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成因

"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次严重失误.促使"大跃进"运动发动的主要原因是: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全国人民急于求成;错误地对"反冒进"进行批评;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中存在的某些弊端;以苏为鉴,力图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积极探索本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等.     

"三面红旗"各自提法的由来

自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随后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俗称"三面红旗",到1962年底形成了"三面红旗"从提出到实施的一个阶段.     

毛泽东与“大跃进”运动的几个问题

正《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6月以下简称《九十年》)指出:"大跃进"运动是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关于"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则起始于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反右派斗争结束后,毛泽东强调:"要把     

“大跃进”时期苏州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述评

"大跃进"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次大胆尝试。钢铁作为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强弱的主要标志,"大炼钢铁"运动理所当然成了大跃进的核心内容。然而,由于其违背了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大炼钢铁"运动注定是一场劳民伤财的闹剧。本文以苏州地区为例,通过对当地报刊及馆藏档案资料进行梳理与分析,对苏州地区的"大炼钢铁"运动的道路、方法、结果及评价等方面进行述评,以期管中窥豹,丰富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试析大跃进运动的苏联因素

大跃进运动是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次失误,是国内外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国际环境中的苏联因素,对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借地度荒”救民饥 全面调整稳发展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河南与共和国一起迈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新的探索。但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偏差，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严重挫折。为彻底摆脱困境，中央下决心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吴芝圃这个人

说到吴芝圃,上了年纪的河南人对他都不陌生.他生于河南,在河南参加革命,革命战争年代,作为河南地方主要负责人之一,他为革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中,作为河南省主要负责人的吴芝圃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给河南人民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对此,他一直自责不已.     

“大跃进”运动期间新闻宣传产生的消极作用述评

1958年-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一场严重脱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从开始发起到偃旗息鼓,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两年时间,但运动发展之迅速,范围之广大,场面之热烈,却是超乎想象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新闻宣传虽然展示了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发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体现了对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积极的一面,但大量反映“大跃进盛况”的不实宣传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却是巨大的消极作用。从一定程度上讲,“大跃进”运动的膨胀和升级是与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分不开的。     

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总结——基于《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受挫后,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认真反思并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论述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观点。本文主要从方法论原则、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三个方面阐述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总结。     

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再认识

如果我们对“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其及错误的表现、危害和影响认真加以考察、比较、分析,即把这场运动摆在一定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给我们的教训是很深刻的: 第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说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从主观愿望出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     

“三个代表“对“知行统一论“的发展

我国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着"知行背离"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知行统一论"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分析"知行背离"时代特征及产生根源,从中找出积极应对思路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走向“公共性自律”：“公域”与“私域”的分立与新制度价值理念孕生

“公共性自律”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或缺的整体的价值理性共识,表现为社会成员基于对该社会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积极认同基础上的自觉、自律的行为风范,因此构成文明、公正而健康的现代市场社会的健全发育之最重要的内在结构性因素之一;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偏狭之“工具理性”预设,决定了其很难形成“社会-文化人”的公共价值体验与情怀;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分立,客观上使有关“公共事业”的使命、责任等问题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而要使这种“公共事业”的实现成为现实的可能,则必须重塑以“群体互惠与意义共享”为价值目标的自愿的“公民社会共同体”的生存信念,并将其作为一种理想的新制度价值理念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异端”论“民族主义”论辨析——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实质反应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关系。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上明显存在着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一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民族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解读,不仅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言论进行明确辨析,以辨是非、以正视听。     

从“拒绝外援”到“救灾外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演变及其评价

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拒绝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没有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1980～1986年),中国应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出现调整和反复.1987年以后,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逐步走向规范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共领导集体执政以来,相关政策规范进一步趋向法治化;更加重视相关领域的国际交流和协作;相关政策的操作手法越来越快捷和灵活,这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表现得淋漓尽致.     

论人类历史发展中的"跨越"和"倒退"现象

人类历史发展中“跨越”和“倒退”现象的发生 ,是历史主体在生产力决定的所有制“可能性空间”内进行自主选择的结果。生产力只决定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能为其“可能性空间”所容纳 ,却不决定“可能性因子”相互之间的递进关系 ,因此“五形态”递进次序难以得到理性上的确证。现实社会主义产生和存续的历史合理性 ,不应从外在于当代人类活动的“五形态”次序中去寻求解释 ,而应从历史的现实运动中去求得理解     

“扩红”与“筹款”——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

苏区发动查田运动采取了过激的土地政策,从客观上加剧了赤白对立.查田运动是"左"的土地政策贯彻的结果,但也应看到,发动查田运动的现实原因是为了满足苏区扩大红军和筹款等政策的需要.     

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坚持"三个文明"一起抓--兼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基本特征和“三个文明”全面发展的概念 ,反映了党在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一个新飞跃 ,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与贡献 ;坚持社会主义“三个文明”一起抓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学说的内在要求 ;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就要大力增强全党全社会政治文明意识 ,坚定不移地走适合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 ,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真理"问题

"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但更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一种精神图腾。社会原生态的思想文化生活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使用着这个符号与范畴。政治生活也不例外。政治在不同维度、不同理路上同"真理"概念相关联,其中最突出的是"真理"作为话语权力象征符号,或是作为民主政治模式的参照项与超越物。当然,真理观与真理信念经历了从古代到现当代的嬗变,这一过程同政治文明的推进过程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