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不幸福，崛起是空话

交钱，就不执法；不交，就加强“监管”。江西省九江县质量技术监督局以放弃监管的方式．来换取经济利益，赤裸裸收取“技术保护费”。不珍视自己的行政权力，反而进行权力寻租，其性质不仅仅是行政不作为，而且还意味着公权力的“匪化”。这种公共权力的“流氓化”、“匪化”趋势其实并不鲜见。公权力之所以如此有恃无恐地“匪化”，其反衬出的是权利与权力的事实上的不均衡，是公民或企业社会权利的缺位。实际上．正是因为我们的制度环境在缺乏对企业活动“制度化保护”的情况下，开始形成由官员与企业主个人之间、公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的保护与被保护、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并从而形成“非制度化生存”与权利贫困的恶性循环。     

权力视角下的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路径研究——一个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

本文在拓展卢克斯"权力维度"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政治域中的主观博弈模型和不同域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来探讨公共行政模式演化的一般路径,并通过分析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路径背后政府与公民及官僚两两博弈,得出权力维度背后公共行政模式演化的一般规律:随着政治域中政府与公民及官僚间内在博弈规则的改变和不同域中共时性关联和历时性关联的演化,政府对公民及官僚权力维度将向纵深化发展。最后,提出了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规律的几个命题及其对我国行政模式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社会制约:一种治理行政权力腐败的途径分析

本文分析了作为治理行政权力腐败途径的社会制约的现实价值,并结合中国现实,尝试性地提出了行政权力社会制约有效实现的路径,认为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与完善的条件下,致力于构建制度化的公民社会自治体系,建立参与型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型塑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公共舆论媒体,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促进行政权力的廉洁与高效运作。     

论行政权力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要求。行政权责相脱节、行政权力利益化、行政运行高成本和行政权力监督虚泛化,是当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滞后在权力问题上的四种突出表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取向,促进国家权力向社会回归;规范工资福利制度,消除权力失范的经济根源;加强干部选拔任用的监督管理,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加快行政法制建设进程,提高权力运行的法制化水平。     

试论引入议会行政监察专员制度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行政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最经常接触到的国家权力。“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不变的一条经验”[1] 。因此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极为必要的。宪法的尊严 ,法制的统一 ,公民的权利都需要在监督行政权的基础上加以切实的保障。行政权的监督 ,按监督主体的不同可以粗略地划分为被监督行政机关以外的机关对行政权的监督、被监督行政机关自身内部对行政权的监督和司法机关对被监督行政机关行政权的监督三类。在以上三类监督机制中 ,后两类法治各国一般均有立法 ,制度也较为成熟。惟第一类———行政和司法之外的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 ,各国规…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宪政功能

权力与权力的对峙与平衡是宪政主义的一个重要知识模式,[1]而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对公民乃至社会的影响最为直接最为广泛的莫过于行政权力。我国具有现代宪政意义的行政诉讼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仅有不到二十的历史,但它却使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控制成为现实,也为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的平等对话提供了一个有力平台。这就决定了行政诉讼制度在我国宪政建设中必然担负着十分重要的宪政功能。     

给权力的舞蹈戴上镣铐——浅析《行政强制法》立法中的“比例原则”

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从行政诉讼法到行政复议法,从行政处罚法到行政许可法,再到行政强制法,其蕴含的法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平衡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从实体和程序两方向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一部部法律就像一座座里程碑,清晰地标画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不断前进的道路。     

高校管理中权力关系的失衡及其对策

目前大学出现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不平衡的现状,主要体现在行政权力泛化、行政任命的制度化、体现学术权力的学术组织虚位化等3个方面。对此应重新建立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关系,加强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更重要的是,建立多种权力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外部监督,使得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处于协调、和谐的状态。     

公共权力与道德管制之间的冲突与选择——论我国现代社会行政权力行使的限度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特别在处罚行政相对人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不名誉违法行为时通知被处罚者的家属，是典型的以行政公共权力进行“道德管制”的表现。现代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的依据是国家法理型的统治，这使“道德管制”失去存在的空间。公共权力在宪政的框架内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为其责任的限度，而非相反。     

正义，在权力与弱者之间——读《官僚的正义》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里·L·马萧的《官僚的正义》一书是关于行政法价值目标和实现方式的探讨。行政权是具有支配力量的国家权力,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公民自由的保障。控制行政权,使行政权力保持节制的品格是防止行政机关作“恶”的需要。福柯说:“政治权力有可能摧毁我们,而世上所有的知识都阻止不了这件事情的发生。”让法律的统治深入到行政权力的运作之中,使行政机关将认真对待他者的权利化为一种自觉,是公民的最大幸事。只有保持公共空间的有序和纯净,有效地遏制权力的滥用,才能使法治目标更加靠近公众的生活。马萧认为:“如果说‘行政法’是指一套关于公民有权利使行政官员在法庭上负责的原则,那么行政法就有一个简单的教训:公民有权使官员不偏离某种清晰的法条语言、程序规定和实质合理性广泛和松散的要求。”这种教训是在权利斗争多次失败之后所获得的一种敏感性。在行政权力的政策空间内,公民的参与如果十分有限和微弱,就只能依赖于行政官员的法律惯性。     

双重视角下广东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现状与方向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构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需的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两种视角来看,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既要依序扩展公民政治权利,也要稳步提升公民政治权力。改革开放近40年来,广东公民政治参与经历了起步、推进、拓展和深化四个阶段,已经取得了不少经验成就。但是,在公民政治权利扩展上存在权利诉求回应不足、区域覆盖参差不齐、公民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在公民政治权力提升上也存在各地区步伐不一致、阶段性推进、公民参与表层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是由缺乏战略性规划布局、官员单纯追求政绩、区域差异与城乡差异等原因导致的。广东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就需要在全局性战略布局、加强制度供给、完善政府回应机制建设、增强公民主体意识等方面进行努力。     

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公民财产权与国家行政权

文章通过展示在我国城市房屋拆迁中的各主体权利和权力的行使,历史地、动态地考察在法律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行政权力的膨胀、公民财产权意识的滋长、行政权力的自我调整以及司法权在行政权与公民财产权之间的角色定位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法治国家中公民财产权与行政权的理想范式。     

让批评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

在现代社会，出于完成公共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需要，公民把自己的权力让渡出来成为一种公共权力赋予政府，以完成个体公民不可能完成的一些公共事务。但公民让渡出了权力，却收回了权利。因此，在政府是否体现了公民的意愿，政府是否保障了公民的权益，政府是否满足了公民的要求等方面，公民都有不可侵犯的去批评政府、监督政府的绝对权利。     

论公共权力的制衡

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权力的运行机制应用到经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之中,进而实现一定的经济、社会目标。公共权力具有人民性、相对性、支配性、权威性、组织性、稀缺性、经营性和代理性。当公共权力不受到限制时,掌权者就会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去侵害公民的权利,这需要通过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和舆论手段在体制内解决公共权力运用可能存在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制衡路径设计基本组合思路为对于最高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横向制衡;对于中间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以纵向制约为主,横向制衡为辅;对于最底层级的公共权力,在制衡路径上应当选择纵向制约。     

论社会主义权力文明的本质与核心

权力文明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社会日益走向文明化的根本要求。而社会主义权力文明是在社会主义这个特定的时空和历史条件下展开的一个创新命题,它既相对于中国传统权力文明,也相对于其他的、尤其是西方权力文明。社会主义权力文明的本质是公民拥有主权和权为民所用,它揭示了国家权力的性质:公民是权力的主人,处于核心地位。社会主义权力文明的核心是人民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权力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则代表了此种变迁的方向。而权力民主化、法治化的过程,就是在权力领域排除独断以及垄断的权力,建立和谐权力的过程,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摒弃暗箱权力、建立开放的、公民广泛参与的对话的权力过程。建立和谐、开放、对话的权力生活,正是现代权力文明的内在要求。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国家与社会覆盖面位移下的乡镇治理走向分析

国家与社会的覆盖面发生了位移,由传统的国家控制社会的状况转化到现在国家权力相对回缩和社会权利相对扩张的态势。乡镇政府在这种宏观背景下成为脱离行政管理体制的一个组织。因此公共权力在乡村有一个适当的边界,乡镇治理将由传统的控制型治理走向乡镇的有限自治。     

试论行政权力负效用的矫正

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是否得当,关系到人民切身利益.当政府的行政权力行使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时,就会产生行政权力的负效用,导致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成本过高,权力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为了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就必须努力使行政权力的正效用朝着有利于人民、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克服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负效用,行政权力主体必须进行观念的转变,促使行政权力社会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加强行政程序立法等,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公民社会：制约政府权力的第三道防线

政府权力是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对全体公民和组织有约束力的力量。政府权力失控必然造成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侵犯。对政府可能产生的违法行为,必须有健全的机制进行有效的约束。本文试分析传统的以权力、权利制约政府权力的有限性,然后从公民社会的角度来探索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以期对健全政府权力监督机制提供一些借鉴意义。     

行政强制法：给权力戴上“镣铐”

依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从行政诉讼法到行政复议法，从行政处罚法到行政许可法，再到正在审议中的行政强制法，其蕴含的法治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平衡行政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向规范和约束行政权力，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