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毛泽东家庭定成分

1950年冬天,韶山乡的土改已到了划分阶级成分的阶段,应该给毛泽东家划什么成分呢?当时负责土改的农会主席张寅秋很为难.按原有财产,应划富农;把富农成分划给革命领袖的家庭,于心不安.     

解放战争时期土改整党中晋察冀区村干部阶级成分问题的由来

围绕村干部阶级成分问题,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干部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能单纯从阶级成分出发分析问题,村干部阶级成分中农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一种则认为凡是村干部出现问题即因为其阶级成分出现问题。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中后一种意见为刘少奇同意,并成为全国土地会议的决议。     

陕甘宁边区土改“左”倾错误分析

1946年至1948年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出现了极"左"倾向。激烈的群众运动、农民在政治和思想上彻底翻身的需求、贫农团成分复杂及干部问题等是此次土改出现"左"倾错误的重要原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税费政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根据不同阶级的经济收入规定不同额度的税费负担。在土地革命期间,实行向剥削者征发和筹款的政策,以及保护贫苦农民的累进税和免税政策。抗日战争期间在农村各阶级之间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除了赤贫者,一切阶级的人都要按经济能力交纳相应税费。解放战争期间,新解放区在土改前实行比抗日战争期间更高的累进税率,征收的重点是地主和富农;土改后的区域实行劳动人民内部的合理负担,保护生产,保障供给。这种度阶级而别的税费政策在实施过程中虽然存在过一些问题,但这一政策打击和限制了封建剥削势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阶级的积极性。     

延安时期新秧歌运动与政治象征的实践逻辑

政治实践可以理解为政治现实的象征化和政治象征的日常化两个环节的持续互动。在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中,通过"旧瓶装新酒"的策略使政治现实通过新秧歌予以表达,对刘志仁式秧歌的典型塑造促使象征性权力的生成,最终进一步实现新秧歌在民众中得以日常生活化,契合了延安时期政治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权力垄断”不能成为重释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概念的根据——兼与王海明教授商榷

重新阐释"阶级"概念,是西方学者辩护与诋毁马克思共有的核心议题。王海明对此概念的理解认为,"阶级划分的根据或标准并不仅仅是经济关系,并不仅仅是生产资料垄断关系,还应该包括政治职务、政治权力的垄断关系。因此,将阶级定义为人们因经济地位或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不同而形成的不同集团,是片面的。"并进一步将这种"二元论"糅合为"以权力垄断为根据的阶级划分",这一概念的转换在深层次上将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特质被抹杀,遗忘了阶级概念的理论硬核,即经济范畴的人格化,从而导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主义政治模式"这一方法论的误识。     

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基础

新形势下坚持党的阶级性,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增强执政基础的根本。坚持党的阶级性,保持党的先进性要弄清党的性质,党的先进性与党员社会成分的关系,要弄清人们的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要弄清吸收其他阶层的人入党会不会改变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要弄清我们党与"全民党"的界限。新形势下在阶级、阶层问题上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增强执政基础的关键。研究阶级、阶层变化的基本态势与基本趋势的核心是:在社会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及时调整政策,以巩固原来的阶级基础,拓展新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好地实践"三个代表",使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治的涵义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政治家、政治学家的视野中,"政治"的涵义、地位和作用是研究政治现象的基 本问题之一。我们认为,在一般意义上,政治是公共权力主体对社会资源的强制性分配及由此达成的相互关 系,其具体涵义主要体现在时间范围、空间范围、政治主体、根本目的、内在特质和主要内容等六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思想突破

李君如在《中国社会科学》上撰文指出，今天，我们坚持把工人阶级先锋队作为党的阶级性质，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传统，同时，又符合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因而具有新涵义。为此，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工人阶级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主义"解放"理论的政治哲学诠释

近代西方"政治革命"直接造就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在促成公民身份的同时还最大限度地发展了私人任性.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必须由"人类解放"来克服."不间断"的无产阶级革命乃至一定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人类解放"的一般途径."政治解放"不仅导致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离,同时还促成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资本主义的自由与任性不仅造成了劳资间的对立和斗争,而且还导致了民族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必然件随着民族利削和民族压迫的内容.无产阶级革命也必然会采取民族解放的形式,而民族解放也自然成为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一个必由环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解放的价值关切则是民族和谐.     

“善”积“人脉”

时下人脉一词常被人使用.何谓人脉?人脉即人际关系、人际网络,体现人的人缘、社会关系.     

“特色”与“特区”

今 年是 邓小 平 百 年 诞辰 ,又值 中 华 人民共 和 国建 国 55 周 年 。 从 报刊 、广 播、电视 、网 络 大 量 的 文 章 节 目 中 ,从 人 们 对 他的 真 切 怀 念 中 ,我 感 到 ,作 为 改 革 开 放 总设计 师 的邓 小平 同 志 ,似 乎 从 来就 没 有 离去,他其 实一 直 就在 我们 中 间。 25 年 的 改 革 开 放 ,使 “中 国 式 ”的 社会主 义 ,从横 向 看,既 不 同于 世 界 别 国;从纵向 看 ,也有 别 于自 己过 去 。 中 国特 色社 会 主 义 之所 以 成 功 ,我 以为得 力 于总 设计 师 邓 小 平 “做 模 型 ”、“建样板 间 ”的方 法 …     

说"诚"道"信"

"诚",是儒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中庸》中说:"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古代的思想家从天地生养万物的自然过程中,看到了天地真实无妄、自强不息的特征,就把这种特征称作"诚",并由此推出人的行为准则:"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宋代理学大师程颐曾提出:"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自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曾国藩也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贤之德业,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所有这些都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使命提出崇高的要求,并激发人们用"至诚"的标准来规范自己,协调人与人的关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进步.     

“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

“三个代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在我们认真学习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要着重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根本要求和历史地位等。为此，需要回答“三个代表”与“两个先锋队”的关系。“两股进步潮流”与“两个先锋队”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没有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五种社会形态”的顺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开始，中华民族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     

"三个代表"与"三个考验"

“三个代表”的重大意义和生命力在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现实问题,对“三个考验”的挑战作出了适时而有力的回答。     

“棉花刘”变成“抢手刘”

年轻时,他首创亩产皮棉超百斤纪录,是远近闻明的"棉花刘,离休后,他带领农民科技致富,使老百姓的腰包鼓了起来,村民们争着抢着让他去讲课搞培训,人们又开始叫他"抢手刘",他就是彰武县离休老干部刘承福.     

“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三个有利于",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为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判断标准.世纪之交,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考察工作时提出"三个代表",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任务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也成为衡量我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的根本标准.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刻,从不同角度,对当代中国的同一历史性课题--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判断标准,其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两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两个务必”与“历史周期律”

“历史周期律”作为反映历史、社会、国家、民族、政党、政权的兴盛衰亡的一种历史现象,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思考和探索的共同课题。胡锦涛总书记在西柏坡学习考察时,重温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毛泽东同志当年倡导的“两个务必”,牢     

究竟是“形势”，还是“形式”？——对毛泽东著作的一处引用的看法

研究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思想的论者,往往要引用毛泽东于1926年9月1日写成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里的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形势只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起来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中国的革命,只有这一种形势,没有第二种形势。”但是,论者在引用的时候又往往将“形势”作“形式”。虽只一字之差,然兹事体大,它歪曲了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本人思想发展历程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