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城市社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运用治理理论审视和分析中国城市社区的改革与创新 ,对于拓展目前正在兴起的城市社区建设理论与实践、实现社区治理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城市社会的进程引起了社区治理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此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观照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现状 ,着手于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组织体系、治理关系的转换是社区走向善治的理性取向     

参与城市治理:中国城市管理变革的新路径

中国城市正经历着城市化和全球化交织在一起的变革过程,预计这个变革过程在未来20年里还将加速。当前我国城市管理变革的关注点是改变原有城市管理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性行为,拓宽城市管理的主体和手段,以城市治理的目标创新城市管理的内容。本文在对当前城市治理理论研究的评估分析基础上,提出基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互动的参与城市治理模式,并指明这一模式正是当前应对复杂适应系统管理挑战的新路径。     

试论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随着公共物品提供的多元化、公共治理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整体利益的分化使得城市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成为一种必要,城市内部的公民、第三部门、公共组织、企业以及城市外部的上级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都应该成为城市治理的参与者。然而,在多元化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公众参与不足、缺乏制度基础、各方利益难以协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从权力的分配、公众的参与、制度与文化建设以及各方利益协调等方面入手提出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基本对策。     

数字界面视角下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原理——以城市大脑为例

基于数字化转型和界面治理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城市大脑、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城市治理的数字界面治理分析框架,认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建构基于城市大脑的数字界面,核心是实现智能城市治理。基于数字界面治理理论,结合城市大脑治理的外部环境、数字界面、内部结构、智能治理目标等要素,提出了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八大设计原理,即可能性原理、交互性原理、形态性原理、结构性原理、路径性原理、协同性原理、演化性原理和评价性原理。研究者可以围绕着这些原理开展研究,提出具体的假设和命题,并进行实证检验,以形成城市大脑和智能城市治理的知识积累。     

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城市生命体中的超网络结构及治理

城市治理面临城市化本身的城市病顽疾,行政体系自身的碎片化以及突发性外部冲击的挑战,这三个挑战分别来自社会系统、行政系统及自然系统,此前一直困扰城市健康运行,是因为并未将其作为生命体来对待,采用了"人对物"的治理框架,而城市生命体对这些难题给出新的破解视角。城市生命体是对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城市的高级阶段,具有生态性、整体性、连接性和有限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的城市治理创新,要在体系上实现行政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高度融合;在目标上通过解决克服碎片化的障碍实现生命体的完整性;在治理路径上,进一步将适应单场景的单功能网络治理拓展为适应多场景的多功能网络。对于城市治理的实践,通过功能分层、多元共生和组织演化等制度性改革来实现面向生命体的城市治理。     

国内外城市治理模式与我国实践性选择

本文梳理归纳了目前较为流行的国内外城市治理模式的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在当今的城市治理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不同国家的城市治理模式各有不同的理论基础,适用于不同的政府体制。而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特别是在我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也不一定有着统一的城市治理模式。文章对近10余年来广为接受的各种城市治理模式,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智慧城市治理的美国镜鉴

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城市智慧治理一直走在前列。美国各大城市运用数据驱动决策与服务，构建在线参与平台、数字服务平台和政府资源中心，实现了城市问题的精准识别、城市状况的实时感知、违规行为的精准监管，并使市民能够及时掌握城市公共服务的相关信息，更方便地参与城市的公共治理，这为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探索城市治理的有效方法提供了借鉴。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北京城市管理需要哪些新认识?

正第一个新认识:从城市管理出发,转换城市治理理念。今天,"城市治理"不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已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城市管理的最新升级版。良好的城市治理标准有:城市发展的各个方面的可持续性、下放权力和资源、公平参与决策过程、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效率、决策     

从任务型自治到民主合作型治理——基于上海市社区调研的分析

调查发现,国家政权为推动城市基层治理而设定的街政居治的治理格局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相反却呈现出任务型自治的非健康状态。面对任务型自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通过强化理性、权利、责任、合作,以实现街居之间的和谐互动、共生双赢,是当前建构城市街居治理体制的现实问题。本文认为,民主合作型治理可以避免街居之间的合作惰性或合作匮乏的困境,是构建合理的街居治理体制的理性选择。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日据时期台湾的“市区改正”及其对城镇发展形态的影响

日本占领台湾后,为了满足殖民统治、配合殖民地资源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开始大力进行台湾城镇的基础建设事业,继之,在台湾主要市街实施"市区改正"计划和工事.经过改造,台湾城镇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交通、卫生、休憩等公共设施有了较大的改善,适应近代经济和产业发展要求的各种设施得以建立,也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较快发展."市区改正"中断了台湾城镇原有的发展模式,改变了传统中国式的城镇形态,使城镇具有了日本以及欧美近代城市的某些特点,对台湾城镇的现代化发挥了较大的影响作用,但其目的在于将台湾的城镇(市街)改造成为适应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需要的大小中心据点.     

城市愿景驱动下承诺型政府的形成及其构建

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已经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认为,在政府责任框架下的城市愿景将有助于承诺型政府的形成,提出通过以善治为核心的承诺型政府的构建,政府能不断加强自身承诺践行,强化治理责任,选择适合城市发展的战略,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治理体系及其分析维度

城市治理中的利益相关者众多而繁杂,如何按照城市治理的要求进行系统的梳理就是本文的任务。城市治理主体作为一个包容性的体系,众多的利益相关者按照参与的目的和动机,从组织形式上可以归结为三类利益主体:政府部门、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本文进而提出了城市治理主体的利益定位、利益关系、利益互动三个分析维度,以此作为分析城市治理中伙伴关系运行机制的指南。     

广东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治理变革制度创新的启示——基于制度生态视角的个案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生态视角分析发现:在我国城乡统筹问题上,市场无力而农村社会发育不足,政府治理变革成为主要动力。广东的经验揭示出:市县治理是最佳的统筹空间,政府变革可以显著推进城乡统筹,地方政府治理变革要紧抓职能重组与机构再造,正视制度创新困境,关键要明确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分工,以组织系统学习能力的提升来激发内部动力。制度生态对制度创新具有约束与激励作用,而制度创新对制度生态具有适应与改造作用,广东虽面临一些亟需破解的问题,但良性的制度变迁路径已经确立。     

A Political Economy of Rank: the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and leadership mobility in urban China

The level or rank of an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行区等级 or 政区级别) in China—a structural condition of the sub-national territorial administrative system—is a correlate of administrative rank (行政级别). State reterritorialization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行政区划), through establishment and expansion of hundreds of cities, introduce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 by which city governments take the measure of their administrative reach and economic capacity. How do changes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involve administrative rank, economic status and territorial governing power? In Suzhou, a prefecture-level city, incommensurability betwee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city and its administrative rank reveals how ‘unfair’ rank in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becomes implicated in negotiations over territorial adjustments and cadre appointments, leading to creative forms of rank adjustment. Dynamics of th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reflect rank consciousness, influence official positions and structure urban transform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的考察

环境问题、环境治理和环境政策工具的选择与政治之间存在关联。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的选择有其政治上的动因,也需要考虑政治因素。这之中所蕴涵的逻辑关系就是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向度上中国城市环境治理信息型政策工具选择的政治逻辑主要表现为提升中国城市政府环境政策能力、环境监管能力、环境正义维护能力和环境制度创新能力需要选择信息型政策工具。     

从关税管理走向关税治理——对海关综合治税的治理视角解读与构想

综合治税是近年海关税收管理实践的重大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文章借用当代公共行政学的最新成果之一——治理理论的分析框架与方法．从理论层面对综合治税实践加以解读,探寻其中蕴含的治理思想,并前瞻性地展望了关税管理向关税治理模式变迁路径与创新构想,以期进一步充实关税管理理论,并对海关综合治税实践提供一定的前瞻性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