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社会政治革命和国家学说的主要贡献——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为中心的考察

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大体分为明显相关的三个不同层次,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策略。阶级斗争的观点是这一理论的精神内核,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这一理论向"实物"形态转化过渡的中间环节,阶级理论具体化为实践理性的表现形态。这种多层次理论结构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具有独特丰富的内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本身已证明了毛泽东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的深刻性,阶级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和阶级斗争策略的正确性。毛泽东谈论社会革命、中国革命往往将其与革命战争维系在一起,对政治革命的具体形式作了具体分析。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国家学说为思想指南,严谨地指明了中国革命将以建立何种国家制度为最后归宿。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社会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新最进步的政治形式。它一方面是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政治体制的借鉴,另一方面又是把握中国具体国情进行的一种政治创造,是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国家理论于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成功。     

组织与制度:应对“颜色革命”之策

乌克兰与吉尔吉斯斯坦发生的二次"颜色革命",说明了"颜色革命"大概不是一个历史过去时的概念。透视"颜色革命"可以发现,尽管十多年来,其形态已经发生过两次大的嬗变,但其内涵依然有线索可循。不论样式如何变化,"颜色革命"依然是国际强权势力依据其战略利益,针对目标国家或地区策动发起的反政府运动,这些运动利用了国内政治、经济的矛盾,借助了政治精英的内斗和民众的社会抗争运动,试图推翻一国的现政权。俄罗斯等国的经验说明,控制媒体、掌握军队、保障民生和加强政治整合力等方式是一国抵御"颜色革命"的现实路径。随着新技术手段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的应用,"颜色革命"对一国政权的冲击力也在不断提高,我们应该从总体国家安全观角度,进一步提高警惕和防范意识,加强应对战略策略与技术战术。     

革命委员会始末

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省、市、自治区及其以下各级政权和各基层单位领导机构的基本组织形式,曾在新中国的政治体制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详细准确地把握革命委员会这一组织形式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对于"文革"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史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发展就是硬道理”整体关系解读

"发展就是硬道理"与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两大政治命题。这两大政治命题共同促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和坚持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大大地丰富、完善和发展了"发展就是硬道理"这一命题,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基础上的又一次理论创新。     

从阶级革命到革命阶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实践路径

新民主主义理论从产生到丰富的实践过程,印刻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早期革命实践中,中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政治宣传和动员,却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批判和攻击,阶级革命在中国一时走入困境。为应对挑战,中共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以民族抗战和统一战线为旗帜,通过对阶级属性的重新定位,革命实现由阶级动员向社会动员的转变,实现从单一的阶级革命到革命的阶级联盟转化。由此,中共跳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预设,实现了对阶级革命理论的继承与超越,展现了一个超越单纯阶级革命范畴、追求民主与自由的革命政党形象,推动了自身理论的创新与成长。     

革命气节:共产党人的伟大道德旗帜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上，共产党人和信仰共产主义的先进分子们的高尚情操与革命气节，是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壮丽奇观。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强调，一定要保持和发扬这种光荣的传统。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大力加强革命气节教育，是新形势下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建设。”这是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重视和发扬革命气节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党的阶级性质和先进性的内在要求。但在当前条件下强调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能否真正树立、…     

邓小平统一战线思维的时代点悟

正统一战线是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为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组成的政治联盟。从国际共运史及国家的发展速度和质量看,中国的革命统一战线都是极其成功的。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功不可没,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三大法宝"之一,是立国之基、建国之本、强国之宝。     

新时期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评判标准——对十六大报告中“三看”论述的一种解读

政治上先进与落后 ,是对人们政治态度的总体概括。革命斗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 ,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对待革命的态度。从静态角度看 ,这一分析方法同时也是判断人们在政治上是否先进的标准 ,即阶级分析标准。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三看”是我们党继阶级分析标准之后在新时期提出的又一科学标准 ,也可概括为阶层分析标准。作为“三个代表”科学体系中的重要理论成果 ,其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美国“颜色革命”战略及其应对思路探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依据吉恩·夏普的"非暴力战争"理论,在全球范围内频频通过"颜色革命"的方式更迭他国政权。从"郁金香革命"到"茉莉花革命",从"占领国会"到"占领中环",其具体战术,全部都出自吉恩·夏普总结的198种手法。高度重视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争,是夏普式非暴力战争的鲜明特色。"非暴力战争"理论是美国精英阶层系统学习和模仿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的产物,"颜色革命"严重威胁中国。贯彻落实群众路线这个"党的生命线",是最重要的应对之策。     

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研究

从大革命失败到1930年5月,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已经形成。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对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阵线的变化,深刻地认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一 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革命由高峰坠入低谷。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和各种政治力量都面临着“中国向哪里去”的抉择。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就是小资产阶级在大变动时代的一份最重要的答卷。邓演达提出平民革命理论,首先是基于他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他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社会,既不是单一的封建社会,也不是纯正的资本主义社会。     

中共早期理论中的“军阀”概念之嬗变

“军阀”,这个在20世纪初从日本传来的词语,在中共早期理论中,从最初的政治概念演变为思想意识等文化含义,均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形成的.这个过程表明了中共独特的阶级观,也反映了中共早期对革命对象的认知过程和程度.     

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抓改革、促发展”

抓革命、促生产是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口号之一,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概括性表述,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不断发展起来后形成的一种基本治国理念,同时也是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一种歪曲性回应。抓革命、促生产必须否定,但它所针对的一些问题仍然值得注意,它对我们继续推动改革进程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及其当代价值

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和社会主义观是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继承和发展。列宁首次提出了阶级定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仍然存在阶级斗争,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的成功运用和实践证明。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列宁的阶级观、国家观和社会主义观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上曾经走过弯路,犯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我们要吸取教训,掌握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实现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的伟大目标,实现国家消亡、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文摘

正曲青山:"两个伟大革命论"是党的重大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和领导全党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的重要论断,形成了一个新的重大命题,即"两个伟大革命论",这是党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首先,"两个伟大革命论"是对马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阶级＂概念的演变

在20世纪20年代，“阶级”概念已被中国共产党大量用于分析中国社会。后来扩大到以“阶级意识”来分析问题，如反对“非无产阶级意识”。到了三四十年代，特别是由于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复杂交织的局势，为适应中国革命发展和党的革命理论发展的需要，“阶级”概念被扩大到分析中国社会的各个具体阶层，及其在中国革命运动不同阶段的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和判断，因时局的不断发展变化而多次改变。由此中共逐渐建构起一套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意识形态分析理论。同时，“阶级”概念扩展到党内，成为思想斗争的理论武器。这样，“阶级”概念不但包含了实体性“阶级”本身，而且包含了“意识”意义上的“阶级”。以“阶级”概念为分析起点的阶级理论，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化进程中的革命——亨廷顿革命理论述评

亨廷顿从宏观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革命的本质、起因、目标等问题。他认为,革命同现代化 有着紧密的关系,它实质上就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一种表现形式。产生革命的原因在于国家在 现代化过程中制度化程度很低造成的,换言之,即传统社会无法为现代化产生的新社会集团提供有效的 政治参与的制度;革命的目标在于实现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即建立新的政治意识,创立具有复杂性、 适应性、自主性和内聚力的政治制度。亨廷顿的革命理论在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但我们应当看到,他 的理论毕竟根植于西方政治学的土壤,同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相比,必然存在理论的局限性。     

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列宁符号"是指中共运用列宁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来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空间、生活物品等进行建构装点的政治符号产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与传播,树立中国革命形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中国革命动员;借助"列宁符号"的空间建构与传播,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进行中共革命教育、传播中共革命理念;借助"列宁符号"的生活建构与传播,传播中共革命象征、促进中共革命认同、传播中共革命信仰。通过革命领袖进行革命符号装点的做法,使得中共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化,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今后中共政治符号建设提供了诸多启迪。     

“最革命最进步”是怎样炼成的——从毛泽东抗大讲话看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毛泽东评价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的,他通过在抗大发表大量讲话,推动做好了抗大学员教职员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些讲话,联系抗战的形势和学员教职员的实际,讲教育方针、讲革命精神、讲革命定力、讲牺牲精神、讲行动方法,提供了革命的进步的红色基因。同时,讲话蕴含着方法上的规律性和技巧上的艺术性,即从大局出发、以问题为导向、不背诵政治纲领、善于抓重点、要实事求是。抗大的学员教职员炼就了革命性和进步性,担负起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最革命最进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一种时代载体。毛泽东在抗大发表讲话的这一成功范例所提供的思想内核和科学方法,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借鉴、转化和创新。     

“革命话语”下的政治总动员——兼论《新民主主义论》

延安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剔除了早期的苏俄色彩而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其政治总动员之实践成果就是《新民主主义论》。该作以政治动员的巧妙方式回答了三个关键问题:中国的走向是建立新中国,国体是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模式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新民主主义论》既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建构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实践经验。     

革命的“必然性”及其“限度”——论马克思的“革命观”对西方“近代革命逻辑”之超越

西方"近代革命逻辑"肯认,革命的必然性源于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而其"限度"应是建构合理的政治自由制度,其余的问题都应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这具有很大的真理性。然而,美中不足的是,它未能见及,在阶级斗争表层现象的深处,隐藏着决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质底。马克思的"革命观"揭示了这一质底从而超越了西方"近代革命逻辑"。依据马克思的"革命观",革命的"限度"不应仅是建立合理的政治自由制度,而是根据社会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而不断解决人类面临的必然性问题。因为一个再合理的制度也不能根本解决由社会矛盾运动所帯来的无止境的必然性问题,据此,该制度也会由原先的"合理"而走向"不合理"。所以,人类在建立合理的制度之后,除了要求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社会问题外,还应该要求在"法治"的前提下,能够通过民主的程序而不断完善甚至改革制度,以此来不断解决面临的必然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