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怪咖”青年与城市公共空间建构——以北京奇遇花园咖啡馆和科学松鼠会为例

“怪咖”与“罗莉”、“御姐”、“宅男宅女”一样，是青年人网络互动常用的空间符号，意指Geek（极客）、“怪蜀黍”等某类新奇古怪、特立独行、有主张有趣味有创意的人。通过对“怪咖”们共同行为特征的分析，了解他们是如何从别具个性的个体凝合为彼此认同的群体、如何在社会交往中建构身份认同以及如何进行青年人多元公共空间构建的。网络与现实生活的交错互动，实现了“怪咖”群体的空间生产与身份再建构。“翻墙”、Twitter等类同的互联网工具，“推友”、“G（geek）友”聚会，以及各种有趣的活动，共同建构着“怪咖”们的交往身份与互动空间。与此同时，“怪咖”们又通过地理实体空间、网络虚拟空间等介质，建构了以交流分享、大众传播为主功能的公共空间，以别具特色的主题聚合人群、划分群界。通过奇遇花园咖啡馆与科学松鼠会两大青年群体的经验研究，阐述“怪咖”群体建构公共空间的动力、方式与过程。     

青年自组织的发展状况研究

青年自组织是青年自发成立、自主发展、自行运作的具有一定规模的、以民间组织形式存在的社会组织。在社会转型不断加快、公民社会悄然兴起的背景下，分析青年自组织的生成原因与特征，研究青年自组织的功能与绩效，探讨青年自组织的发展空间及趋势走向，意义重大而深远。     

青年的咖啡馆消费文化——以贵阳市青年的咖啡馆消费为例

近年,咖啡馆消费深受城市青年群体喜爱。为了从青年消费者的求新欲望、象征性符号消费、社会公共空间三个理论视角来探讨青年在咖啡馆中的消费行为和动机,特以贵阳市的青年在咖啡馆中的消费为个案进行相关研究。当咖啡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各个城市后,咖啡馆本身已经失去了满足消费者求新欲望的属性。同时,随着城市青年可支配收入增加、咖啡文化的普及,咖啡馆在消费水平和消费文化上所具有的区隔功能也有所减弱。研究发现,咖啡馆之所以受城市青年群体的喜爱,最根本的原因是咖啡馆作为一个独特的消费空间,满足了青年群体对新的社会公共空间的需求。咖啡馆内的空间氛围不同于生产空间和家庭空间,它没有生产空间的紧张感氛围,给人以类似家庭空间的舒适感,提供了一个家庭之外的社交空间。在家越来越私密化的情境下,咖啡馆满足了青年在家庭空间外进行社会交往和互动的空间需求。对这种氛围空间的体验消费,构成当地青年消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了青年消费观念从实用型向体验型的转变。     

邻里中心视角下的社区公共空间建设

正"公共空间"这个概念最早出现于1950年代的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文献之中。1960年代初,芒福德、雅各布等城市研究学者开始关注公共空间的人文和社会价值。社区公共空间是指社区居民可自由进入并不受约束地进行社会交往活动的开放性公共场所。社区公共空间向公众开放并提供服务,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共享和使用。根据供给主体和服务属性不同,社区公共空间可分为公益服务空间和商业服务空间。其中,公益服务空间由政府和社会组织提供,面向全体居民开放,不以营利为目的,服务项目由公共财政提供支持,     

关于青年研究与青年工作决策的思考

长期以来青年研究与青年工作决策相互脱节的问题，未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成为我国青年理论界和青年工作部门都高度关注的热点课题。从青年理论研究的哲学层次之功能和决策或实践层次之功能的视角，阐述了青年研究和青年工作的“服务”与“依靠”的辨证关系。也从现代科学决策的组织结构层面出发，探讨了青年研究机构为青年工作部门服务的参谋、智囊的作用，使青年研究真正成为青年工作决策的一个思想库、参谋部、信息源；提出了青年工作决策者在借鉴青年研究成果时离不开自身理论修养的主张，从而更好地促进青年工作决策的科学性。     

青年群体的信仰迷失与回归:私人生活空间视角

青年信仰的形成与其私人生活状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作为一种空间实践,私人生活则与媒介关系紧密。以媒介为中介所建构的交往空间往往成为私人生活呈现的重要场域,并通过培育个人主体性及其公共素养,进而生成稳定的社会信仰。青年信仰同样如此,其私人生活于媒介空间的演变构成信仰嬗变的重要因素。数字化媒介时代的到来,青年私人生活成为象征性交换对象,陷入透明化与私密化困境,这导致当下青年信仰的迷失。与此同时,青年私人生活变化同样蕴含着新的公共性建构因子,亦即通过陌生性交往衍生出来的差异性经验认同、互助行动等公共生活契机,背后突显青年信仰的重构路径。     

青年自组织：从“他组织管理”到“自组织管理”

蓬勃兴起的各类青年自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同时，因其发展的低水平以及管理的混乱无序，也可能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因素”，由此引发了对青年自组织开展自组织管理的思考。以青年自组织为研究对象，在对自组织管理内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对自组织管理和他组织管理进行比较，以论述自组织管理的内在优势，进而指出从他组织管理走向自组织管理是走出当前青年自组织管理困境的必由之路。最后就如何实现青年自组织由“他组织管理”向“自组织管理”的过渡，以引导青年自组织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当前中国青年自组织的意识状况和行动能力

在处于社会转型和结构重组的关键时期的中国，作为青年群体聚集的青年自组织已经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组织，其发挥的社会影响力、渗透力和开拓的社会公共空间已不容小觑。青年自组织的积极建设性作用依赖于其意识状况和行动能力。当前我国青年自组织的意识状况和行动能力正在走向成熟，但能否持续发展自身的成熟，还在于能否拥有现实社会活动空间和政治活动空间。     

空间重构:老旧小区社区营造的治理逻辑

空间是理解城市诸问题的核心,近年来城市治理理论和实务方面的"空间转向"愈加明显。随着我国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城市逐渐进入从外延式扩张转向以城市更新和精细化管理为代表的"内涵式治理"新阶段。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逐渐兴起,并成为创新社区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社区营造事实上是以居民需求为核心的生活逻辑主导,通过社区公共空间再造、公共交往再造、居民参与方式再造、社区治理模式再造等实现整个社区再造的一种新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所体现的治理逻辑在于,通过社区空间的重构,破解以空间为基底而衍生的众多社区治理问题,实现社区的再造以及社区共同体精神的再生产。     

生态文化基础上的公共空间变迁与重构

作为重要媒介的公共空间在以山地民族为主的社区内主要以生态空间的形式出现,并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在经历了家族主义、集体主义和现代社区建设三个时段的变化发展后,历史上“生态———宗教———政治”的复合型公共空间已向“生态———宗教———生态”转化,且在最基层与国家的行政组织复合和互相渗透,新的公共空间的重构已经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下开始。     

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

青年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核心是价值认同。作为一个建构过程,青年身份认同包含“认异”“求同”“聚类”三个环节,内涵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的逻辑统一。微空间作为当代青年公共表达、日常交往、文化娱乐的重要场域,深刻影响青年的话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微空间中多元冲淡主导、动态多于恒常、形式高于内容,使得青年身份认同度明显低于现实社会,出现方向感弱化、无力感滋生、价值感模糊的身份认同危机。聚焦微空间中青年身份认同建构,需要吸纳微话语,强化微叙事;融合微媒介,改善微传播;建构微文化,提升微引领。     

青年学术论坛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结合中心职能和研究工作实际，为活跃学术交流，创造青年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不断提高青年研究人员的组织能力、演讲能力和研究水平，推动学习型机关的创建和可持续发展，在中心领导的积极倡导下，2000年起创建了“青年学术论坛”并延续至今。“青年学术论坛”主要面向中心及所属单位40岁以下研究和管理人员；活动形式包括围绕课题研究的专题讨论、     

激发青年发展型城市创新创造活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离不开创意、创新、创业的强力支撑，而青年人是推动创意、创新、创业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有生力量。高质量建设青年发展型城市，要结合青年人的生命周期特点和发展需求，聚焦“创意、创新、创业”，打造“宜业、宜居、宜学、宜家、宜创、宜娱”之城，推动青年创新创造活力与城市创新创造活力相互激荡、青年高质量发展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相互促进。     

当前青年流动的空间分布变化及趋势

当前青年就业地域选择、就业观念及就业形势呈现新特征，空间流动呈现出向西部分散、向基层回流、向中小微企业靠拢等趋势，城市发展、职业期望、故土情怀都是影响青年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针对青年流动的空间分布变化及其居留意愿，可以从强化政策引导、完善社会保障、加大创业扶持等方面入手，为青年施展才干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融合抑或分化：城市大型保障房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与居住福利治理

囿于偏离中心的城市空间规划，保障房社区似乎天然面临着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和资源分配差异的“极化”，直观影响着居住福利的再分配。基于对保障房社区走向社区融合抑或分化的问题考辨，本次研究从空间视阈出发，对多维度的空间意义及与其紧密关联的居住福利风险肇因进行了学理分析，以“空间再造”作为中介理念，进而提出“服务型社区资本建设”下“阶层-空间-福利”进行三方联动的可能，从而在融合角度达致保障房社区对“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的双重需求。由此，本次研究甄选南京市D保障房片区作为相对独特且典型的一个空间治理单元，分别从个体层面、组织层面、制度层面出发，将“融合抑或分化”的思考嵌入对社会空间分异和居住福利治理的扎根式论证之中，希冀归纳出有别于常规型社区治理、旨在追求兼具社会公义与市场效率的新的空间治理范式，为国家或地方风险治理提供具备时效性的实证参考。     

以人为核心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化研究

社区公共空间泛指社区场域内，供社区各类主体，特别是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使用的家庭之外的物质形态的空间和非物质形态的空间，大体包括物理空间、交往空间和虚拟空间，三者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构成统一整体。社区公共空间活化的核心在于“人”，重点在于交往空间，特别是议题空间，只有围绕“人”的因素，将议题空间建构起来，社区公共空间才能真正活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用。为此，社区公共空间的活化必须秉持公共性，注重议题空间，坚持多样性，倡导内生化。     

农村青年流动的空间分布与城市居迁意愿--基于城市群的空间视角

以往研究较多从城乡或省域视角分析讨论农村青年流动,而缺少从城市群的视角来探讨农村青年城乡流动的空间分布及其居迁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通过对农村青年流动路径、城市居迁意愿的空间分析与多层次二分类Logit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跨城市群流动、城市群内部流动和从非城市群流入城市群是当前农村青年流动的主要空间路径,其中城市群内部流动的城市居留和迁户意愿显著高于其他空间尺度的流动;农村流动青年在城市的居留和迁户决策受到流出地和流入地因素的共同作用,是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理性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城市群的边界效应为农村流动人口政策的制定和中国新型城镇化空间布局提供了现实依据。     

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扎实开展青年干警实践锻炼活动

日前，普陀区人民检察院组织35岁以下青年干警开展实践锻炼活动，进一步深化了全市检察机关开展的“走进社区、走进企业、走进农村、走进基层，服务经济、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四进四服务”主题实践活动。     

社会“自组织”现象与党的青年群众工作

民间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与服务他人,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改革开放30多年来,政府转型、市场发展、需求扩张、互联网革新共同助推社会“自组织”进程.虽然“自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占据党政的传统空间,影响对社会的整合,但同时也为政党、政府转型提供了机遇.青年是“自组织”的重要力量,影响着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心态的走势,乃至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现阶段,重构政社关系与党、团组织重新嵌入社会,应该成为社会管理与党的青年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