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人制度认同的现状及对策——基于制度文化自觉的视角

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引发的文化冲突和利益分化,使当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制度认同危机.这已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和制度变迁阶段的核心问题.以文化认同为基础,以制度公正为核心,以制度文化自觉的培育为重点,重建制度认同,这是当代中国人基本的政治和文化价值诉求,也是全球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关键.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转村——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入反思

各国民族的天差地别的生存境遇，决定了其迥异的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发展道路。中国人如何自我认同与生存发展，乃是外国人无法代劳的本己命题。现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契机、性质、深度，均与西方大不相同，其核心在于奢望通过文化进口来解决本土命题，致使文化生态危机和政治认同危机日益严重。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是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从政治认同的角度探究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原因与防范

频繁发生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是处于现代化进程的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本文从政治认同的角度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成因,认为民众对当地政府的政治认同面临着危机,导致事件极易发生,具体来讲：利益认同的流失是关键原因,制度认同的流失是直接原因,价值认同的流失是深层次原因。因此,要有效防范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也必须从利益认同、制度认同和价值认同这三个方面来重构人们的政治认同。     

当代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与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

大学生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焦点问题,造成系列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大学生对自我认同产生了危机,这种危机的出现主要源自于当代核心价值体系的缺失,只有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消解当代大学生的自我认同危机。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

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的核心任务是将国民对各自民族的忠诚转变为对国家的忠诚,在尊重多元的民族认同基础上建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建没包括政治认同建设和文化认同建设.其中,文化认同建设是根本,稳固的文化认同可以消解政治认同危机时国家认同危机的程度."民族问题的核心是国家认同问题"的观点,要求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安排必须及时同应国家一体化建构与民族文化多元发展的互动态势.     

从文不从心：文化认同视域下沈从文的创作困境

在群星璀璨的现代作家群中,沈从文独特的身份建构、天然的语言系统与文学资源让他独具一格,但他的写作生涯在20世纪40年代左右出现了明显的创作困境。在文化认同视域下,他从自我建构的“乡下人”转向“学院派”;之后在民族文化认同危机的背景下,他开始追求更复杂的文学实验,却以失败告终。在个体认同层面,他始终徘徊在文学与政治的二元对立中,深陷理念与认知的漩涡,最终让他从认同危机走向了创作困境。这一过程也展露了在整个现代语境下,作家们共同面临的文化认同危机。     

台湾选民的政党认同——基于2004、2008、2012年三次“总统”选举的分析

经过2004年到2012年三次“总统”选举,台湾选民的政党认同逐渐结构化。新党、亲民党的认同者迅速下滑,“台联党”亦然,国民党认同的比例上升,民进党认同的比例则保持稳定,“中间选民”的比例逐步下降。在国民党和民进党认同者中,持强烈认同的比例不断上升,较弱认同的比例不断下降。从蓝绿两大政党看,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已非影响政党认同的显著因素,国家（族群）认同以及统“独”立场始终是影响政党认同的最重要因素,阶级地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力远不及国家（族群）认同以及统“独”立场。     

中国穆斯林的政治认同

中国穆斯林的政治认同基于不同时期的问题意识先后出现“认主与忠君不二”“爱国与爱教相统一”等表达，其底层逻辑重在“相统一”。这种认同建构解决了现代国家中宗教徒的政治认同构建问题，化解了将政治认同与宗教认同割裂与对立带来的风险隐患。今天，“相统一”的底层逻辑面临新的挑战，需要新的阐释，应以中国化的“教法随国论”巩固和更新“爱国爱教相统一”的认同表达，驳斥极端主义对政教关系的颠覆。具体而言，可通过“国法”大于“教规”、“教法”并入“礼法”、“文明”“文化”替代“宗教”三个途径完成更新。在树立政治权威、构建积极健康宗教关系的实践中，应重视信教群众信仰需求，关键时刻发挥宗教界作用，倡导宗教界与信教群众主动服务国家大局与社会。以上经验和举措是伊斯兰教中国化最重要的前提和保证，也为其他国家与社会妥善处理政教关系提供借鉴。     

中国文化的危机与转机——对文化强国建设的深入反思

各国民族的天差地别的生存境遇,决定了其迥异的文化传统、国家认同、发展道路。中国人如何自我认同与生存发展,乃是外国人无法代劳的本己命题。现代中国文化危机的契机、性质、深度,均与西方大不相同,其核心在于奢望通过文化进口来解决本土命题,致使文化生态危机和政治认同危机日益严重。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是增强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     

无债一身轻？——房产、住房负债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

青年的住房状况和主观阶层认同是关系到青年个人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20年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住房负债（包括正规金融借贷和非正规金融借贷）会显著降低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提高青年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2）“有房无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显著高于“无房无债”的青年，但是“有房有债”的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与“无房无债”的青年并没有显著差别；（3）机制分析表明，住房负债主要通过降低青年的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削弱青年的主观幸福感来影响青年的主观阶层认同；（4）异质性检验表明，住房负债对主观阶层认同的负向影响在城镇、教育水平较低、中等以下收入的青年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住房负债对青年主观阶层认同的深刻影响，拓宽了住房分层研究的视野，对青年的家庭资产配置、债务管理以及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平稳健康发展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把“学思想”放在主题教育首位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不断增进对党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真正把马克思主义看家本领学到手”。理论修养是领导干部综合素养的核心，新时代新征程，迫切需要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也是全党正在开展的主题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理论学习具有总领性、先导性，落实“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就应把“学思想”放在主题教育首位，把理论学习贯穿主题教育始终。务必突出主题、深化教育，从“为什么学”中找动力，从“学什么”中找方向，从“怎么学”中找方法，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深走实。     

台湾年轻世代中国认同的障碍与对策

近年来,台湾年轻世代成为台湾社会数次大型公民运动的生力军,他们成长在20世纪90年代台湾岛内国家认同发生转型的背景下,且深受当局"去中国化"教育的影响。当前,他们在国家认同与乡土情怀关系问题上发生认同混乱,出现"中国"为"他者","台湾"为"我群"的国家认同危机。这种危机现象是因为台湾年轻世代对祖国的认同面临利益、情感、价值、认知结构和外界因素等五方面的障碍而造成的。为此,我们可以从双重认同、台胞权益、同辈群体和生活共同体四个方面提出增进台湾年轻世代认同祖国的对策。     

青年身份认同的“微”建构

青年身份认同本质上是文化身份认同,核心是价值认同。作为一个建构过程,青年身份认同包含“认异”“求同”“聚类”三个环节,内涵自我身份认同、群体身份认同、文化身份认同的逻辑统一。微空间作为当代青年公共表达、日常交往、文化娱乐的重要场域,深刻影响青年的话语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微空间中多元冲淡主导、动态多于恒常、形式高于内容,使得青年身份认同度明显低于现实社会,出现方向感弱化、无力感滋生、价值感模糊的身份认同危机。聚焦微空间中青年身份认同建构,需要吸纳微话语,强化微叙事;融合微媒介,改善微传播;建构微文化,提升微引领。     

组织认同威胁应对策略及其价值分析

组织认同即成员对所在组织的主要的、特有的和持久的特征的认知，它由成员持有的主观认同和外部认同所构成。组织认同威胁主要来源于核心价值认同的威胁和组织地位认知的威胁，个体通常采用强调被忽略的有利认同和强调被忽略的有利社会比较两大策略来应对面临的组织认同威胁。此两大策略的价值十分重大：不但对组织认同、社会认同与自我肯定、印象管理、组织认同管理等理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有利于提高组织凝聚力、组织绩效和组织形象。     

认知、服务、参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建构与社区融入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将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方面面,不同组织之间、不同群体之间的共同发展、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落实科学发展的应有之义。城市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制度认同危机""、文化认同危机"。新生代农民工可以通过城市社区这一组织化的载体,超越户籍制度的障碍,重建认同机制。在社区场域内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主要的技巧是善于发现、创造并放大吸引新生代农民工和社区居民进行交往互动的各种"诱因",让他们加入到社区活动当中来,由浅入深经历从相互了解,到彼此熟悉,再到相互信任,最后实现社会认同的建构。社区认知、社区服务、社区参与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三个主要渠道。     

知·信·行: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认同的现实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要真正发挥它价值引领的作用,必须实现从理论形态向实践形态的转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认同的过程中要认识、研究和遵循它在认知认同、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三个阶段中的特点:提高信息传导效率,在“知”上下功夫;促进情感认同,在“信”上下功夫;加强政策制度保障,在“行”上下功夫     

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基于浙江省L村青年群体的田野调查

数字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数字劳动”这一新型的劳动形式和内容，乡村青年群体已经构成现阶段中国数字劳动的主力军。本研究尝试跳脱“剥削”框架，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以浙江省L村的青年群体为研究个案，在分析乡村青年数字劳动的组织与内容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围绕乡村青年数字劳动中的社会认同建构与乡村文化空间重塑展开讨论。研究发现：（1）个人社会资本增值构成数字劳动中乡村青年社会认同的底层逻辑，数字劳动使得乡村青年在职业向度实现由“农民”向“新农人”的个体认同转变，并通过乡村可见性的提升带来群体情感链接的强化，进而促进群体认同；（2）乡村青年数字劳动对乡村文化空间的塑造，对外表现为通过回归“真实”表达实现对城市话语体系下作为“景观”的乡村文化抵抗，对内表现为在数字劳动实践中对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以多维在场的方式促进乡村交往空间的拓展。     

少数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认同的构建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根源深远,开始是新中国建立之初,汉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话语压力造成的认同危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深入,现代性也引发了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危机;最后是全球化加剧了全球性的身份认同危机。阐述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概况及其在构建少数民族认同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认同与民族认同的重构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理性化、个体化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出现了诸多社会认同危机,人们对国家、社会与民族的认同程度呈现出下滑局势,尤其国家与民族认同业已成为人们讨论和关注的主题。在中国,作为一种社会认同的＂中华民族＂认同是认识和处理国家与民族关系的根本性认同。当代中国社会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重构不仅需要丰富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冷静的学科思考,更需要长期的政策引导、政治信任、文化沟通和经济的福祉,这是实现多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的前提条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整套价值观念系统。所谓“核心”价值体系，有三层本质属性：一是主导性，它是我国和谐社会中占主导地位、起根本支配作用的价值观念系统。二是认同性，它是我国和谐社会具有广泛社会认同、达成普遍社会共识的价值观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