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土秩序。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消解着乡村文化的价值,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村陷入秩序整合的困境。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一方面要重塑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秩序,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符合农村社会现实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产权与政治:集体林权改革的社会影响——从山区农村治理角度的分析

基于农村治理的视野,作为中国土地制度改革重要内容的农村集体林权改革政策对山区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和深刻的。林权改革改变山区农村的社会结构,影响基层组织与农民的关系、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村落社会的内外关系。林权改革冲击山区农村的社会秩序,民约秩序日趋瓦解,灰色秩序渗入村庄,大量的林权纠纷影响村庄社会稳定。林权改革影响村级组织的运转、农民政治心理和村级民主成长,对农村政治生态产生一定的形塑作用。     

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

农村复兴的宗族组织是以“家——户”生产生活形式为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在我国农村彻底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之前,宗族组织还会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现实条件下,宗族组织依然具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控制功能。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有着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族组织社会控制职能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消弭宗族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使其最终归于解体。     

西部少数民族传统习惯规则的法治化思考

法治既应是人们理性建构的社会治理模式,同时又当是人们实然社会生活中信奉遵守的规则秩序。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丰厚传统人伦文化和民族多元一体的国家,在国家治理的法治路向中,国家政治权力与公民合法权利的相互博弈整合,要求"国家社会化"与"社会国家化"。此图景下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治建设,必然内涵有对西部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习惯规则的国家法治化归导,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论中国古代的贤能政治

政治的价值在于为人类社会提供安全、自由、稳定的秩序。贤能政治体现了中国政治的特色。在古代,中国贤能政治以儒家选贤任能的思想为指导,以科举考试为制度保障,以士大夫为实践主体,在维系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国家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对中国今天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实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治理的三重价值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迫切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价值体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治理主体产生的思想引导、行为影响与需要满足等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对象与社会治理目标、方式、主体具有内在契合性和一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治理价值在党政主导力量维度上表现为对社会治理方向的引领,在市场支撑力量维度上表现为对社会治理秩序的规范,在人民主体力量维度上表现为对社会治理能量的凝聚。     

传统视角下士绅群体的法律人角色与民间自治——以浙江士绅为例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绅群体自觉地维护着基层政治秩序和传统文化秩序。传统的士绅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公共性格,他们隆礼尊法、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注重文化。士绅阶层借助绅权,积极参与民间基层治理,并扮演着重要的法律人角色。正是由于士绅群体的积极参与,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异常稳定。而由于士绅深谙儒礼,又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法治点缀上人性柔情的伦理色彩。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人们所能利用的实现特定目的的一定资源,它在政治认同、参与网络、规范秩序等方面具有积极功能。村民自治是改革开放后在农村实行的社会治理模式,是指村民在自治事务范围内通过遵从、合作、协商、确立及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自我决策、自我管理、自我监督。丰厚的农村社会资本有助于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农村村民的传统社会资本形式与村民自治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适应,必须加强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建设,提高村民的社会资本存量。     

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善治”路径探论一一基于社会资本重构的视角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论述了乡村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理论关联，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弄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以解决“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发挥人民调解的农村社会稳定作用

乡村社会信任关系具有熟人社会的一般特性,因此在传统乡村社会日常生活矛盾纠纷的处置中,民间调解一直在发生作用。人民调解尊重民间调解习惯并将其作出现代性转化,实质上是将礼俗秩序与法律秩序结合起来。以人民调解的制度化形式介入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化解,有利于乡村社会秩序和谐和法治进步。     

变迁视阈中的现代性与中国乡村文化

发轫于西方的现代性已突破国家和民族界限成为世界景象.我国乡村文化在现代性洗礼历程中,抵制与适应、成效和代价并存,呈现出独特的中国式现代性图景.此种回应同时也是对历经演化和变迁的现代性的丰富和拓展.现代性和我国乡村文化不囿于形式都能够发展出精彩纷呈的内容,二者之间正向博弈的实现,还须从以下方面做出踏实有效的努力: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夯实我国乡村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内在根基；发掘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我国乡村文化现代性发展的经济基础；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我国乡村文化现代性发展的政治保证;积极探索乡村社区治理新模式,扩大我国乡村文化现代性发展的社会力量.     

中国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及当代启示

中国从传统到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治理的方式也在发生重大变革。这种变革是社会环境变化与社会治理主客体互动的结果。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由于实现了社会价值一统、强调礼制教化以及充分发挥了基层宗法与行会组织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了独具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近代社会面临着社会文化、政治形态、社会结构的转型,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实现了国家政权向基层社会渗透,在国家法团主义模式下重组社会,但由于国家权威不足及没有充分尊重社会自发秩序而出现社会治理失败。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困境与能力创新

新世纪以来,由城镇化引发的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秩序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农村基层治理在向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秩序转型过程中陷入失序危机,呈现出社区治理机制封闭化、治理角色重叠化以及治理身份复杂化等多重治理挑战。从社会资本视角审视,差序格局瓦解引发社会关系网络错乱,人口异质化引致社会信任普遍衰退,个体行为规范变更导致社会规范体系断裂,这些都是造成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失序的重要因素。融合型秩序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内容,国家需要以重构社会信任关系、复建社会共识性规范以及修缮社会关系网络为主线,达成新型农村社区融合型治理。     

宗族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分析

宗族秩序是中国传统典型的政治结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与现代“冲突”而形成的僵化性的文化格局使人们对具有与传统文化特征和命运相似的宗族文化也陷入非此即彼的两难选择模式。但是,无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在理论上有多大区别,有生命力的现代社会的建立,实际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赖于传统社会中的某些因素,现代性实际上是从传统中发展起来。本文拟从全新的视角,运用科学的方法论工具剖析宗族秩序存在的合理性,挖掘宗族文化与现代化本质相契合的有效因素,引导其成为现代化的动力。     

中国崛起的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是特指从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侧面: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民主化,其核心是理性化的"现代性".资本主义就是人类发展的现代性历史形式.中国崛起的政治发展需面对现代性与民族性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由政府主导的"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的关键在于通过消除体制性障碍实现革故鼎新."新"有多重维度,但主要是立足国情的"元制度创新",建构全球化时代有效克服外部冲击和内部失序的社会稳定机制,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法治体制和民主化秩序,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和互惠共生、和而不同的政治生态文明.     

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及其后果——以利益密集型村庄为例

在城郊村等具有大量利益流动的村庄,村庄内生规范失效导致一些边缘力量起来争取利益,引致村庄社会失序。传统治理方式因其治理资源、治理手段根植于村庄社会结构与社会规范,无法应对新的治理形势。乡村两级在公权力不足的情况下,通过精英替代、制度创新以及私人治理来维系村庄社会的基本秩序,但这种秩序的达成是以公共权力、公共规则的消解为前提的,是一种去公共化的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的去公共化,将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危机,重回政治是解决之道。     

中国农村社会从传统社区到现代社区的转型

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村社会和农村社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和重新规划，农村社区实现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但仍然带有传统社会遗留下的痕迹，在具有现代性的同时还保留了自身的传统性。国家与社会关系是考察农村社区的一个重要视角，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兴起之后，国家和市场对农村社区进行了合理的介入。     

试论中国政治的现代性成长

政治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果与特质,政治现代性的成长也体现了其逐步积累和丰富的动态过程。中国独特的历史、现实、文化和传统,使得中国政治现代性成长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经历了西化尝试、理念革新、盲目照搬、理性务实等阶段,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推动下,从体制机制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逐步使经济与政治形成了良性互动,从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着政治现代性的内涵,也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做了充分准备。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