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言进入“抢聘民工”时代

目前,深圳和广州都出现超过10万的职位空缺,各大企业各出奇谋网罗农民工,有厂商调动大巴深入四川、湖南山区“抢”人……为此,有人认为“中国进入‘抢聘’民工的时代”。乍一看,以为农民工成了“香饽饽”,成了老板争抢的“宝贝”。但冷静分析,不难发现现在得出这一结论,为时过早。首先,我们对农民工的欠账太多。即使抛开法律不谈,“干活儿给钱”应该是最基本的社会道义了,但不少地方至今仍在为实现这基本道义而不懈努力,还要动用司法、行政、舆论等多种手段。这说明我们的社会对农民工权益的维护尚显脆弱。在此,如何能得出“已经进入‘抢聘…     

农民工城市融入：一个社会组织化的视角

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是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当前,农民工在社会融入方面还面临一系列困境。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水平,建立起农民工的服务与权益保护网络和机制是促进其实现社会融入的重要途径。当前,应加强农民工工会、党支部和团支部的建设,同时对同乡会等地缘性农民工自组织进行规范和指导。成立农民工服务中心,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心理调适等服务,通过有序组织与活动参与来拓展农民工的社会网络,提高农民工的社会适应能力。     

网络民粹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影响探析

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生力量,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现已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民粹主义在互联网领域的发展和延伸,网络民粹主义对逐渐热衷于在网络世界表达情感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包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意识、"主人翁"意识、民主监督意识、爱国主义情怀、社会责任意识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由于披着网络外衣的民粹主义仍无法遮盖其与生俱来的非理性、反权威性、极端民主性、群体极化性、话语霸权性等固有属性,所以它在不同程度上也干扰、消解着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而政治认同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政治制度甚至国家政权的看法和态度,因此,从网络民粹主义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影响作为切入点,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民工创业的双重网络偏离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双重嵌入是创业成长的内在要求,双重网络的叠加式嵌入可以节省网络嵌入成本。但是,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农民工创业的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存在空间偏离的特征,增加了创业的"网络经营成本",从而影响到农民工创业企业的经营成本、运营风险和竞争能力。地方政府通过拓展进城创业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为返乡创业企业创造良好的产业氛围,可以有效提高农民工创业成功率。     

农民工城市生存边缘化现状——以沈阳市S社区为例

新时期,面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城市农民工的数量也日趋增多,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社会的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的问题,随着农民工在生理、心理方面的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社会同样对农民工城市社会生活的质量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其中农民工城市社会生存边缘化现象很严重,基于此,本文以沈阳市S社区为例,将从农民工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就业途径等多方面对农民工的城市社会生活现状进行研究探讨,找出边缘化的现状及产生的原因,并试图找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城市性：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第三种研究视角——基于全国七城市调查数据

理性选择论和结构决定论是研究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两种主要分析范式,但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关注不足。本文指出,实现传统乡土性向现代城市性的转化是农民工永久迁移城市的另一面向,并且是农民工城市化和市民化完成的根本性标志。本文从生活方式、社会联结、现代组织生活、公共规则意识（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等方面考察了农民工城市性的基本情况及其对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的影响,并且探讨了非农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城市性的建构作用。初步构建了非农流动经历→城市性→永久迁移的分析框架,丰富了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认知。     

社会投资视角下公共服务与农民工收入增长路径研究

伴随着我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制造业比例不断下降,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迅速扩张,这对受教育水平较低、职业技能短缺、社会支持网络单一、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农民工群体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以往研究认为,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制度因素。然而,单纯地取消农业户口并不能消除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制约。公共服务是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的重要外部力量,只有通过政府社会服务支出增加,进而加强农民工职能技能培训、搭建就业指导平台、重构农民工社会支持网络才能从根本上弥合二元劳动力市场,提升农民工收入水平,进而促进户籍人口城镇化。     

富人治村的社会吸纳机制及其政治排斥功能——对浙东先锋村青年农民精英治村实践的考察

浙东先锋村的个案说明,富人在治村实践中通过构筑公共权力结构网络吸纳了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分层中的精英群体,并通过个人魅力型权威形象的塑造和深具村落道义伦理文化支撑的治理技术的运用,以营造道义合法性形象的方式,将村庄里的弱势群体吸纳进当政的民意合法性根基当中。然而,富人在培育社会吸纳机制以夯实民意合法性根基的过程中,无形之间却为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树立了经济实力、道义伦理和社会活动力三大门槛,从而将村庄的绝大多数人排除到了公共权力结构网络之外。     

瓮安县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民工湖”，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们开始关注农民工问题。本文通过对瓮安县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情况的实地调研、结合其他省区县份的有关情况、综合部分专家学者在就业创业问题上的研究，时瓮安县的返乡农民工现状进行了归纳总结、对其就业创业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探究了目前存在的创业就业状况的原因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就业创业问题的对策。     

农民工小微企业:新时代中国全面发展的动力引擎

文章运用农民工小微企业创业近年来的数据,对农民工小微企业创业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5年间,农民工创办小微企业是农民工创业的主要形式;农民工创办小微企业,作为一个影响大局的大事,对实体经济发展、三农发展、化解社会风险,特别是新时代人口红利和技术红利的释放,具有重要作用。当前农民工创办小微企业面临着新技术革命、专家型人员缺口、内外部经济条件的变化的波及等挑战。要提高农村工小微企业发展,政府需要进一步增加农民工小微企业的创业信心和能力,加大扶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补齐农民工小微企业的创新等短板等。     

社会阶层流动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探析——以社会阶层流动角度探析

农民工问题是当今中国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新时期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在党中央的文件中首次提出,引起了专家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在诸如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与父辈大不相同。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结构的核心内容,而要形成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就需要保证畅通的社会阶层流动,这就需要建立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阶层流动机制。本文试结合社会阶层理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支持圈层系统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

利用CGSS2010的相关调查数据,文章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身心健康状况及其与城镇居民、农村从未外出务工人员、外出务工返乡人员和老一代农民工的健康水平之间的差异,并重点考察了本研究建构的"支持圈层"系统对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有着自身更加鲜明、更加令人担忧的健康脆弱性;专业人员的情感支持、社会保障、社会公平与社会信任等制度性支持的匮乏,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健康问题的关键因素;与家人/亲属对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关联程度相比,朋友/同事/邻居在情感支持上的重要性更大,但在经济支持上的影响较不显著。     

就业结构、居住形态对农民工融合发展的影响分析——对上海市P村的实证调查与研究

农民工这一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特殊群体,至今已走过了30年历程。近年来,农民工融入城市发展的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热议的重要话题。在学术界,目前普遍从文化、社会经济、心理等维度来讨论农民工的融合发展问题。本文以上海H区P村为例,通过对村域内外来人口的就业、居住状态及社区管理状况的实证调查,及对这些因素的关联性进行分析,来研究探讨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发展的有关政策设计问题。     

当前中国农民工收入分析

本文首先对农民工进行了界定，分析了农民工收入的特点及其成因，指出了提高农民工收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提高农民工收入的政策作了进一步探讨，并对未来农民工收入的变动趋势作了简要预测。     

行为问题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子女的比较

儿童心理健康问题,特别是行为问题引人关注,农民工子女作为儿童中的弱势群体,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利用抽样调查资料,对农民工子女和城市子女行为问题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从总体上看,我国儿童的行为问题较为严重。从两类儿童行为问题的比较来看,农民工子女的行为问题比城市子女的严重。在此基础上,利用OLS模型和OrderedProbit模型对两类子女行为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发现独生子女、与母亲见面频率、家庭结构等变量对于两类子女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改善农民工子女行为问题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教育和引导调查研究

所谓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的父母兄长等老一代农民工,更希望与城市融为一体,但技术、权益、身份、心理等门槛将他们拦在城外,带来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因此,针对这一特殊群体,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正确把握他们的思想状况,利用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的导向性、渗透性和感染性等特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加以引导,是重要的现实课题。     

共生理论视角下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研究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程度,既会影响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的进度,也会影响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观点看法,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必须妥善处理好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交往。通过对杭州、烟台两地农民工与市民的问卷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双方的社会交往呈现了较为积极的态势,但仍存在主动性不足、交往内容欠深等问题。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交往的因素主要包括城市和农村不同的文化习惯,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认识上的偏见,农民工的群体因素以及媒体的负面宣传等。为此,需要通过提高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培养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现代市民意识、积极引导社会舆论来不断改善两者的社会交往。     

道义小农还是相对道义小农

文章通过对斯科特道义小农理论下的公平互惠原则的分析,进而对在现代社会中出现分化的三个维度--小农、社会、国家的不同变化进行阐述,从而提出"相对道义小农"概念.通篇的内在逻辑是:经济改革带来就业机会,农民出现分层.但农民由于受其本身局限性的限制,其与现代社会的耦合度低,相对剥削感较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以此提出国家对农民的相对道义政策(如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等政策)是必要也是必须的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成本测度及分担机制构建——基于私人成本支出的视角

城市融入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决策过程，本质上是其“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的有效结合。理论界现有研究倾向于从整体视角对农民工城市融入进行均衡分析，既未区分农民工群体内部的代际差异，又忽视了成本要素对城市融入效度的现实制约。本文在对城市融入成本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引入“资本再造成本”和“享乐成本”两个概念，丰富了城市融入成本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浙江的实证分析后发现，高昂的城市融入成本特别是居住成本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为改变新生代农民工“失范性融入”的问题，建议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及农民工自身相结合的角度，构建多元复合主体的财政分担机制，以逐步破解外来人口机械增长与城市融入效度偏低的现实困境。     

我国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现状调查——工作一定能带来幸福吗?

工作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提供了衣食和住所,还扩展了个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系。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我们研究的关注点。研究一采用电话访谈的方式探究了农民工工作状态、疏离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现状,发现大部分个人背景因素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如性别、收入、教育程度等,而工作状态与生活满意度无显著相关,工作状态在生活疏离感和生活满意度间起到调节作用。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探究了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社会认同和工作倦怠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构建了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