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引渡及我国引渡实践中的法律障碍

引渡是有关国家进行司法合作,移交罪犯或犯罪嫌疑人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引渡法存在着许多微妙并有争议的问题,通过引渡来实现国际合作的途径,并非畅通无阻。对“死刑不引渡”原则采取附条件引渡;在主动引渡中,充分利用刑罚转换;正确认识当前妨碍引渡的深层政治因素;明确区分政治犯罪与政治行为;积极与相关国家签署引渡条约,有效推动合作等是跨越引渡实践中的法律障碍的可供参考的思路。     

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当代国际引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国家在人权观念以及死刑适用上的不同,其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也各有不同。我国应针对国情,对死刑不引渡原则采取部分拒绝的限制原则,既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但又不彻底关闭引渡之门。     

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与限制

死刑不引渡原则是当代国际引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不同国家在人权观念以及死刑适用上的不同,其对死刑不引渡原则的适用也各有不同。我国应针对国情,对死刑不引渡原则采取部分拒绝的限制原则,既明确规定死刑不引渡的原则,但又不彻底关闭引渡之门。     

影响国际引渡的人权因素探析

当代国际社会盛行人权与引渡相联系的发展趋势,阻碍国际引渡的人权因素主要有死刑、酷刑、强迫失踪、不公正审判及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别保护等问题。我国要想把外逃罪犯顺利引渡回国,必须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引渡合作。针对死刑问题,我国应分阶段逐步解决问题,附条件引渡只是目前的过渡性手段,我国应承认死刑犯不引渡原则,积极推进引渡条约的签订,而最彻底的解决途径就是取消一部分非暴力经济犯罪的死刑判决。针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和惩罚、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监狱条件等这些人权因素问题,我国应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健全法律制度。同时应积极利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条款,实现对经济职务犯罪人的引渡。     

理性接受“死刑不引渡”

"死刑不引渡"原则随着人权观念的兴起和废除死刑的趋势而逐步为国际社会所认同,中国传统上一直回避这一原则,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障碍。我国应当理性地接受这一原则,并且对国内立法作出相应完善,以配合越来越频繁的国际司法协作。     

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障碍及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腐败犯罪的国际化促使了反腐败国际合作法律制度得以建立。《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目前我国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存在腐败犯罪法网不严、双边引渡条约数量有限、死刑不引渡立法模糊和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制度的立法缺失等法律障碍。对此,我国首先要严密刑法法网。其次,力争与更多的发达国家缔结双边引渡条约,从近、中、远期完善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缺陷,并积极探寻引渡的替代措施。最后,在刑事诉讼法中应当确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制度。     

试论引渡制度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中的应用

引渡是国家和国际社会在制裁国内犯罪中进行刑事合作的一种形式,也是现代国际社会制裁危害各国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中普遍接受的一种刑事合作形式。引渡的直接后果是使被引渡者得到刑事处罚;引渡必须要遵循各国公认的刑事司法原则。恐怖主义犯罪不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在双重归罪原则应用中存在追诉时效丧失问题。     

以反恐合作为视角看我国《引渡法》的完善

我国《引渡法》颁布于9·11事件之前,其内容对反恐的功效考虑不足,主要存在政治犯不引渡问题,死刑不引渡问题,简易引渡程序问题,或起诉或引渡原则缺失问题,本国公民不引渡问题。基于互惠原则,任何对别国的限制最终也是对自己的限制,因此,若要国际反恐合作顺畅有效,首先应该消除本国法律中的障碍。     

引渡制度发展与反腐败国际合作前瞻

引渡是国际公法的主要制度之一,是国家间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展开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引渡理论精微渊深,一直以来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的发展休戚相关,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权利的实现途径。以引渡实践为依托,对引渡理论特别是引渡诸原则进行历史梳理,同时结合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大背景,讨论引渡实践的困境和引渡替代措施的前景,对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实践将会大有裨益。     

“死刑不引渡”的条约法解读

2006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中国与西班牙缔结的双边引渡条约,这是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的第一个引渡条约。更为重要的是,条约首次规定了死刑不引渡条款,从而表明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死刑不引渡原则。引渡条约具有条约的属性,死刑不引渡条款在中国的适用对条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带来了若干挑战。为此,我们只有从实际情况出发,顺应当前国际发展的趋势,对《宪法》及相关国内立法予以适当的修改、完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死刑不引渡条款在中国的适用问题。     

惩治贪官:国内国外“两头堵”

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反腐败的国际合作”议题中方主席、北京大学法学院储槐植教授透露,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期有望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在中国构建一个国际反腐的合作网络。"目前,腐败呈现出有组织、跨国化的新趋势。因此,提高反腐成效,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决不能过高地估计国际合作的作用。在开展反腐败斗争中也不能过于盲目乐观。首先贪官外逃已经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被动,等贪官出逃后再抓回来,又无形中加大了反腐败的成本。由于国际通行的“死刑不引渡”原则和“双重归罪”原则等,都给引渡工作带来困难。而且,引渡…     

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兼谈刑法学者的责任

关于死刑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刑法学界已有较为充分的讨论，本文拟从民意基础对死刑政策的影响来探讨死刑问题。民意曾经对国外废除死刑现状不屑一顾，但在面对引渡本国外逃罪犯问题时，却迎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尴尬境地。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国仍保留死刑，外国拒绝将这些人引渡回我国受审。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刑法学者应承担起引导民意的责任，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海峡两岸逃犯移交中的“政治犯罪”

＂政治犯罪不引渡＂是国际引渡的重要原则,但由于＂政治犯罪＂概念本身难以界定等原因,导致该原则的适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今国际司法协助中,政治犯罪不引渡不断受到限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例外＂,甚至已经有取消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在海峡两岸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中,具体而言就是在逃犯移交---＂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的遣返中,同样面临着是否适用＂政治犯罪不移交＂的问题。作为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海峡两岸应当摒弃政治犯罪不移交原则。     

中国引渡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

引渡法不是基本法。引渡法具有部门法的性质 ,是由一系列针对引渡事项的程序规则组成的法律 ,属于特殊程序法 ,又是解决国际刑事司法协助问题的专门法。引渡的性质是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一种形式 ,是国家实现司法主权的体现 ,仍然属于刑事法律范畴的事务。在我国引渡法中运用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引渡法中的裁定权主要有两类 :即行政裁定权和司法裁定权。我国采用行政审查和司法审查模式是可行的方案。在引渡法中引入人权保障的观念是现代引渡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浅析国际犯罪引渡问题特殊性与中国实践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的颁布,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广泛开展,引渡作为国际司法合作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已经且将继续为联合打击国际犯罪提供便利,因此关注国际犯罪引渡问题的特殊性尤为必要,本文即以此为视角分析了国际犯罪,引渡及其联系与区别,并从中国的立法和实践出发,对其特殊性予以简要介绍。     

死刑不引渡原则探析

近年来,我国的外逃经济犯罪分子在涉及遣返、引渡的问题时,常常遭遇诸多的限制,并已成为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国际司法合作的一大难题,其中"死刑犯不引渡"成为最为敏感的问题。我国在不断加大对外逃犯罪分子的惩处力度,但现状确实不容乐观。我们与有关国家司法制度的差异,开展司法合作的依据不充分等都成为我们惩处外逃犯罪分子的障碍。如何消除这些障碍就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论《世界反腐败公约》框架下的腐败犯罪嫌疑人引渡法律制度

长期以来,国际上一直缺乏一个针对腐败犯罪国际性的预防和协调合作机制,对外逃贪官的抓捕、遣返只能采取“友好合作”的方式,根据国家之间的双边引渡条约进行,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诸多因素。《世界反腐败公约》的签订首次在国际层面上构建了腐败犯罪引渡的国际合作机制,完善了有关腐败犯罪引渡的法律制度。一、一般引渡规则概述引渡,是指一国把在该国境内而被他国追捕,通缉或判刑的人,根据有关国家的请求移交给请求国审判或处罚的国际司法协助行为。传统意义上的引渡制度来源于欧洲国家的君主之间将反对统治者的政治犯、宗教犯和逃兵相互引渡,…     

从湄公河案的侦破和审判看中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发展

从湄公河案的侦破来看:中老缅泰湄公河流域的安全执法合作开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刑事司法合作的新形式;跨境侦破案件树立了联合调查的典范;案犯的快速移交展现了国际引渡合作的高效率。从湄公河案的审判来看:案件最终得以在中国开审是中国国际司法合作的重要成果;坚持外国证人出庭作证体现了国际司法合作与共同打击跨国犯罪的决心。     

论引渡制度中特定规则的适用性——以美国为例

特定规则是否具备国际习惯法属性是国际引渡制度中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美国的司法实践表明,特定规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规则,它不是刑事指控引渡案件的有效解决途径,也不能有效地保护引渡国家或刑事被告的根本利益,美国法院不需要、也不应该将特定规则适用于任何非条约为基础的引渡。     

论公安机关在境外追逃中的职能与路径

公安机关一般通过双边或多边警务执法合作的渠道,采取引渡、遣返、劝返以及异地追诉等方式进行境外追逃。为更好地发挥公安机关在境外追逃中的作用,应签订更多刑事司法合作条约和警务执法合作协定,尽快制定《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法》,加强对执法办案人员的培训,建立国别刑事司法问题专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