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贵阶层与苏共的腐败及其垮台

苏共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腐败,特别是党内形成了一个权贵阶层,导致苏共自己割断了与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在人民群众的不满、失望、冷漠和抗议的逻辑链条中,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苏共垮台溯源

1991年,苏共这个有着93年历史的大党宣布解散,同时也结束了自己单独连续执政长达74年的历史。那么,苏共是怎样由一个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甘愿为人民的利益流血牺牲、为人民谋福利的党,演变成为一个脱离了群众、高高在上而为群众所抛弃的党呢?其实,这个问题自苏联解体、苏共解散以后,就一直为我国所关注。显然,世界上最大、历史最长的共产党的兴衰成败对我党的执政实践更具借鉴意义。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启示

苏共党内历史虚无主义逆流以否定苏共领袖和革命英雄为切入点,进而演变成一场全盘否定苏共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掘祖坟"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苏共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一定程度上粉碎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赖以支撑的精神基石。历史虚无主义扭曲了苏联共产党的形象、搞乱了苏联人民的思想,导致苏共意识形态失控。必须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的变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个自信,树立正确的历史观,防范和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泛滥。     

苏共为何输掉竞争性差额选举(下)

实际上,1989年春苏共并没有准备好竞选,民主派大张旗鼓地抨击苏共的错误,而苏共对此却没有积极应对。1989年3月,苏联正式开展苏维埃代表竞选活动。竞争性差额选举与等额选举完全不同,是将部分政治资源分配的权力下放给群众,因此,它向苏共发出了挑战:由于参选候选人政治成分多元化,出现了与苏共面对面的竞争对手;由于所有候选人必须平等地竞争,接受淘汰选拔机制的筛选,苏共第一次面对着在竞选中落选,失去政权机关席位的风险,同时,史无前例地给予平民和在野的政治派别通过竞争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机会。     

苏共二十大新论

2006年2月28日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举办了题为《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和苏维埃制度历史命运中的作用》的圆桌会议。会议组织者认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苏共、苏维埃制度、共产主义思想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终对整个世界历史都产生了严重后果。为此,与会专家对苏共二十大及其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新观点。会后历史学博士谢尼亚夫斯基根据提交的报告撰写了会议综述。该综述刊登在俄罗斯《祖国史》杂志2007年第1期。现将其主要内容摘译如下。谢尼亚夫斯基在题为《苏共二十大在…     

从制度建设看苏共垮台的经验教训

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是国际社会的大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创新和建设。苏共既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有效的党内外监督机制,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有力的、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也没有建立一种能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变革机制,没有及时意识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与职责转变。制度僵化导致观念僵化、管理僵化,政治合法性资源不断流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创新和实践方面,苏共也没有建立一个社会资源合理、公平的配置制度,使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拥有了利用人民赋予的国家政治权力为自己捞取私利的巨大的腐败空间。     

腐败与苏共垮台

纵观世界政党史,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应该说是很常见的现象.但对于苏联共产党的垮台来讲,确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思考.这是因为:第一,苏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列宁亲手建立的政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立下了不朽功勋.第二,苏共独掌政权70年,不像东欧一些国家,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存在形成致命威胁的反对派;第三,苏共不是在战争中被拿枪的敌人所征服,而是不战而败,是"和平”解决的问题,是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亲自宣布解散了苏共.     

苏共的反特权斗争及其历史教训

随着苏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地位转变,苏共反特权的对象也从阶级特权变成了党内特权.苏共执政后的反特权斗争主要经历了列宁、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担任领导人的四个阶段.这些斗争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即苏共没有培育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没有实现对政治权力的有效制约,没有保持反特权斗争的连续性,最终消解了反特权举措的威慑...     

民主集中制的破坏与苏共的瓦解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组织原则。苏共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特别是没有解决好发扬党内民主的问题。这是苏共瓦解的直接原因之一。苏共的经验教训表明 ,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苏共执政丧权亡党历史教训再探——“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述要

2002年4月16～18日,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和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共同发起召开“苏共执政的历史教训”座谈会,与会者都是长期研究苏联问题的资深专家,他们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诸多方面探讨和分析了造成苏联共产党丧权亡党的原因与教训。大家一致的看法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因素很多,执政党的因素是根本的。苏共没有推进政治民主化、经济     

也谈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兼评美国学者科兹的几个论点

苏共及其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苏共内部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美国学者科兹看到是这个特权阶层搞跨了苏共和苏联,却不懂得它产生的真正原因,而是把它归之于改革,进而得出了反对市场化改革的错误结论.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不改革、不正确地进行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     

热话题与冷思考(二十三)--关于时代发展与政党现代化的一些思考

早在1996年,您就在<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一书中提出:"政党政治进一步现代化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政党现代化"这个问题,但在那时人们对"政党现代化"这个词还相当陌生,所以您的提法应该说十分"前卫".那么,您当时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我国“外来人员第二代”犯罪的预防与治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政策的实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谋生，由于户籍制度等社会原因，他们下一代的问题日趋突现。根据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笔者从我国“外来人员第二代”的现实境遇出发，提出了对这个群体犯罪问题的预防与治理对策，以供社会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与借鉴。     

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潮流的新认识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潮流的新认识.认清时代潮流,有助于把握时代的本质特征.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曾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概括为历史潮流.70年代以后,兴起了新的时代潮流,江泽民同志将其概括为:"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不仅对于国家制定对内对外政策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时代主题的理解和正确判断世界大事中的是非.     

克里姆林宫易帜十年祭

苏联之亡,戈尔巴乔夫及其所代表的那一代苏共领导人有不可回避的重大历史责任,但根源在于其制度基因和历史演变."斯大林模式"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乌托邦,并非社会主义的合适的社会模式;大俄罗斯主义的单一制国家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核军备竞赛、国民经济军事化都是导致苏联衰败的原因;极权官僚制度及其必然的腐败最终葬送了党和国家,苏联是"自杀自灭",亡于"脑坏死".     

对中国国民党六次重大历史转折的回顾与反思

中国国民党在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经历了六次重大历史转折。每一次转折都是对自身建设进行的一次深刻调整。研究它的历史演变 ,关注其现状与未来走向 ,对于研究政党政治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意义。     

欧洲左翼政党大整合

2004年5月8-9日,欧洲左翼党成立大会在罗马召开,300多位来自欧盟部分国家的共产党和左翼政党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德国民社党、意大利重建共、西班牙联合左翼、希腊左联党等欧盟12国的14个共产党与左翼政党成为该党首批成员.法共和捷克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共产党虽出席了成立大会,但由于党内有不同意见或对建党呼吁书内容持有异议,决定暂不正式参加新党.大会一致选举意大利重建共全国书记法乌斯托·贝尔蒂诺蒂为该党主席.另外,葡共、德国的共、北欧绿党左翼联盟、古巴共、巴西共、日共等22个来自欧、亚、拉美的左翼政党和组织应邀派代表与会.     

Acknowledgement of the Secret Protocol of the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and the Declar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by the Union Republics of the USSR

In June 1989, the First Congress of People's Deputies of the Soviet Union established the Commission for Historical and Legal Estimation of the 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 of 1939. In the commission, representatives from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condemned the Soviet annex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prompting heated arguments regarding the invalidity of the related secret protocol of the pact with other members who continued to hold the traditional Soviet ideological view of the pact as something positive. The debate over the secret protocol had the further potential to extend to disputes over ‘recovery of lost territory’ amongst the Baltic States, Ukraine, Moldova, Belarus and Russia. This article analyses the arguments used by commission members, considering the interplay of national interests, how they balanced arguments between restor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 and maintenance of borders, and how they finally compromised and concluded the commission's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