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日同盟的强化及其对东亚地区政治的影响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重新定义以来,美日同盟不断通过强化走向军事一体化和全球化.美国不是抑制而是推动日本重整军备,而日本也借助同盟追求更具进攻性的安全政策.美日同盟的强化并不意味着美日平等的"权利分享",而是体现出日本对美国战略的屈从.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保证其安全并遏制中国,同时在经济上谋求同中国争夺地区合作的主导权.日本战略上的内在矛盾使其无法获得其他东亚国家的信任,也使东亚面临安全结构两极化的危险.构建和谐的东亚政治世界需要中美日建立稳定的三边合作关系,并最终将美日同盟纳入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框架中.     

日本学界对美国的认知变化及政策构想

随着美国地区影响力的相对下降和中美战略关系的发展,日本学界对日美同盟的可靠性和日本的国际地位日益感到不安,但主流意见依然认为,从长远来看,美国将维持其在国际秩序中的领导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主张更加积极主动地借助美国的力量以制衡中国,同时通过增强自身的能力和开展地缘政治外交来填补美国政策向内转而留下的权力真空。对美国认知的这种变化构成了日本战略转型的关键动因。但是,日本在战略上谋求更大的自主性和更强的实力,仍然受到美国的战略利益、日本的民意及日本对华认识中的狭隘心态等因素的限制,其转型的步伐只能是渐进的。     

日美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

日美同盟是冷战后日本军备扩张的主要平台与重要促因:日美军工合作是日本政府实现"质量建军"的有效途径,自卫队配备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相关联;日美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大幅提高日本军事装备的整体攻防水平;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导致自卫队通过谋求日美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来扩张军备。与此同时,日美强化同盟、日本扩张军备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互信、力量平衡及机制构建等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     

身份与权力:冷战后日本的海洋战略

日本作为一个四面环海的群岛国家,其海洋战略几经沉浮,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深刻的教训。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国家身份的迷茫,政府积极推动成为海洋国家,确定了"海洋立国"的综合战略,从海洋立法、机构设置、加强军备、强化日美同盟等领域进行全方位努力,并将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对手。日本的海洋战略对日本未来走向、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美日、美韩同盟强化的现状与比较

正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中高度依赖同盟,把同盟当作其维护美国利益的重要途径。在自身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美国需要同盟的配合。其中同处于东北亚地区的美日、美韩两同盟都同步得到了强化。通过对日韩施展"巧实力"外交,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盟国战略重心的调整,缓解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资源紧张的情况。美日、美韩在地区安全环境中的互动2009年,奥巴马政府就任之初,曾提升与中国和东盟的关系,使日本担心美国是否会冷落自身。但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访问亚洲时把首     

拜登政府与美日同盟的发展趋向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提出将重振美国同盟体系,突出美日同盟的重要性.未来美日同盟的"双向义务"合作与日本的同盟"对等化"诉求将相伴发生、相互影响,并逐步内化于美日澳印"四国安全机制"及西方"盟友圈"构建之中.中日关系中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上中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使得美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日益凸显.美日两国确认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公然侵害中国领土主权及国家安全利益,使得中美日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美日澳涉台安全合作新动向:路径、态势与制约

拜登政府将中国视为“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在“联盟制华”与“以台制华”方面双向发力。作为同盟体系的核心,美国不断提高美日澳三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水平,以共同应对所谓中国威胁。出于相似的遏华战略偏好,美日澳正在通过议题联合介入、国内制度疏通、双边短板补足、三边同盟构筑、实战演练导向等路径,愈加细致深入地推动涉台安全协作。然而,三国的相关合作上限既会受到美国内政优先以及日澳的认知落差等“软约束”限制,也会受到联盟扩散导致的“衰减效应”以及日澳国内法制等“硬约束”牵制。可以预见的是,在短期内,美日澳的涉台安全合作会不断提速升级,但在是否以及何种程度共同协防台湾的问题上将继续保持适度的战略模糊。     

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及前景

安倍晋三已成为日本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首相,其对外政策理念将对日本外交产生深远影响。安倍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积极推进"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推行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试图通过加强与西方国家和地区盟友的联系,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安全战略网络与国际战略格局。与此同时,安倍内阁的外交战略依然面临一些难题,即如何处理日美同盟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国内右翼势力及美国牵制下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如何处理日本同朝鲜半岛的关系等。2020年,安倍内阁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是,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环境下能否如期成功举办东京奥运会。     

特朗普执政后美欧同盟关系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后将"美国优先"作为对欧政策的主导原则,以施压与交易方式推进对欧政策调整,导致美欧同盟关系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交易性成分增多、同盟趋于松散化和竞争性的一面凸显等。特朗普政府偏执于"美国优先"及"单边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理念是导致美欧同盟关系恶化的核心症结,而美欧对外战略调整与安全战略选择错位以及大西洋两岸社会和民众对联盟的认同度下降,使得联盟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治下的美欧同盟关系降至历史最低点,并对欧盟未来的发展形成挑战,也牵动了美欧俄、美欧中三边关系的走向。衰落但有韧性的美欧同盟关系仍将继续维系和存在,中短期内仍将保持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美日同盟处于总体强化进程之中。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甚至通过牺牲对方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加重。总体来看,美日同盟的强化将固化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美日同盟压力。     

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举措及其影响

从民主党鸠山内阁到自民党安倍内阁,日本对美国战略东移的因应,经历了一个调整、呼应、进而加以利用的过程,体现出较强的战略连续性,表明日本因应美国战略东移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权力转移特别是东亚力量结构发生转变之际,对日美同盟关系进行再定义,重新确立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定位,寻求对东亚地区秩序的重塑发挥主导作用。     

日美同盟,同床异梦

1月11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正着手研究修改《周边事态法案》,计划将“台湾有事”纳入“日本有事”范围,未来只要包括台湾海峡在内的“周边事态”有事,美军即可使用日本机场港口。此前,日本与美国还举行了夺取岛屿的联合军事演习。以日美同盟为依托,日本继续向国际社会鼓吹“中国威胁”,其防卫厅长官访问英国时鼓动其继续在对华军售解禁问题上持审慎态度。种种迹象显示,日美联手干扰台海问题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对日美同盟,中国应该怎么看?本刊特约何家栋先生撰写此文。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向何处去?

随着德国总理默克尔卸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党主席,她将逐步淡出德国的权力中心,但其留下的政治"遗产"更多地会被继承和修正,而非被颠覆性的抛弃。"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在内政方面将会重点聚焦于重建"共识政治",维护社会公正,发展"数字经济";外交领域的优先议题是继续推动欧元区的改革,确保欧元区经济金融的稳定。美国仍是德国在欧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跨大西洋战略同盟关系会进一步稳固。     

以色列对中东变局的认知及其应对

"阿拉伯之春"的爆发深刻影响了中东地缘政治,改变了以色列所面临的国际和地区环境.以色列对"阿拉伯之春"的认知也经历了由喜悦、乐观到谨慎、理性的转变.面对中东新一轮地缘政治发展带来的新挑战,以色列采取了加强国防军建设、与美俄和阿拉伯国家等域内外大国发展关系、积极应对伊朗威胁等一系列举措.随着拜登政府上台,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将面临更多变数,但美以同盟关系不会发生实质性改变.同时,巴以问题变化、美国与伊朗地区博弈加剧以及以色列面临的内部政治纷争将对其对外战略产生更多影响.     

论克林顿政府亚太安全战略的形成

文章认为,1995年克林顿政府推出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是对1992至1994年间东亚地区一系列重要事件——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日美同盟所出现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崛起——的反应。该战略以“预防性防御”为主旨,反映出克林顿政府要在后冷战时代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以接触方式因应中国的崛起,以及建立“新太平洋共同体”的愿望。但是“预防性防御”战略能否成功,取决于美国如何落实这些构想,同时,亚太地区变化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也要求华盛顿在推进“预防性防御”战略时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更好地拿捏分寸。     

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对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影响

一、美国亚太战略调整的演变及内涵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做过多次调整。1990年代初,美国提出过＂扇骨扇面＂亚太战略,以美日安全联盟为主扇骨,北有美韩,向南则有美菲、美泰和美澳联盟,实际上承袭冷战时期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安全同盟。扇面强调美国主导下的亚太经济合作。     

论日本与东盟的相互认知及双边关系的演进

本文在回顾战后日本-东盟关系演进的基础上。描述了两者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时较为密切的全方位关系，到冷战结束以来平衡性与互动性更为突出的关系样式，分析了日本-东盟关系式样形成的内外原因，并对日本和东盟相互战略认知进行了探究。文章认为，在东亚国际格局变动的新时期里，日本-东盟关系将在前者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石”以及后者以“大国平衡战略”为标杆的基础上，日本将继续寻求美国与亚洲之间的政策平衡点，而东盟则在继续强化自身建设的同时，依然会将中、美、日为核心的世界大国和国际组织纳入并塑造为该地区的基本平衡力量。从东亚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看，随着中国的不断壮大，并奉行灵活进取的地区多边主义，中国与东盟的政治经济关系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日本与东盟国家颇为紧密的传统关系、尤其经济关系方面相应会面临三大效应的影响，将朝着平衡性、互动性、竞争性相对更为显著的发展方向演进。     

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特征分析

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承接日本安倍内阁的构想,在价值观上强调"自由""开放"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标准,含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积极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以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便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共同遏制中国.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深层动因是制造中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对立,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持续展开价值观攻势,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中国既需要增强战略定力,加强与美战略沟通与相互理解,避免两国认知差距不断拉大,意识形态鸿沟越来越深,也需要推进"一带一路"和"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消解美国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地缘政治结构,以中韩、中国—东盟关系为抓手,拓展外交空间.     

美国印太战略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特征分析

美国在特朗普执政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承接日本安倍内阁的构想,在价值观上强调"自由""开放"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制度标准,含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在积极实施对华战略竞争的宏观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以维护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拜登上台后,美国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的意识形态色彩,以便拉拢盟友和伙伴国共同遏制中国.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深层动因是制造中国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的对立,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主导地位.当然,美国要在印太地区持续展开价值观攻势,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也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中国既需要增强战略定力,加强与美战略沟通与相互理解,避免两国认知差距不断拉大,意识形态鸿沟越来越深,也需要推进"一带一路"和"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消解美国推动印太战略意识形态化的政治经济基础和地缘政治结构,以中韩、中国—东盟关系为抓手,拓展外交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