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

[摘　要]习近平提出的“四个全面”,从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实践层面现实引领着大家的行为模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进一步强调,全党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任务。研究和把握“四个全面”的思维立度,侧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思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上,“四个全面”的概括与提出完全在于造福人民;二是从思维的系统性与定位阈上,“四个全面”的把握与运用强调整体联结,注重顶层设计;三是从思维现实化与创新力上,“四个全面”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方略,更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正能量。     

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哲学特点

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中国学者将科学认知范式（自然科学精神、原理、定律、方法等）作为坐标与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展开了分析与研究,其结论是：中国传统哲学在研究内容上是“穷性至命”,在主客关系上是“天人不分”,在思维方式上是“模糊笼统”,在议论风格上是“玄谈臆想”。并由此总结：科学认知范式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传统哲学,但其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特点的判断并不是绝对的。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观人选人中的要求

“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是古人在观人选人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基本方法,坚持这一方法可以在干部选拔工作中避免“以言举人”的偏颇,而把具有真才实德的人选拔出来担任领导,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在干部选拔工作中的具体落实。     

王阳明“知行合一”之“五层”、“二天”、“两型”说

从良知宇宙整体来看,阳明的“知行合一”共可分为五个层面;而从其生成的过程来看,这五个层面又可以分为两个过程,或称为“二天说”：先天知行合一与后天知行合一;从“知行合一”产生的方式来看,又可分为“化生型知行合一”和“头脑躯干型知行合一”。于是,我们就有了“知行合一”的“五层说”、“二天说”和“两型说”。     

王阳明的著述观及表现

王阳明“平时论学,未尝立一言”,随处指点学生,罕为著书立说。他始终秉承孔子“述而不著”的理念,强调著述以“正人心、存天理、去人欲”为宗旨,以“存其迹以示法、削其事以杜奸”为基本原则,以“笔旧削繁”为方式方法,“著述以明道”为基本目标。王阳明的著述观与其心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形成了王阳明独特的著述理论。     

“物化”之“觉”：《齐物论》“真”义之见获——《齐物论》“真”义释述之二

《齐物论》中,“寓诸庸”是继“天”、“道枢”、“一”诸多概念之后的一个重要概念,亦可视之为对上述诸概念思想指向的一个反拨。由此,求“真”意识在其展开过程中,真正彻底撇弃了那种有赖于“言”不断进行概念抽象的思想指向,直接从“物”的存在及其最终意义上来把握“物-天”世界之“真”：是为超越了“形化”的“物化”存在意义之揭示,即为大“化”之“觉”。此所谓“觉”,即我们对于“物-天”对应叙事架构中“万物”存在的实质（“化”）的自我把握,不仅超越于“形化”而趋向“物化”,亦且揭示了“物化”存在的自我超越之必然性：形诸于“物”的种种“形”态生灭的大“化”运行,正是其自我存在,及其永远指向于超越性存在意义的根本理由。是为“物-天”世界“真”义之所在。     

习近平从严治党思想及其对党建理论的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新论断,已经初步构成了具有习总风格的从严治党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不仅丰富了从严治党的思想内涵,也标志着党建理论又迈进了新的境界。就其对党建学科发展的价值分析,一是思路新：“顺势而为”,以科学理性支撑党性;二是布局新：转变风格,围绕“严治”打组合拳;三是指向新：以“实”为魂,全力营造务实新风。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     

《庄子》求“真”意识的兴起及其“道”思想之滥觞——《齐物论》“真”义释叙之一

作为源自上古祭祀文化传统特殊概念的衍变,“真”在《庄子》书中的讨论,起于《齐物论》当叙事的思维框架从“人-天”模式向“物-天”模式转变之际所产生的困惑,进趋为“物化”过程中的“觉”--是为“物-天”世界的自我超越精神。《庄子》追问于“真”的思想讨论,展现了彼时学界对“天人”关系的一种新认识,同时也是催生其“道”思想发展的重大驱动因素。     

“大众文化”：在反抗中生成——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解读及启示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强调,文本是一种具有多义性和开放性的表意结构,它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作者”和“读者”的内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作者”不仅是文本意义的赋予者,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的维护者,“读者”则能够直接参与对文本的解读并形成独特的文化,对“作者”的权威构成威胁。大众文化产生于“读者”对于文本意识形态的反抗,是一种在反抗中“生成”的文化类型。文本和大众文化的这种特征对我们理解当下我国的大众文化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的价值审视

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价值论视阈,文化自信推动“双创”实现,有三个层面：一是从奠定民族心理基础、根植独特价值理念、激发与时俱进品格方面,揭示出文化自信是“双创”生成的价值基因;二是从倡扬原创性、张扬主体性、弘扬辩证法方面,表明文化自信是“双创”发展的价值引领;三是从促进当代中华文化的繁荣昌盛、推进世界多彩文化的繁荣共生、努力为人类进步事业多做贡献等维度,明确文化自信是“双创”现实化的价值力量。     

对心学文化的认识要突破以唯心唯物论是非的藩篱

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这在我国当代哲学界似已成定论。但事实上陆学中的“本心”和朱熹的“天理”一样,对于认识主体来说也是一种客观的绝对精神,他说“吾心即是宇宙”也并非认为作为认识主体的主观精神（即“吾心”）派生世界万物,正是在这点上,王阳明说陆学有沿袭朱学之累。至于王阳明,当代国学大家钱穆先生认为“并不和象山走着同一的路子”,钱先生强调指出：“在心、物之间特别指点出一个‘感应’来,这是王学的超过朱、陆处。”王阳明虽讲“心外无物”、“知是心之本”,但他更强调“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由此看来,将王学归结为主观唯心主义也说不通。钱先生还认为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为的是强调“良知亦在实践中”,这实开中国哲学史上实践学说之先河。     

五四运动与陈独秀价值观的变化

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标,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五四运动前,他通过创办《新青年》,提倡新思想、新文化,为中国人树立了“科学”、“民主”的新价值观;五四运动后,他走向马克思主义,既对“科学”、“民主”的价值内涵给予了拓展和深化,又对“社会主义”的新价值观予以了凸显和高扬。但这种变化之中又蕴含着前后相继的连续性：从五四运动前到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的价值观一直都保持了启蒙的性质;只是五四运动后的启蒙性质,包含了对五四运动前启蒙性质的反思与扬弃,得到了一种深化。     

习近平的“三农”战略思想研究——基于中国梦视角的理论阐述

实现中国梦，基础在“三农”。“三农”梦的形成及实践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厚重的“三农”情怀和智慧，展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实现“三农”梦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本研究尝试从中国梦的视角出发来梳理和探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战略思想的理论内涵，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三农战略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实践依据、主要内容、价值意义的分析思路来总结和剖析其“三农”思想。当前，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战略思想的价值意义体现在：这是做好新时期“三农”工作的基本遵循、这是新时期正确把握我国基本国情的真实体现、这是实现我国繁荣富强中国梦的重大任务。     

从“以意逆志”到“知性知天”——孟子认知方法检讨

从“以意逆志”、“知人论世”到“知性知天”代表着孟子最基本的认知方法,也是中国传统认知方式的具体运用。在以往的研究中,“以意逆志”及其超越性指向固然得到了文史研究的基本认可,但“知人论世”却往往被人们通过所谓宏大叙事之“论世”方式,从而给“知人”以“派定”性的理解;至于“知性知天”,则始终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倾向。实际上,作为传统的认知方式,“知人论世”、“知性知天”与“以意逆志”一样,全都脱胎于孔子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也都是由具体以指向抽象并通过个别来理解一般之普遍而又超越的认知指向。从根源上看,这种通过具体以认知抽象、通过个别以认知一般的指向,实际上也就代表着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从而“通神明之德”与“类万物之情”方法的落实与具体化。     

多元共治：“党建+电商”治理架构的实践与探索

随着我国电商经济的迅速发展,如何发挥党组织在商圈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党建+电商”的新模式。该模式架构体系的主要特征为：一是双网融合,即将原有的“服务型党建”和“网格化治理”融合为一个“网格化党建”;二是多元共治,即由新星商圈电商党委、党群服务中心、社团组织、电商企业、辖区单位、居民等“六类主体”,共治事务;三是党建引领,打造电商“和合文化”;四是创建了“1333”电商党建工作法,实行电商“微自治”;五是整合资源,组建起以“八大团队”为主干的服务联盟。     

“文化的人化”与“文化的产业化”论析——基于文化两重性视角的考察

文化按其本性既具有经济上的“文化产业化”的向度,也具有人文上的“文化的人化”的向度,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文化产业”,后者侧重于追求“社会效益”的“文化事业”。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强调的是对外“竞争力”,文化作为一种“事业”,强调的是对内“凝聚力”。在当代中国,“文化的产业化”被过多地强调,而“文化的人化”则相对被冷落。当代中国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不能厚此薄彼,也不可顾此失彼,而应遵循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之间寻求平衡与张力。     

杨简心学的形成及其浙学精神的展现

通过考察杨简和陆九渊之间“本心问”前后的历史线索,可以揭示杨简心学并非如后世所传那样是“以心传心”的顿教禅学,而是恰恰展现了慈湖心学的两个特质：学问上是超越现实的“本心论”;生活上是道德实践主义。另外,如果以浙学的角度来审视杨简学问和人品,我们可以发现杨简心学并非是个例：事功学、心学、浙东史学都有其内在的“浙学”共性,即强烈的自主开拓精神和基于实干的实践取向、批判和创发式地继承和形成自己特有的学问路数,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坚持某种信念并且贯彻于整个生命之中。杨简正是这种“浙学”精神的典型代表,其“本心”论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心学”范畴,用了一种超越世俗的态度践行着道德理想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制问题有大量非常深刻精辟的论述，我们当下研究民主问题要以此为理论指导，毋需“言必称希腊”从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著述中找言论依据。中国在民主问题上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足以成为现今发展人民民主的宝贵借鉴；“始终高扬”的“始终”，应把无法无天的“左”的时期和“文革”时期排除在外。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一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坚决否弃“宪政”思维。当下在民主问题上还存在种种模糊观念，亟需作出回应，进行必要的辨析，以正视听。     

冯友兰、钱穆对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及其学术冲突

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作了较多不同的诠释。冯友兰认为,朱熹依据理与气的关系而讲性与心的相互区别,讲“性即理”,而与“心即理”截然不同,因此把朱学界定为理学,而与陆九渊心学对立起来,同时还认为,朱熹讲“心统性情”,只是讲情“从心上发出”,性“在于心中”。与此不同,钱穆认为,朱熹讲心性,犹如其说理气,均属“一体两分”,由此进一步认为,朱熹既讲“性即理”又在工夫论的层面讲“心即理”,同时强调朱熹“心统性情”中“心”的主宰作用,因此把朱学界定为“心学”,并肯定朱熹心学对于陆九渊心学的超越。冯友兰、钱穆对于朱熹心性论的不同诠释,体现了冯友兰从差异不断推展到对立的思想方法与钱穆从差异中寻求圆融的思想方法的学术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