥改革主体作用。     

沿海发达地区城郊“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以鄞州区DN社区为例

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而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则以有序实现市民化为首要任务。以沿海发达地区鄞州DN社区为例，对城郊“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问题的现状、困境进行深入分析，为推进“撤村建居”农民市民化提供思路。     

邻避运动中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与嵌入式治理

"中国式邻避"往往由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大众媒体推波助澜而陷入"闹解"和"多输"的循环怪圈。基于杭州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封闭决策—日常抵抗—邻避抗争—协商治理—原址重建"的历时性观察,建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理论框架分析冲突演化机理,公众根据感知风险、感知挫败以及对政府、环保机构的不信赖感产生"邻避情结",而执政者"治理失灵"背后存在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与悬浮型基层政权等深层逻辑。本文运用"解剖麻雀"方法透视邻避冲突生成逻辑后,进一步从执政理念嵌入、工作方式嵌入、公众参与嵌入和政党力量嵌入四方面探讨邻避冲突化解的"嵌入式治理"路径,以期为基层政社良性互动提供参鉴。     

环保项目邻避冲突的表现形式与治理对策

正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增加,以及各方对环境治理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兴建各种类型的环保项目。在诸多形态的环保项目中,有一类环保项目具有邻避属性,例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此类项目在兴建之后会在一定范围内产生环境污染问题,由此,项目选址地的民众大都会反对兴建此类项目,并引发项目实施方与项目地民众之间广泛持久的冲突,这些冲突在极端情境下会演化为各种规模不等的群体性事件。在邻避型环保项目兴建过程中引发的多主体、多向度、多     

毛泽东视域中“脑体合一”思想及其当代反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形塑,使毛泽东关于“脑体合一”思想经历“格式塔”式转换,实现了由原先从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构架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展开解读的质性跃迁。马克思主义“脑体合一”思想是基于未来理想社会存在状态理论预设,从根本上关涉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社会分工问题。但是,毛泽东更加侧重于强调在趋向共产主义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发挥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双向作用,主张建立“脑体合一”的理想状态,这是其思想一大显著特点。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辩证法解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创造性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产物,充溢着唯物辩证法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按照习近平的论述,践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坚持唯物辩证法,尤其重要的是：增强问题意识,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矛盾;树立协调观念,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抓住主要矛盾,取得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实行破旧立新,形成合乎时宜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人民主体”论析

“四个全面”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整体运行过程中并没有回避“现实的人”及其“自主活动”的问题,它的每一个“全面”都闪耀着“人民主体”的光辉。“人民主体”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要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时代引领“人民主体”实现新发展,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明确的积极的纲领”,以全面深化改革“释放活力”与“凝聚合力”,以全面依法治国规范“自主活动”,以全面从严治党做好“群众的向导”,不断提升“人民主体”的发展境界。     

邻避运动的治理机制及路径选择——基于PX项目事件的研究

在中国城镇化进程中,邻避运动成为一个潜在的社会冲突源,正处于多发期,已成为政府社会治理中亟待破解的课题。本文基于大连厦门宁波的PX项目事件研究,在考察邻避运动原因的基础上,提出改革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行政体制、建立公民参与机制、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的治理机制及路径选择。     

我国农村“伪低保”现象的成因与治理

研究我国农村“伪低保”现象的成因与治理，须从基层行政人员和“伪低保户”两个主体出发，探究其内在原因：一方面是在程序不完善情况下的权力任性与对效率的偏离，不利于合作共识的达成，也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另一方面是自利导向的身份选择与个人道德自律的缺位，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被个体性欲望所侵蚀。因此，基于共享理念，需要通过程序上的正义来唤醒基层行政人员的乐善好施与责任感，保证基层的分配正义；积极培育公共精神，增强村民民主参与的互动性，通过提高权利意识来促进精准扶贫。     

“十三五”浙江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

“一带一路”建设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机遇,有助于重构对外开放格局、突破经济转型难题、扩大合作交流领域、开辟投资项目新领域和提升文化软实力。浙江的开放型经济领先于全国,应加快融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十三五”时期浙江应将融入对接“一带一路”战略与推进转型升级结合起来,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新起点、国际经贸合作核心区、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和国际物流枢纽功能区,并从推进优势产业对接、突出贸易畅通主题、构建对外开放通道、提升“网上丝绸之路”核心力、拓展人文科技交流合作和加快体制机制突破创新等方面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