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改革与日本自民党支配体制变迁

在日本,行政改革与自民党支配体制的变迁密切关联。在自民党内部,行政改革的推进始终与其权力结构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不仅政治家个人因表现不同而导致其权力地位的消长变化,乃至21世纪初期的邮政民营化改革进一步导致了各派阀势力的兴衰。从决策过程的视角看,行政改革持续推进了"官邸主导"型决策模式的机制化建设,但其决策效益的发挥则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行政改革对自民党社会支持基础的影响则是复杂的,面对日趋多元化的市民社会,自民党政权是难以通过行政改革来"固化"其社会支持基础的。     

论日本第48届众议院选举及安倍政权走向

第48届众议院选举的提前举行,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基于内阁支持率回升、自民党处于领先优势、民进党势力低迷及新兴政治势力立足未稳等因素而作出的政治决定,其导致民进党分裂以及希望之党与立宪民主党的仓促组建。在竞选过程中,围绕消费税提升、核电、修宪等政策课题,执政两党(自民党和公明党)、希望之党与日本维新会、立宪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及社民党"三股势力"之间展开角逐。执政联盟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由于在野党势力的孱弱与分裂,也是日本选民"别无选择"的无奈之举。大选后组建的安倍内阁呈长期执政态势,其延续"安倍经济学"、强化对朝施压、推进修宪路线等政策取向值得关注。     

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

基于“政治主导”的政治理念，民主党政权在政策决定过程领域推行政官关系变革。历经鸠山内阁、菅内阁与野田内阁，随着政官关系变革态势的减弱并遭受顿挫，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政官关系定位不准，不仅导致民主党政权的政策决定过程反复变化，也削弱了其决策效益与执政能力。     

日本核政策动向

"无核三原则"是战后日本的基本防卫政策之一.但是,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气候的双重影响下,日本在核问题上出现了一系列新动向,其核政策也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新变化,无核化政策前景日益令人担忧.本文依据相关资料及既往研究成果,对冷战后日本无核化政策的新动向进行系统分析,以期更好地把握未来日本核政策的变化趋势.     

安倍内阁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应对战略

针对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端,2012年12月上台执政的安倍晋三内阁在政治上坚决否认主权争议、大肆宣传"固有领土"以及不时渲染危机氛围,以强硬的政治立场刺激争端;在军事上采取了增加防卫费、建设"综合性机动防卫力量"以及开展"离岛夺回"演习训练等举措,以"离岛防卫"备战争端;在外交上通过加大安全保障内涵,从外围牵制争端,并将日美同盟的深化与中日钓鱼岛争端交织在一起。     

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析论

冷战后,日本实施海外派兵是在联合国、日美同盟与遂行多样化任务三大框架下展开的。其中,联合国框架下的海外派兵主要以后勤保障的形式参与联合国维和任务为主,且所受政策限制日趋减少;日美同盟与海外派兵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同盟战略不仅彰显了自卫队的海外军事存在,而且还提升了自卫队的境外实战能力;遂行多样化任务则拓宽了自卫队的海外派兵途径。此外,日本海外派兵有利于加强其防卫力量建设,在整体上推动了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进程。未来日本的海外派兵形态将进一步呈多样化倾向。     

试析日本安倍政府在美伊间的调停外交

自2018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美伊关系持续紧张,导致中东局势动荡不定。对此,日本安倍政府基于保障日本的能源安全和经济利益、提高日本国际声誉与推动国内修宪进程等多重战略考量,决定在美伊间开展调停外交。美伊两国对调停者的需求、伊朗对日本的信任以及欧洲国家调停者身份的削弱,也为安倍政府实施调停外交提供了可行条件。安倍政府调停外交的实施路径主要包括日伊首脑互访、日伊高层会谈、日美密切沟通以及游说中东国家等,但其成效受到日本自身局限性、美伊矛盾复杂性、调停策略表面性、调停进程不确定性等因素制约,难以促使美伊关系得到实质性缓和。     

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评析

基于对日本所处周边安全环境"严峻性与不确定性"的战略认知,2018年12月,安倍晋三内阁发布了新版《防卫计划大纲》。此次修订"大纲"是在安倍首相主导下完成的,其决策过程带有浓厚的安倍个人色彩。新版"大纲"提出了构筑"多次元统合防卫力量",重点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新领域的作战能力,新编旨在实现跨领域作战的自卫队部队等。随着新版"大纲"的实施,日本军事大国化进程必将进一步加速。这不仅导致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形同虚设,以及日美军事合作日益紧密,还将导致地区安全环境复杂化。     

浅析亚洲危机后的日本对亚援助政策

以亚洲危机的发生为背景 ,日本政府的对亚援助政策出现了活用民间资金援助框架、以实施经济结构改革的援助条件、介入受援国的国内社会问题等新变化 ,其中蕴藏着促进日本经济复苏、推进日元国际化及争夺援助主导权的战略目的     

日美同盟与冷战后日本的军备扩张

日美同盟是冷战后日本军备扩张的主要平台与重要促因:日美军工合作是日本政府实现"质量建军"的有效途径,自卫队配备的高技术武器装备大多在不同程度上与美国相关联;日美联合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将大幅提高日本军事装备的整体攻防水平;日美同盟的战略需求,导致自卫队通过谋求日美军事装备的"相互通用性"来扩张军备。与此同时,日美强化同盟、日本扩张军备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互信、力量平衡及机制构建等造成了诸多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