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权力观之比较分析——兼谈不同权力观对当代国际格局的不同理解

本文从介绍现实主义的权力观入手,较全面地比较分析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权力的定义、来源、转化和地位等方面的不同观点,并简要论述了产生这些不同认识的缘由。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权力观是对现实主义权力观的一种革新,在未来的世界政治中,传统的权力政治或强权政治这个现实主义的根本理念将会逐渐淡化,过去以大国权力为基础的"极"国际格局将不可避免地被不同性质、不同功能和不同类别的行为体共同作用的"元"国际格局所取代,亦即逐步超越单极、两极或多极结构的范围,向着网状的"多元"结构方向发展演变。     

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

布兰特利·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融合了结构现实主义和错误知觉理论，将权力关系结构与认知因素连接起来，解释了国际关系中权力不对称关系导致国家间紧张关系的原因。根据这一理论，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结构下，国家对利益和风险的感知存在着重大差异。这种差异导致两国容易误解对方行为，进而带来关系的紧张与）中突。由于这一理论的经验依据来自东亚国际关系史，因而给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个新思路。     

论美国海权之路中的外交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海权是“权力”内涵的延伸，即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在海洋上的延伸和拓展。     

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再认识

特别权力关系是行政法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在特别权力关系中一方当事人的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并负有特别的义务,这种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和一般行政法律关系,特别权力关系存在与公务员与国家、学生教师与学校、服刑人员与监狱等法律关系中。虽然特别权力关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反思,但是它并没有消亡,有它的生存空间和存在价值。对特别权力关系基本内容的探讨和研究是本文的目的,以其能引起大家对特别权力关系的关注和重视。     

权力的解析

权力是社会生活中一种具有多种表现形式的复杂现象,它在某些领域表现为个人或群体之间的互动以及一方意志的实现,在某些领域表现为一种各方承认的规范,在某些领域它又受到社会结构的决定性影响。无论把权力作为意志的实现、社会规范还是社会的结构性关系,关注的都只是权力的某一维度。正是由于把视线聚焦于一点,这些分析才能深刻地揭示权力关系中策略性行动者、共同持有的规范或结构性的关系的重要性,揭示现在社会生活断裂的和成问题的方面。但单一的研究视角同样局限了研究者的视野,使他们对权力的分析囿于一隅,其研究成果因此也只能运用于有限的对象、层面和领域,而不可能提供一种符合不同对象、层面和领域并使人们能够对之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案。要对权力这一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全面的解析,除了继续开辟新视角,去揭示它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尚未被发现的表现形式之外,或许同样需要跳出对权力的单一观察视角,采取综合的方法,吸收各种分析之长。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

国际组织与国家行为体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运行中,而且体现在有关国家保持或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的对外战略之中。制度性话语权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代表一方通过国际制度框架内的规则、程序以及对规则和程序的塑造,以指引、约束他者行动(或非行动)的能力。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各方的地位和角色、话语权和影响力并非均匀分布于国际组织的建立与运行中,各国家行为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和互动理念。在上述承载着制度性话语权的不同层面,国家实力因素显然是造成分布差异的原因之一,而多边外交能力在制度性话语权的形成与分配进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实力因素的影响往往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譬如当下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尤为关键,多边外交能力则突出表现为国家行为体进行制度谈判的策略和能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多边外交能力建设,尤其是国际组织中的话语传播能力、制度谈判能力、人员配置能力,保持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与角色实践的主动性。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研究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于19世纪德国,并相继对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传统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于二战后在各国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呈现出一系列新的发展趋势。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我国学界对于我国是否存在特别权力关系以及是否需要引进这一理论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中国,由于国体的独特性,深刻理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对于实现建设法治社会的目的,实现民主对于权力的制约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家形象与国际交往刍议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形象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通常,国家形象在两种分析向度上被定义,即现代性向度上的物质形象和情感向度上的道义形象。与物质形象相比,国家的道义形象更显其软权力的意涵。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物,有关国家形象的话语论说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着相互建构关系,并对国家间关系发挥着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略论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探寻影响国际关系的因素是国际关系学的重要课题。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看重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与利益因素,国际政治经济学则用政治与经济互动的原理,将国际关系看作是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交互作用的过程。本文将文化视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意味着否定国家权力、国家利益、市场力量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相反,与之相比,文化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只居于次要地位。本文只是对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作一专门讨论而已。     

限制权力，为规范开辟空间——克氏规范建构主义研究

克拉托齐维尔的规范建构主义有其自身的特色。克氏认为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因其本质是功利主义分析而无法解决从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障碍。问题的根源在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建立在主体和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假定语言指涉外部事实并借助严密的归纳和演绎逻辑研究人类行为。这种研究方法忽略了言语行为中的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本质上是自语而非交流,因此无法获得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针对理性主义的缺陷,克氏提出了自己理论的假定和规范通过实践推理决定行为的假设。与科学推理的价值无涉相反,实践推理中充满价值判断,是理解互动中人类行为意义的正确途径。克氏规范建构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意义重大,它驱散了国际政治的权力迷雾,为国际关系的规范研究回归开辟了空间。但由于其论证过程中排除了基于不平等的权力政治,假定了冲突方的自由意志,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应然研究,这给他的理论带来了局限性,但应然包含在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中,是研究行为体行为时无法忽视的因素。     

试论大学生与学校的特别权力关系

本文以大学生与学校的特别权力关系——行政法律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大陆法系公法学说和我国高校的法律地位及大学生与学校的现实关系出发，在分析大学生与学校关系被归入特别权力关系特点的基础之上，尝试对大学生与学校的特别权力关系进行论述。     

系统论视野中有组织地教育未成年人研究——兼谈社会权力介入家庭教育的边界

在"系统理论"视野中,未成年人教育是一个有机组成系统,其中家庭教育是这个系统的一个互动单元,而"社会权力"介入则是这个系统中的另一个互动单元。有组织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就是使系统中各单元间形成良性互动。我们需要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把握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介入这两个互动单元的结构安排,家庭教育是未成年人教育的基础,"社会权力"介入是家庭教育的补充,二者泾渭分明,又相互渗透、影响和转化。"社会权力"对家庭教育的介入应当有其边界,遵循自愿性、补充性、不得已性及自律性原则。家庭教育与"社会权力"两个单元的良性互动、协调配合是未成年人教育、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本途径。     

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在文化逻辑及对“中国梦”的三重意涵

面对中国正逐步从全球大国走向全球强国的现状,西方学者惯于用权力转移理论的"大而必霸"逻辑设定来探讨中国崛起可能导致的大国间权力再分配,以及由于国际体系中公共财富的再分配所引起的大国冲突,甚至是霸权争夺战。然而,这一理论假设更多是从系统层次即中国崛起的外部国际格局的分析所得出,缺乏对决定中国国际行为的内在逻辑起点——文化传统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以"和"为精髓的儒家文明及对其有所扬弃和重塑的"和谐"理念一方面昭示了中国数千年崇尚"以和为贵"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非权宜之计的逻辑起点。因此,中国在承认大国间存在战略竞争的同时提出了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实现大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与互惠互利。这实际上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一贯立场的体现,更是中国崇尚"以和为贵"文化传统的现代重塑。同时,它还承载着契合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中国梦"的对外解读,及营造国际环境实现"中国梦"、并向世界推介"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权力符号:“官二代”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表明,大国关系决定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也关系着中国的国际环境。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对"国际关系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习近平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也是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进程中,中国外交特别注重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是大国间的协调、合作以及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性竞争。构建良好的大国关系,必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权力符号：“献”现象的社会解读

“我爸是李刚”宣语的背后隐含着特定时代背景下“官二代”的行为逻辑，其实质是官员子女对权力符号的继承与运用。传统社会权构化的惯性是“官二代”有意识地使用权力符号的内在驱力；现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封闭趋向强化了权力符号的辐射力与影响力；权力符号与社会观念之间支配与被支配的互动情势构成“官二代”演绎权力符号的人文语境。     

21世纪以来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徐以骅教授访谈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被看作是社会科学中世俗且具实证性的研究领域,宗教及向来与国际权力体制没有关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各种类型的宗教组织在其中难有一席之地。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宗教复兴、宗教的政治化趋势及国际关系的"宗教回归",尤其是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世俗媒体和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宗教作用的传统看法,引发和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甚至"范式转移",使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术热点和增长点。那么,如何评价全球宗教复兴对当前国际关系的冲击,国际关系研究的"宗教转折"有何特点?我国宗教与国际关系的研究取得了哪些成绩,还存在哪些问题,今后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涂怡超专访复旦大学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徐以骅教授。徐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宗教与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美国宗教、中国基督教等,著有《宗教与当代国际关系》《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后冷战时期的宗教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等。     

权力动力学视角下的蛰居青少年家庭关系与自尊问题研究

权力的传递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媒介。然而,权力实施中关系的本质却鲜被论及。鉴于这个领域缺乏深入研究,文章旨在探究家庭关系的紧密程度是否对蛰居青少年产生约束性影响,进而影响到青少年在家庭中的从属程度。蛰居青少年(N=363)参与了本研究的定量阶段,42人参与了定性阶段。监督者包括21名家长、11名教师、16名社会工作者或顾问以及3名警务人员。本研究采用分层回归分析,适度分析和访谈法。结果表明,关系的紧密程度会"催化"权力与控制的效果,即当关系程度较为紧密时,权力的影响会更大。     

交往密度与国际体系的演变——约翰鲁杰建构主义思想述评

约翰·鲁杰大量借鉴涂尔干的社会事实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体系演变这一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问题。国际体系结构具有二元性,既制约行为体,又由行为体所创造和再造。包括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在内的新功利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结构对行为体的制约,忽视了行为体建构和重新建构国际体系的能动作用。鲁杰以从中世纪封建国家体系到现代领土国家体系演变的细致分析,阐述了自己的体系演变理论:国际体系中行为体交往密度的变化,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改变了国际体系的单位分异原则,单位分异原则的变化导致国际体系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