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文化与和谐社区公共性的建构

当前中国社会生活出现了公共性的普遍缺失,这成为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所面临的现代性难题。具体到社区建设层面,也正面临公共性不足所带来的集体行动困境和治理难题。社区公共性的消解使得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安全感以及凝聚力等应然属性消减,社区文化也逐渐丧失了其应有的公共性品格。和谐社区建设的深入开展,急需公共性的文化来引导和支持社区公共生活,因而社区文化建设就成为社区公共性生长和发展的重要环节和着力点,其应然的价值追求是蕴涵公民规范与制度原则于其中的公共性的涵养和培育。     

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现实困境与消解策略——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

城镇化与现代化推动乡村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革,对于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构成严峻挑战。社会资本在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中透过社区信任、互惠规范与关系网络发挥合作功能、约束功能与沟通功能。然而,新型农村社区在转型过程中社区信任衰退、互惠规范断层和社区关系网络转型引致社区环境治理遭遇集体行动悖论、"公地悲剧"与治理互动困境等重重困境。实现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化是提升社区环境治理能力的关键,国家需要以重塑社区信任、复建互惠规范和修缮参与网络为主线重构生态环境治理合作共同体,化解新型农村社区环境治理困境。     

社区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党建:价值、挑战与引领路径

社区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基层党建通过引领政府职能转变、助推社区共同体发展和推动社区协同治理发展,在应对社区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我国社区治理依然面临着治理体制过度行政化、社区共同体程度低和协同治理程度不足的严峻挑战。基层党组织要真正发挥社区治理的引领作用,需要在强化基层党组织队伍建设、推动建立健全社区治理民主协商制度和领导社区治理建设实践三个方面做出努力,真正把基层党建和社区治理现代化结合起来。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共同体的重构:社区建设的目标模式

社区建设成为我国转型时期基层治理的基础,社区建设的目标是建立管理有序、服务完善、人际关系和谐、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社会发展需要以社区物质建设和精神培育作为共同目标,同时也要将传统模式稍作变革,而作为行政治理单元的社区在现代和后现代的背景下,缺乏居民的积极参与和认同。文章认为为实现社区建设的目标,强化社区居民个体之间的联系纽带,培育一种有效的居民共同享有、共同遵守的机制需要重构培育共同体的模式,实现从交往共同体的培育到认同共同体的生成。     

共享、互动与情感生产：城市社区邻里共同体的建构逻辑

情感是共同体的纽带，将邻里建设成为一个有温度的情感共同体，是城市社区邻里重建的重要命题。互动是情感共同体的生产机制，信任感、团结感和公共性等情感表征，均蕴含于人际互动之中，微观的人际互动筑牢了共同体的情感基础。作为一种社会互动媒介，共享具有激活积极情感要素的重要价值，是情感共同体建设的有效载体。情感共同体建设实践经验表明，共享是情感唤醒机制，能够重构邻里关系，缔造邻里信任感；共享是情感凝聚机制，能够激发公民群体身份认同意识，强化邻里团结感；共享是情感延伸机制，能够培育居民公共精神，孕育社区公共品格。情感是一种重要的治理工具，积极、正向的情感共同体为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社会基础。     

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的要素嵌入与整体性建构——基于“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案例分析

社区治理社会化是多种社会性要素协同共生的过程。随着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参与的主动性和自主性不断增强,原有的行政化社区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社区治理社会化已然成为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突出表现为社区治理主体、制度、资源以及技术等要素的社会化,这一组社会性要素相辅相成、相互联系,以不同组成形式嵌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全过程。本文以第三批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为资料来源,通过构建城市社区治理社会化要素嵌入的分析框架,发现在各种社会性要素持续嵌入的过程中,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在取得共治格局初步形成、制度体系日渐完善、资源整合日益丰富、信息技术日臻成熟等一系列显著成效的同时,仍然面临权力、资源、信息等基层社会治理要素碎片化的问题。未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需要继续加强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将各类主体和各种要素纳入城市基层社会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之中,进一步推动社区公共性成长、自主性发育、参与性提升和共享性实现。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党建引领、社区动员与治理有效——基于重庆老旧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老旧社区具有居住主体贫弱化、治理事务细碎化、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等特点,是城市治理的薄弱地带。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目标下,居民参与是弥补社区正规化治理资源不足的重要方式,党建引领是动员居民参与的创新路径。基于对重庆市W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在"结构—行动"分析框架下,研究发现动员结构稳定和行动者再生产可持续是社区动员有效的两个前提。党建嵌入社区治理,从治理结构优化、治理功能整合、动员路径创新、动员主体培育四方面构建社区动员的制度保障和主体激励,形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党建引领社区动员重建了个体与国家之间的社会联结,有利于社区实现简约治理,塑造居民社区共同体意识。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党建嵌入社区治理进行社区动员,同时回应着党建如何落到实处的时代命题。     

基层政府在社区治理共同体中的角色定位

角色职能多元化是新时代政府组织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共同体联动机制是应对基层社会问题复合体的有效机制,它要求基层政府向多元角色职能转型。这就要改变以往基层政府过度管理与角色职能内卷、公共服务支持乏力、领导角色固化等问题,向社区良性运行的指导者、宣教工作的培育者、公共服务资源有力提供者、社区治理共同体组织者和社区购买服务的监督者转化。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社会空间视域下的城乡结合部社区治理创新——以成都市犀和社区为例

加强和改进社区治理是新时代我国基层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城镇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区处于从传统村落到现代城市社区的快速转型过程中,居民异质性强、社区交往弱化和社区文化纽带缺失等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美好生活愿望。本文选择一个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城乡结合部社区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空间视角出发深入剖析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治理困境,在充分挖掘居民需求基础上,提出构建针对人口密度增加的"微治理"体系,培育"社区公共性",塑造新时代社区精神,为协调推动社区治理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的路径研究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当前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共建共治共享: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创新路径

我国城乡社区治理经历了"行政主导""社区自治""多元共治"三个层面的探索,但始终无法破解社区"共同体"困境。新时代下,面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转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我国未来城乡社区治理指明了方向。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应以打造社区共同体为依归,以共享推进共建共治,在共建共治中实现共享。构建"价值-目标-结构-管理-技术"创新框架,强化社区居民的共同体意识,建立互惠互助的利益共享目标机制,从法律上重构社区治理主体权责关系,打造一支专业的社区治理队伍,推进社区治理技术的智能化,从而建立一个权责利合一的社区共同体,实现社区治理的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和社会化。     

生活视角下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

在新时代背景下，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生活的关键步骤。以往研究聚焦从文化、地域、伦理、情感和利益等单一层面阐释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难以为当前乡村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乡村空心化、个体价值观念差异化等现实困境寻找出路。因此，应从生活视角来研究乡村社区共同体建设问题：在价值理念上，乡村社区共同体并非单一分散的共同体叙事，而是一个涵盖主体性的人、并以生活为目的的乡村社区共同体的诠释单元；在实践内容上，生活的实现是通过制度和空间两个要素，以此达成与乡村社区生产、生活、生态和治理四个维度的联结。生活视角下的乡村社区共同体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空间、制度和生活要素间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协调统一、动态平衡的，从而达成系统秩序的统领性与共同体意义上的有机团结。     

流动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探析——以济南市K社区为例

公共性作为社区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是社区秩序的基本要素和支撑保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异质性社区，重建社区公共性不但是实现多元社会管理格局的前提条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支点。本文通过对济南市K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公共性培育面临着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空间萎缩、社区功能单一、主体结构失衡、社区组织发育迟缓等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流动人口需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首先要通过培育社区认同、营造社区文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打造交流互助平台等途径，增进社区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破除主体间性困局，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性的重建。     

构建与异质性特征相匹配的社区治理共同体

将具有异质性以及碎片化特征的治理主体拧成一股绳、合成一股力量、形成一个共同体,是当前新时代提升社区凝聚力和实现社区优整合绕不开的重要话题。有别于滕尼斯所谓的建立在社区同质性特征之上的"共同体"概念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共同体概念,新时代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基于主体多元化、异质性之上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成需要利益和情感来充当横向社会联结纽带,以及需要政党来开展纵向跨领域社会整合。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有赖于党、政府、市场及社会四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形成。     

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矫正：一个社会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

在当前向基层治理赋能和赋权的背景下,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具体路向。以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规范等为核心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然而因社会资本发育和存量不足而引致的治理主体间信任不足、社会参与网络尚未形成、社会规范尚不健全等问题已成为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失灵的关键因素,为此,需从理念层面、结构层面、制度层面、工具层面增量社会资本,矫正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失灵。     

激活社区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分析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大考,社区治理中存在行政化色彩浓厚、兜底责任缺位、科技赋能滞后等问题。为此,可纵深推进"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打造"管理圈""服务圈""生活圈"高度统一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破解治理困境。     

再组织化、公共性与社区治理

社会剧烈变迁,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社区面临着从国家行政建构的外生型组织向个体需求的内生型公共性建设转型的新要求。再组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以多元化个体诉求为起点,居民自治为核心,多元社会力量为支撑,可以有效联动社区、政府与社会组织。通过再组织化完善社区公共性建设机制,使个体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中找到其主体性地位,实现当代社区的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容个体自由与社区发展的基层治理面貌正是当代社会的活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