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改革与政府创新——关于政府创新的内涵、动力及路径分析

政府创新的内涵包括观念、理论、体制、人员和操作等五个层面的创新。政府创新是通过政府官员的改革行为得以实现的,因而其直接动力就是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进取心,然而从根本上说,政府创新的动力来源于社会实践。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政府创新的推进可通过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创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执政方式来实现。     

服务型政府:政府职能的新定位——从新公共管理理论看当代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基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职能有着重新定位,由此促进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府改革,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在此理论和实践背景下,笔者考察了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实际情况,重点对服务型政府职能的定位和内涵进行分析,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有关建议.     

当代西方政府改革理论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启示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为适应变化了的环境需要，启动了一场重塑政府的运动。对重塑运动产生深远影响的政府改革理论主要包括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这些理论创新为我国目前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提供了价值取向、组织变革、制度创新及管理工具等方面的经验借鉴。     

政府改革理论亟待超越应用研究范畴——试论创建政府改革学之必要

政府改革是当代政府理论发展的核心命题.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说,当今各国政府改革几乎触及到自古至今政府理论探讨过的所有核心主题,政府理论发展的当代任务必须直面和回应政府理论的当代难题;从现实角度看,政府改革已经成为各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改革中的关键环节和核心因素.由此,对政府改革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应用研究范畴,不能停留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对策措施研究上,而应该提升到规范科学的高度来探讨.政府改革不是权宜之计,不是无奈之举,政府改革是政府存在的一种常态.政府改革是有规律可循的.为此,应该以创立政府改革学为目标,从跨学科综合角度对政府改革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我国政府改革战略模式述略

通过对中西方政府改革实践和理论的比较分析和深入思考 ,从战略角度透视 ,我国政府改革的战略模式必将逐步向有限型、有效型、民主型、服务型、法治型、电子型、企业型和治理型的多元化模式转变。     

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考察与反思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府在现实状况下作出的合理选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在管理活动中以服务型政府为改革目标,开展了多项改革行动,包括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电子政务、政府超市、政务公开以及行政效能建设等。然而,由于服务型政府理论的不成熟和我国现行的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各地方的服务型政府建设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面对存在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战略层次上思考如何推进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道变革理论：一种分析地方政府改革的框架——以石狮市政府改革方案为例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所处的环境不同于西方,这必然决定了其改革实践需要新的理论分析框架,治道变革理论正是开发地方政府改革本土化理论的一种尝试。石狮市政府改革的途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怪圈。治道变革理论为地方政府改革和创新提供标准。     

治理理论下建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模式初探

治理理论是近年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理论依据之一,它的一些理论主张在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了成功应用。本文着眼于探讨治理理论对我国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带来的模式变化问题,尝试建立委托与替代两种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模式,以推进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改革。     

“协同政府”:县级政府机构改革的方向——浙江富阳“专委会”制度的分析

"专委会"制度是浙江省富阳市于2007年开始在其政府机构展开的一项新改革,实施两年多来被实践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其改革理念及实践中部分具体做法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西方国家掀起的"协同政府"改革有相似之处。因此,根据"协同政府"的相关理论对"专委会"制度予以补充和完善,努力使其上升为全国新一轮县级政府机构改革中可供借鉴的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型政府模型的悖论

企业型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产生以来在世界各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备受尊崇。我国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以及各界学者也对企业型政府做了积极的研究和探讨,并且极力的推崇其在我国大力发展,但是该模式在我国推行成就甚微,其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型政府不适合我国,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的需要,我国应该探求云中心组织—虚拟化结构—知本化资源的政府模式。     

论邓小平政府理论

邓小平政府理论主要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概括起来，邓小平政府理论可以看成是“五个一”的理论架构，即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一个系统：建设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一个主题：政府改革；一个总目标：政府建设和改革要实现“活力、效率、积极性”的目标；一个保障：依法治国与依法行政。     

中国共产党处理政府间关系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共产党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十分重视政府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这一问题理论和实践的思考,基本经历了初步探索、有效突破、继续发展和不断创新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理论认识和实践侧重点。对其进行回顾与分析,有利于政府间关系的完善。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政府改革

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研究与深刻反思过程中形成了治理理论。作为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治理理论在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更加强调要寻求政府、社会与市场三者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可以对政府改革进行全新的审视,并拓展对于政府改革的认识,其独特视角对于我国政府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整体政府治理视域下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动力机制研究

在西方国家后新公共管理研究中,整体政府理论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文章对整体政府的形成背景、组织形态、运作模式和发展态势进行了研究,从行政机制与组织模式的变革、信息技术与信息系统应用的推动、修复新公共管理改革的缺陷、适应公民社会与政治参与的需求、改善组织文化和行政生态等方面分析了整体政府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动力机制,并结合整体政府在我国行政管理改革中的应用与实践,提出了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六个方面的基本要旨.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市场关系研究

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索不断向前推进,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探索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历程,厘清政府与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或方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关系脉络,尤其是对二者关系不断变化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经验总结,有利于为新时代推进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困境与反思

我国的行政改革引发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热潮。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服务型政府建设还面临着一些困境．主要有：中西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基础混淆、服务型政府经济发展职能与公共服务职能的困境、服务型政府公共性与民众自利性的困境、政府的单向度服务模式困境以及服务型政府管理与服务的困境。分析这些理论困境，找出矛盾症结所在，这对于加快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经验及启示

上世纪80-90年代以来,在新公共管理运动、治理理论以及新公共服务理论的推动下,西方国家推行政府治理范式的改革,通过强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实施大部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推进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多元化等举措来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服务型政府,这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价值追寻

全面正确地认识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意义和强烈的现实需求,是理性地对我国政府改革做出系统的理论阐释和有效的政策规范的基础性的前提条件。我们从认识论上对此进行理性的反思,以提升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策实践的系统性、有效性和前瞻性。因此要从价值的角度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市场经济、制度创新、政府能力的关系方面进行理论的探讨。     

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政府退出的视角

资源配置主体地位的变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大理论突破。市场化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取向,从市场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是市场体制本质属性的回归,也是改革最终的归宿。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就是政府退出的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就是在政府退出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中建立起来的。然而,在市场化推进的过程中,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深度干预成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大障碍。因此,政府退出是从资源配置主导地位的退出,是为市场发挥作用释放空间的退出。政府退出的核心是放权,政府退出的依据是政府与市场明确的职责边界,政府退出的过程是渐进的平滑过渡,政府退出的制度目标是规制利益主体行为,政府退出的内在逻辑是打造有为政府。     

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效果研究进展与前瞻

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效果研究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基于地域差异、时间维度、市场特征、规制模式以及社会福利等方面,学者们对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效果进行了多层面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但是从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改革需求的实践看,现有研究存在不足之处。为了回应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的需要,未来研究应注重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并举、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同行、系统研究与案例研究并重,在整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出租车行业政府规制效果评价的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