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

最近几年,围绕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与此相关的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西方国际关系学者对原有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思,并通过将第三次论战进一步引向深入,为理解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现实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思路和模式。如“软权力”概念、“地缘经济学”、“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新国际冲突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世界秩序理论”等,就是其中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问题——关系性权力观的视角

关系性权力观认为,权力关系是行为体例行化了的互动与交易的产物。在权力关系中,并通过权力关系,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实现了关于偏好和预期的信息的互动,并完成了对各自所拥有的资源和事件的控制权的交易,从而获得了解决自身所面临问题的行动能力,同时还实现了对他者行动的影响、控制和支配。与关注权力冲突、压迫和剥夺一面的实体性权力观不同,关系性权力观看重作为不等价交易和冲突性合作过程的权力关系,强调权力关系的整合、使动功能。判断和理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行为,必须首先对具体行动领域的权力关系进行知识的重构。     

欧洲18世纪均势隐喻的演变与“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的形成

权力的平衡是一种公认的隐喻表达,经典力学理论通过“隐喻”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18世纪的均势隐喻发生了巨大变化,均势隐喻的嬗变既取决于控制相对权力兴衰的军事经济动态,也取决于基于宇宙学之下规则和论述的建构,新的宇宙学建构使得权力政治和均势政策合法化和自然化。这一时期有关国际关系智识的增长和进步有赖于自然科学的发展。政治经济及自然科学的发展促使“牛顿—笛卡尔式”国际关系本体论伴随新的国际秩序诞生,这一本体论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均势的隐喻不仅代表了彼时国际政治的特征,更代表了启蒙运动对科学的信仰,以及在唯物主义自然哲学下人类对自己控制世界和未来的信念。     

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

布兰特利·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融合了结构现实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将权力关系结构与认知因素连接起来，解释了国际关系中权力不对称关系导致国家间紧张关系的原因。根据这一理论，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结构下，国家对利益和风险的感知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容易误解对方行为，进而带来关系的紧张与）中突。由于这一理论的经验依据来自东亚国际关系史，因而给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信息革命与当代国际关系

自近代国际关系体系形成以来,技术进步始终对国际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特别是从20世纪后期至今,信息革命的深入发展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本文从国家主权、全球化、国家安全、综合国力和外交手段等方面对此进行了分析。笔者认为信息革命对当代国际关系最本质的影响是对全球权力体系有重要的重塑作用。信息革命使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信息的人急剧增多,这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政府职能,特别是大国政府及其机构——中央银行、情报机构及其它类似机构的作用将大大减小。游离于国家之外的组织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从绝对意义上说,权力都得到了加强。     

论美国海权之路中的外交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海权是“权力”内涵的延伸，即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在海洋上的延伸和拓展。     

略论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探寻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课题。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看重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与利益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则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原理,将国际关系看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本文将文化视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市场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反,与之相比,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只居于次要地位。本文只是对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作一专门讨论而已。     

“权力转移”理论：霸权性现实主义？

“权力转移”理论被普遍认为是可以用来解释中国未来发展动向的国际关系理论见解之一,因为该理论强调大国崛起的战争效应,认为大国间力量再分配的均衡、而不是力量再分配的差异更容易导致战争。然而,无论是从理论建构的严密性、还是从经验实证对该理论的测试来看,“权力转移”理论都无法称得上是成熟的战争起源解释理论。“权力转移”理论迄今只能说是一种有关战争现象的“研究项目”。基于该理论对中国崛起未来的任何臆测同样是站不住脚的。     

国家声誉在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崛起国家与体系内现状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任何国际体系中,如果主要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长期维持恒定状态,或者权力关系所发生的变化依然按照原有比例分配,那么,这种体系就能无     

国家形象与国际交往刍议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通常,国家形象在两种分析向度上被定义,即现代性向度上的物质形象和情感向度上的道义形象。与物质形象相比,国家的道义形象更显其软权力的意涵。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有关国家形象的话语论说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并对国家间关系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如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

当前国际上出现一些“看淡中国发展前景”“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这反映了一些西方国家对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优势缺乏准确认知,无法辨识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的战略新机遇。事实上,从历史维度看,国际体系转型蕴含着双重战略机遇。一是国际秩序整体上从殖民秩序、霸权秩序不断向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转型;二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多样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体现了中国发展的历史主动性和不断上升的塑造能力。从空间维度看,随着技术和产业的深刻变革,中国在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过程中蕴含着重要的战略机遇,尤其是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性权力结构所形成的市场空间整合效应,铁路物流和数字贸易的发展,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产业变革等,都为中国带来了战略新机遇。从关系维度看,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逻辑,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范式,促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创新,合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为大国关系总体稳定及巩固和拓展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提供了战略新机遇。     

战后日本的“台湾帮”日台关系

冷战后，亚太地区国际关系进入了重新组合与调整的新时期，中日关系以及这一大框架之下的日台关系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日本国内右翼亲台势力，基于联合美国、牵制中国的战略构想，积极发展与台湾的“实质性”关系。台湾当局则竭力拓展“外交空间”，开展“务实外交”，试图借助外力，抗拒统一。     

主题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中国

在过去三十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学术界似乎形成了某种共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正在改变着国际关系研究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这种二分法;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中,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IPE正在改变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和分析方法。     

21世纪以来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徐以骅教授访谈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中世俗且具实证性的研究领域,宗教及向来与国际权力体制没有关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在其中难有一席之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宗教的政治化趋势及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尤其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世俗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传统看法,引发和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甚至"范式转移",使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那么,如何评价全球宗教复兴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冲击,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有何特点?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涂怡超专访复旦大学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徐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宗教、中国基督教等,著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等。     

“21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适应21世纪国际环境的新变化,拓展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强化国际关系研究的文化底蕴,交流中外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总体研究成果,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在新世纪的创新发展和交叉发展,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大学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于2001年7月10—11日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21世纪:东亚文化与国际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国内外的专家教授50余人与会,其中包括日本岛根县立大学校长宇野重昭教授、法国波尔多大学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     

“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

“权力国家”、“贸易国家”和“文明国家”是外交政策研究的三种理论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大主要流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相对应。这三种理论模式的一般理论特点与要求是什么?它们对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适用性如何?说服力怎样?能解决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即坚持什么的问题吗?这些是本文拟探讨的主要问题。     

对邓小平同志丰富和发展和平共处原则的一些认识

一、总结国际关系实践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具有强大生命力半个世纪前 ,中国首先提出并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 2 0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它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五十年来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经受了历史风云的考验 ,得到了国际广泛认同。 1984年 10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 ,强调指出 :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 ,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认为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 ,“集团政治”方式 ,“势力范围…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年会学术研讨综述唐家璇国务委员出席会议并作了国际形势报告

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年会于 2 0 0 4年 1 0月 9日 - 1 1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这次会议的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 ,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 ,就当前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进行研讨。讨论的主题是 :“9·1 1”事件之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和走势。具体讨论的问题是 :①大国关系的变化和调整 ;②中国外交的新格局 ;③地区主义与地区一体化 ;④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中国国际关系学会是国家一级学会 ,隶属于外交部。现任会长是唐家璇国务委员。会员单位包括国内设有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的高校 ;国内的主要国际问题研究…     

“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综述北大核心CSSCI

2013年12月7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核心概念的创造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者围绕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学者所创造的核心概念,并比较这些概念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核心概念的异同,     

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中的文化与认同

随着冷战的结束 ,国际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现了新的因素 ,因此仅仅从权力理论和经济发展不平衡角度去认识当今世界的格局是不够的 ,应当考虑“文化因素”。冷战后的世界 ,权力因素依然重要 ,但权力的重要性与过去相比却有所下降 ,文化的因素在国际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日渐加大。就是说 ,“文化”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国家实力加以考虑。文化一般有“整合”和“认同”的功能。“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也是整合文化、共建群体文化意识和价值参照系统的过程 ,是国内人们对共同体形成“文化认同”的过程。作为政治实体的国家 ,其力量的凝聚不仅需要资源、体制和权力作为保障 ,而且更需要精神的整合。因此 ,这使国际关系学者们重新思考世界事务中“文化”和“认同”的理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