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对台湾政治生态发展的影响

信任危机一直是台湾政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2000年民进党执政后，台湾的信任危机问题不断加剧，2004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更是将信任危机激化到空前严重的程度。这种信任危机的激化不仅表现为在野势力和相当部分民众对陈水扁执政当局的不信任，它还广泛存在于岛内各大族群之间、蓝绿不同阵营的支持者之间，以及民众与媒体、媒体与“政府”之间。尤其是这次3·20选举所引发的信任危机造成岛内族群对立分裂之严重，对民众心理伤害之深，对岛内政治生态发展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么，如此严重的信任危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它对台湾政党政治的发展和民众政治参与的态度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就此进行深入剖析。     

从2004年选举透视台湾的“中间选民”

在研究分析台湾选举形势时常常提到“中间选民”这个概念。所谓“中间选民”主要是指在岛内蓝绿两大阵营基本支持者之外的一部分选民。观察2004年台湾“大选”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在蓝绿两大阵营对垒、双方“基本盘”势均力敌且相对稳固的情况下，约占选民总数20-30％的“中间选民”不仅是蓝绿双方全力争取的对象，其最终流向更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对这一部分选民的成分、分布、特点及投票心理进行深入分析，对于观察台湾的选民结构以及今后的各种选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3年台湾政局回顾

2003年台湾蓝绿两大阵营围绕2004年选举展开了殊死的争斗，选情异常激烈，政争持续不断，选举成为全年政局发展的主轴和岛内各种政治势力矛盾斗争的焦点，牵动了台湾政局的走向及各政治势力的消长，并已对两岸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选举向度下的美国绿党:以马萨诸塞州绿党为例

本文以新英格兰地区的代表性绿党马州绿党为例,具体分析了美国绿党近年来在联邦州的选举政治,特别是2002年中期选举中的表现和它所面临的政治制度环境及其竞选策略选择.作者认为,美国绿党正在成为地方选举政治中稳定上升的"第三政党",但要像欧洲绿党那样实现绿色政治在联邦州甚至联邦政府层面上的政治突破,还存在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制度性限制,因而需要更长时间来观察.     

台湾“大选”选民投票行为的候选人因素分析

在以选举政治为核心的西方社会中，候选人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愈益重要．甚至成为选民投票抉择的决定性因素。台湾地区的选举制度虽仿效西方选举政治，但自1996年实施“民选”以来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大选”）中，候选人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却因受选民既存的政党认同、“统独认同”以及其它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直接作用于选民投票行为的成分较少。     

当前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分析

政治生态包括蓝绿两大阵营实力分布、与双方较量相关的社会态势。过去一年多来，台湾政治生态出现了新的调整，始于第一次政党轮替、贯穿于陈水扁第一任期的动荡、分化和改组的过程，开始进入实力接近的对峙阶段，呈现蓝绿两大阵营态势基本稳定、小幅调整的态势。在新的政治态势下，形成新的政治焦点，决定台湾政局新的走势。     

台湾恶质选举文化对民众投票行为之影响分析

2005年12月3日，台湾“三合一”选举落下帷幕。除了选举结果广受关注以外，这次选举的过程也被舆论形容为“手段最卑劣、选风最恶质的一次，选战烽火已经逼近道德的临界点”。实际上，台湾选举的恶质化、低俗化是伴随着“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所出现的，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将运用政治文化和公共选择理论．分析台湾恶质选举文化的表现、成因及其对民众投票参与、投票倾向的影响。     

从总裁选举看日本自民觉的派阀政治

2008年9月1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突然辞职。日本自民党经过一番党内竞选，2008年9月22日，麻生太郎毫无悬念地成为了自民党第23代总裁，并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日本战后第30位首相。随着自民党总裁选举的顺利完成和政权的合法交接，日本的选举政治也必然引起人们的关注，那么就自民党来说，它是怎样完成权力的转移，这个转移对日本政局又有什么影响呢？     

选举向度下的澳大利亚绿党

本文将通过集中分析澳大利亚绿党在2010年大选中的竞选表现及其结果(尤其是在堪培拉特区),探讨它在何种意义上已经或可能成为联邦选举政治中的"第三政党"或现实政治中的平衡力量,并依此对澳大利     

第七届“立委”选举与台湾地方政治生态关系研究

2008年1月12日举行的台湾第七届“立委”选举，是“立法院”席次由225席减半为113席后的第一次，是实施“单一选区”的第一次，同时也是“两票制”实施的第一次。新的选举制度是台湾“立法院”50年来最大的变革，这一新的选举制度的实施，不仅对台湾现有的政党政治、政治生态与未来的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台湾地方政治生态也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研究

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行为的主要方面，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拓展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民主化的标志，然而过度的政治参与往往也是过度政治动员的结果。台湾社会的政治参与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政治转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参与随着选举活动的增加而不断扩张和深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社会陷入高度政治参与的时期，这与台湾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相关。     

2004年台湾政局发展述评

2004年，台湾政局紧紧围绕蓝绿两大阵营对岛内执政权和政局主导权的争夺展开，跌宕起伏，诡谲多变。3月份，陈水扁靠不正当手段取得连任，民进党政权得以延续，蓝绿矛盾更加激化；年底，泛绿在“立委”选举中受挫，“全面执政”计划落空，不得不继续面对“立法院”“朝小野大”局面。“急独”气焰日益嚣张，并在不少领域取得突破，但却在“公投”等问题上碰壁。     

肯尼亚“草民运动”的兴起与影响

肯尼亚部族众多,政党的部族属性色彩突出。肯尼亚独立以来,选举政治主要围绕部族、地域利益展开,部族政治成为贯穿政治发展的主线。“草民运动”主张以议题为导向革新政治运作,重塑以往基于部族、地域认同的选举政治,构建“自下而上”的经济模式,寻求以能力赋权方式助力底层民众改变自身境遇。“草民运动”将对肯尼亚政治发展进程产生深刻影响,但也面临政策落实困难等挑战。     

近年来台湾主要政党与青年选民群体的互动分析

近来年，台湾青年选民逐渐成为影响台湾政治生态的重要政治力量，每隔四年，台湾就会新增150万张青年选票。台湾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年龄介于20岁至29岁，在2008年“总统”大选拥有投票权的年轻人超过400万，约占1700万张选票的近四分之一，其中20至23岁新生选民约高达130万人。为此，青年选民对台湾选举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任何一个政党要想取得执政权，都要争取青年选民的支持。     

2009年第一季度世界政党形势综述

2009年第一季度，国际金融危机深层影响持续扩散，一些国家政治生态遭受冲击，执政党困境加深，少数国家政局趋于动荡。与此同时，以色列、安提瓜和巴布达、萨尔瓦多、朝鲜、斯洛伐克等国举行大选，印度、南非、印尼、阿富汗等10余国大选陆续拉开序幕。金融危机、选举、党争等各种敏感因素交织，正在成为触发政治不稳的诱因。     

台湾族群政治的特征分析

台湾的政治生态在从威权体制转型为政党政治过程中，党外势力与民进党为了与传统国民党争夺执政权，扩充其民意基础，强化省籍族群间区隔乃至对立；国民党则因内部的派系斗争或外在的舆论压力也适时打起“族群”牌，结果导致在台湾社会中省籍族群问题，每到公职选举或政治敏感时期就会骤然凸显，成为影响政局发展的重要变数。台湾的族群政治在党外势力和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一些与世界上其他地区族群政治显著不同的特征。     

聚焦伊朗大选：保守阵营独占先机，政治新星势头强劲

6月14日，伊朗即将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这是在美西方对伊打压制裁不断升级、伊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经济民生问题更趋严峻的背景下举行的一次重要选举，是伊政坛各派力量围绕治国理念、发展道路和政治权力的一次激烈较量，也是继2009年伊总统选举引发政治动荡和社会骚乱后伊当局面临的又一次艰巨考验。     

俄罗斯政党政治发展的另类视角——从社会政治心态的角度分析

俄罗斯政党改革密切民众与政治的关联度 从苏联解体至今，政党在俄罗斯政治舞台上已走过了近20年历程，其发展基本脉络也比较清晰。经过分权斗争、三次总统选举和四次杜马选举，俄罗斯的多党制经历了从混乱无序状态逐渐走向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过程。进入新世纪，政党逐步被纳入了国家的宪政体制，形成了俄罗斯共产党、统一俄罗斯党、公正俄罗斯党、     

中间选民与台湾选举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中间选民"的概念,一般认为是代表中产阶级价值,政治认同上表现为不走极端,以稳健的态度参与政治,或形成左、右派之间的中间力量,或形成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制衡力量。台湾的中间选民,除符合以上概念外,还具有投票自主意识强、较少"统独"意识、省籍情结与政党倾向等特征。[1]近年来虽然已经有一些学者关注台湾中间选民现象,并探讨中间选民与岛内政治发展的关系,但是集中论述中间选民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中间选民与2012年"总统"选举为研究重点,并且从中间选民政治参与的视角进一步探讨未来岛内选举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政党格局演变、左翼阵营内耗与欧洲社会民主党选举困境——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社情民意和政党政治发生深远变化.社会民主党作为欧洲主流政党和左翼政治力量,陷入了新一轮选举困境,其持续衰退改变了左翼阵营内部的实力对比,打破了左右两大阵营的传统平衡,加速了各国政党格局的分化重组.政党格局演变、左翼阵营内耗和选举制度的差异程度又影响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走向.与得益于选举制度的英国工党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选举困境十分严峻.以2021年德国大选为开端,欧洲主要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政党博弈.在竞争性和周期性选举的压力之下,社会民主党亟须找到政治空间的合适定位,有效实现政党变革、党内团结和党外联合,才能避免沦为边缘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