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智慧社区公共价值创造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推进

智慧社区并非“智能技术”与“社区治理”的简单物理叠加，而是基于两者互动融合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涉及社区业态创新、跨界融合及价值重构等社会属性议题。智慧社区各方行动者在参与“智慧化”建设过程中源于传统、利益、角色、理性及自身定位等多方面博弈，部分地衍生出过度技术化倾向、公共价值关怀匮乏、技术治理异化等问题。公共价值作为一种社区治理创新范式，它推崇公共利益重塑和集体偏好表达。围绕智慧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属性不足问题，公共价值创造可以合理平衡治理绩效和价值生产的关系，树立公共意识，坚持公共利益导向，从单一追求技术物理空间改善转向兼顾社会关系营造、行为习惯培养和道德伦理塑造，打造一个异质多元良性的社会治理空间。     

绿色融合式治理：城乡结合部社区生态治理的空间转向与生成机制

城乡结合部社区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其“亦城亦乡”的混合形态为城乡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治理与生态治理的有机融合,进而推动我国新型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本研究以成都市公园社区示范点为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理论为视角,以“空间断裂—空间修复—空间适配”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切割”引发了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新陈代谢断裂”;通过空间修复与空间营造,城乡结合部社区实现了从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分类而治转向空间适配的绿色融合式治理。“绿色融合式治理”是一种以“绿色”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社区治理创新机制,包含“多元主体联动”“空间尺度再造”与“空间资源融合”的内在机理,不仅拓展和丰富了社区治理的理论维度,更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绿色融合式治理”不仅是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也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推进全球生态正义的实现。     

新型青年自组织与公共空间再造——基于706青年空间的考察

随着城市公共空间的兴起，构建了一类以空间使用和空间生产为目标的社区自组织。本研究对“706青年空间”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考察了推行“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的新型青年自组织。研究发现，首先，以706为代表的新型青年自组织以去中心化运营形式为基础，以组织共识为纽带，以内容服务和社交服务为核心，吸引了城市中的青年创意阶层进行文化创意消费。其次，706通过移动主体的行动者网络，再造了一种“有人心却无固定组织”的流动公共空间。此外，706还融合了线下社区和线上社群、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以再现、模拟的方式将媒介公共空间化。借由上述空间形式，706促进了空间关系的再生产，从而反作用于青年社会实践。     

社区服务信息化的实现途径——以96596超市进入X社区为例

“社区服务信息化”不仅仅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抑或社区建设的必然要求，其本身更是中国城市社区在资源来源多样化背景下进行空间生产的过程。本文把空间理论放置在“社区服务信息化”领域，以96596超市进入某社区为例，检视各个主体如何在“想象的”、“真实的”、“生活的”的空间中实践，塑造出新的表征性空间。     

村庄公共精神复兴与社区整合

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普遍凸显出了村庄内人际关系冷漠，社区关联度降低及社区自身整合能力弱化这样一个让人不得不正视的问题。然而反观当前农村的现实，公共空间日益狭窄、村庄“核心人物”空心化、国家大文化的“草根性”缺失、农人“搭便车”行为的普遍化以及党的合法性弱化与多神信仰的复兴等均是导致乡村公共精神不断弱化的制约因素。面对当前乡村公共性缺失的困境，如何探索新的路径培育乡村公共精神，增强村民的共同体认同感来加强社区自身整合能力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感性交往:网络时代异地恋青年的网络交往过程的质性研究

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网络为媒介的社会交往成为青年群体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本研究通过对大学生异地恋情侣网络交往过程的质性研究呈现其交往的感性化特质,即网络交往语言亲密化,网络交往拉近心理距离,延续传统社会交往规范。网络是中国异地恋青年维系和发展亲密关系的新空间,青年通过网络空间产生比网下空间更为亲密的“文恋”的感性交往形态。网络也是青年延续传统社会交往规范进行感性交往的新空间,青年通过“交心”“心近”等交往模式维系和发展异地恋爱关系。分辨并适应网络空间中的感性交往和理性交往是未来值得关注的青年研究议题。     

推进网格管理服务深化基层社区建设

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是指以社区为单位，按照一定的地理空间、人口分布和文化认同，将社区划分成若干个单元网格，把社区工作者分配至各个网格，定岗定责，为社区居民提供无缝隙的公共管理服务。     

融合抑或分化：城市大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与居住福利治理

囿于偏离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保障房社区似乎天然面临着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资源分配差异的“极化”，直观影响着居住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保障房社区走向社区融合抑或分化的问题考辨，本次研究从空间视阈出发，对多维度的空间意义及与其紧密关联的居住福利风险肇因进行了学理分析，以“空间再造”作为中介理念，进而提出“服务型社区资本建设”下“阶层-空间-福利”进行三方联动的可能，从而在融合角度达致保障房社区对“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双重需求。由此，本次研究甄选南京市D保障房片区作为相对独特且典型的一个空间治理单元，分别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出发，将“融合抑或分化”的思考嵌入对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福利治理的扎根式论证之中，希冀归纳出有别于常规型社区治理、旨在追求兼具社会公义与市场效率的新的空间治理范式，为国家或地方风险治理提供具备时效性的实证参考。     

农村社区公共空间研究——基于NGO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个案研究

社区建设可以有不同切入点,从不同切入点出发的社区建设效果各不相同。文章通过对两个NGO参与社区建设的个案解剖发现,其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都建立了良好的村庄公共空间,进而促进了村庄全面协调发展。文章认为,公共空间本质上是一种稳定、信任、参与、共享和获取资源与需要的网络关系,公共空间具有信息沟通、消除矛盾、缓解紧张、形成共识、互助学习、提升能力、整合资源与促进发展的功能。     

流动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性重建探析——以济南市K社区为例

公共性作为社区治理的内在价值追求，是社区秩序的基本要素和支撑保障。特别是在流动人口较多的异质性社区，重建社区公共性不但是实现多元社会管理格局的前提条件，也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重要支点。本文通过对济南市K社区的调查研究，发现社区公共性培育面临着关系网络松散、公共空间萎缩、社区功能单一、主体结构失衡、社区组织发育迟缓等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口流动迁移过程中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流动人口需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首先要通过培育社区认同、营造社区文化、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打造交流互助平台等途径，增进社区主体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增强其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破除主体间性困局，从而实现社区公共性的重建。     

“怪咖”青年与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以北京奇遇花园咖啡馆和科学松鼠会为例

“怪咖”与“罗莉”、“御姐”、“宅男宅女”一样，是青年人网络互动常用的空间符号，意指Geek（极客）、“怪蜀黍”等某类新奇古怪、特立独行、有主张有趣味有创意的人。通过对“怪咖”们共同行为特征的分析，了解他们是如何从别具个性的个体凝合为彼此认同的群体、如何在社会交往中建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进行青年人多元公共空间构建的。网络与现实生活的交错互动，实现了“怪咖”群体的空间生产与身份再建构。“翻墙”、Twitter等类同的互联网工具，“推友”、“G（geek）友”聚会，以及各种有趣的活动，共同建构着“怪咖”们的交往身份与互动空间。与此同时，“怪咖”们又通过地理实体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等介质，建构了以交流分享、大众传播为主功能的公共空间，以别具特色的主题聚合人群、划分群界。通过奇遇花园咖啡馆与科学松鼠会两大青年群体的经验研究，阐述“怪咖”群体建构公共空间的动力、方式与过程。     

邻里中心视角下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

正"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50年代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文献之中。1960年代初,芒福德、雅各布等城市研究学者开始关注公共空间的人文和社会价值。社区公共空间是指社区居民可自由进入并不受约束地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公共场所。社区公共空间向公众开放并提供服务,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和使用。根据供给主体和服务属性不同,社区公共空间可分为公益服务空间和商业服务空间。其中,公益服务空间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不以营利为目的,服务项目由公共财政提供支持,     

创新社区模式 建设温馨家园——关于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的调查

武汉市百步亭社区在开发建设理念、社区管理体制、社区自治体制等方面进行创新,构建了以企业为主导的“四结合”的社区建设管理模式,采取市场化运作,实行规划、开发、建设、管理、服务一条龙,建、管、育相结合,走社区建设市场化、公共管理企业化、公共服务社会化的新路子,将“民营、民主、民享、民强”融为一体,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     

借他山之石 筑牢武汉社区建设之路

社区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社区建设是街道党工委、办事处的重要职责。在当今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形式、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新情况下，大量“单位人”、“社会人”成为“社区人”，如何加强社区建设，提升社区功能，发挥社区作用成为我们街道、     

后单位时代城市社区的主要特征探讨

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过程本质上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结构转型。在城市社区层面，随着单位制逐渐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表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治理形态从“管治”到“自治”、邻里关系从“解体”到“重构”、社会阶层结构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分异与隔离。     

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机理和路径

在新型城镇化和文化强国战略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推动“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公共文化服务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价值耦合性，公共文化服务之于“村改居”社区治理具有现实性。然而，公共文化服务能否促进“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实现其与社区治理的有效耦合，还存在价值取向、供给机制、供给效能等诸多制约因素。因此，如何确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优化供给机制，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便成为实现“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这就要求加强对社区居民的价值引领、完善全过程参与机制、推动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借助数字化治理工具等方式，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境界，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正向赋能。     

生态文化基础上的公共空间变迁与重构

作为重要媒介的公共空间在以山地民族为主的社区内主要以生态空间的形式出现,并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在经历了家族主义、集体主义和现代社区建设三个时段的变化发展后,历史上“生态———宗教———政治”的复合型公共空间已向“生态———宗教———生态”转化,且在最基层与国家的行政组织复合和互相渗透,新的公共空间的重构已经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开始。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基于一个少数民族村寨的文化扶贫实践

文化扶贫实践是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以文化动能，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贫困社区的文化能人、文化自组织是文化赋能的重要载体，基层政府是贫困社区公共空间营造的重要力量。文化扶贫实践的成效，取决于乡土社会内部的文化资源网络与政府制度供给的文化服务平台之间的耦合程度，同时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及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对于促进社群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发挥了关键作用，进而成为推动社区融合发展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文化路径，在于发挥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与社区自组织的运行能力，协同联动赋予贫困社区与贫困人口文化动能，达成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的目标。     

论“社区警务”与群众路线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风行于西方社会的“社区警务”战略实际上是我国公安机关首创的坚持群众路线与专群结合原则在西方社会的传播与延伸，其实质是警民配合，联手解决社区治安问题和防控违法犯罪。我们在实施“社区警务”战略时，最根本的一条在于发扬我国公安工作坚持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这是实施社区警务战略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