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国际犯罪引渡问题特殊性与中国实践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颁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广泛开展,引渡作为国际司法合作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已经且将继续为联合打击国际犯罪提供便利,因此关注国际犯罪引渡问题的特殊性尤为必要,本文即以此为视角分析了国际犯罪,引渡及其联系与区别,并从中国的立法和实践出发,对其特殊性予以简要介绍。     

试论引渡制度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应用

引渡是国家和国际社会在制裁国内犯罪中进行刑事合作的一种形式,也是现代国际社会制裁危害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中普遍接受的一种刑事合作形式。引渡的直接后果是使被引渡者得到刑事处罚;引渡必须要遵循各国公认的刑事司法原则。恐怖主义犯罪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双重归罪原则应用中存在追诉时效丧失问题。     

论海峡两岸逃犯移交中的“政治犯罪”

＂政治犯罪不引渡＂是国际引渡的重要原则,但由于＂政治犯罪＂概念本身难以界定等原因,导致该原则的适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今国际司法协助中,政治犯罪不引渡不断受到限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例外＂,甚至已经有取消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在海峡两岸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中,具体而言就是在逃犯移交---＂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的遣返中,同样面临着是否适用＂政治犯罪不移交＂的问题。作为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海峡两岸应当摒弃政治犯罪不移交原则。     

论引渡制度中特定规则的适用性——以美国为例

特定规则是否具备国际习惯法属性是国际引渡制度中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美国的司法实践表明,特定规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规则,它不是刑事指控引渡案件的有效解决途径,也不能有效地保护引渡国家或刑事被告的根本利益,美国法院不需要、也不应该将特定规则适用于任何非条约为基础的引渡。     

论引渡及我国引渡实践中的法律障碍

引渡是有关国家进行司法合作,移交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引渡法存在着许多微妙并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引渡来实现国际合作的途径,并非畅通无阻。对“死刑不引渡”原则采取附条件引渡;在主动引渡中,充分利用刑罚转换;正确认识当前妨碍引渡的深层政治因素;明确区分政治犯罪与政治行为;积极与相关国家签署引渡条约,有效推动合作等是跨越引渡实践中的法律障碍的可供参考的思路。     

国际追逃攻坚

2014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这一年,中国反腐大步走出国门,在全球范围内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海外追逃追贪追赃行动——从发起全球追赃追逃的"猎狐2014"专项行动,到完成10项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谈判,从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到中方主导的《北京反腐败宣言》在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再到推动核准通过《2015-2016年G20反腐败行动计划》……国际追逃的力度空前,前所未有。据统计,截至2014年11月,中国已对外缔结39项引渡条约和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截至12月底,"猎狐2014"行动已从     

中国引渡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引渡法不是基本法。引渡法具有部门法的性质 ,是由一系列针对引渡事项的程序规则组成的法律 ,属于特殊程序法 ,又是解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的专门法。引渡的性质是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形式 ,是国家实现司法主权的体现 ,仍然属于刑事法律范畴的事务。在我国引渡法中运用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引渡法中的裁定权主要有两类 :即行政裁定权和司法裁定权。我国采用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模式是可行的方案。在引渡法中引入人权保障的观念是现代引渡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障碍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腐败犯罪的国际化促使了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得以建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存在腐败犯罪法网不严、双边引渡条约数量有限、死刑不引渡立法模糊和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的立法缺失等法律障碍。对此,我国首先要严密刑法法网。其次,力争与更多的发达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从近、中、远期完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缺陷,并积极探寻引渡的替代措施。最后,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确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     

论死刑不引渡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随着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的发展,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地位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中国作为保留死刑的国家,基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没有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原则",从而存在着一定的缺憾与不足。为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完善相关立法势在必行。     

影响国际引渡的人权因素探析

当代国际社会盛行人权与引渡相联系的发展趋势,阻碍国际引渡的人权因素主要有死刑、酷刑、强迫失踪、不公正审判及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保护等问题。我国要想把外逃罪犯顺利引渡回国,必须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引渡合作。针对死刑问题,我国应分阶段逐步解决问题,附条件引渡只是目前的过渡性手段,我国应承认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积极推进引渡条约的签订,而最彻底的解决途径就是取消一部分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判决。针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监狱条件等这些人权因素问题,我国应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健全法律制度。同时应积极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条款,实现对经济职务犯罪人的引渡。     

《反恐法》中的境外反恐问题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头号安全问题。恐怖主义犯罪不仅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还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带来了恶劣影响。为此,我国颁布了《反恐怖主义法》以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其中,境外反恐成为一大亮点。境外反恐具有多方面的必要性。当前,我国在境外反恐上存在反恐合法性、管辖权、恐怖主义犯罪认定与程序、证据交换、境外侦查与引渡等现实难题。对此,我们可以通过建立新型反恐刑事司法合作机制,完善国内立法与司法,以及加强与他国反恐合作等方式予以解决。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引渡法》的借鉴价值

腐败犯罪的国际化促使国家间反腐国际合作不断深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填补了国际法在相关领域的空白。相比较而言,我国《引渡法》在某些方面与《反腐公约》存在一定的差异,公约的各项原则和规则还需要通过国内立法加以落实。因此,建议比照《反腐公约》的规定,借鉴国际上引渡立法的先进经验,利于完善我国的引渡法律体系。     

国际反恐怖主义犯罪和我国刑事立法

目前 ,国际社会相继达成一些国际公约和条约 ,加强国际间司法协助 ,以对付国际恐怖分子。这类公约和条约大多针对特定恐怖行为制定 ,将某些性质严重的恐怖主义活动非政治化以便作为普通罪行惩罚 ,对恐怖主义的刑事管辖权适用普遍管辖原则 ,同时对恐怖分子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目前在恐怖犯罪的刑事立法方面 ,我国参加了有关国际公约并在1 997年刑法中体现了有关国际公约精神 ,不仅国内立法方面增加了刑事司法协助内容 ,还与一些国家签订具有刑事司法协助的双边条约和加入了含有刑事司法协助内容的国际公约。     

论外逃赃款追缴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贪污腐败犯罪是全球的公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贪官携款外逃已成为腐败犯罪的一个新动向,也是当前跨国犯罪的突出问题。为惩治跨国腐败犯罪,国际社会加强了国际刑事司法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订正是这一国际合作的法律体现。作为缔约国,中国应以《公约》为标准,对相关刑事法律进行修改与完善,以适应有效惩治腐败犯罪和追缴外逃赃款的现实需要以及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条约法义务要求。     

论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法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但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国内刑法正义价值赖以支撑的平等、公平和正当等要素,急需国际刑法以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加以确认和吸纳,并同时承袭国际法固有的正义基石。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国际法体系内的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因正义价值的关联而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洗钱犯罪防范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犯罪日益猖獗,而洗钱作为跨国犯罪的核心环节,也呈现出有组织性、手段多样化等特点.国家之间必须相互合作,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洗钱犯罪,才能有效遏制跨国犯罪.这就要求国家间在立法、相互交流信息情报、引渡跨国案件罪犯、反洗钱机制建设等领域进行合作,共同建立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     

存疑案件刑事赔偿归责原则

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价值上判断国家对刑事司法侵权造成损害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和标准,对于确定刑事赔偿责任的构成及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的负担以及承担责任的范围具有重大意义。笔者认为,我国的刑事赔偿,所确立的唯一的归责原则是违法原则。     

论美国早期民主对刑事辩护权发展的影响

美国早期民主政治对后续的社会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律师业也在19世纪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但是,目前关于美国早期民主对刑事辩护权发展之影响的研究却鲜有作品涉及。本文梳理了美国早期刑事司法环境,描绘了19世纪末期的辩护制度发展历程,对比了古代中国集权体制下的刑事司法制度。将美国刑事辩护权发展的实质性因素归纳为:人民主权原则在刑事司法制度中的贯彻,多元分权制度给予辩护权发展的空间,以及司法的最终权威是辩护权发展的强力助推。最后,刑事辩护权发展的最终归属将是权利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