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仪式论质疑

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之一,是视研究人类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如今,仪式理论已成为旅游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在一些旅游人类学家看来,旅游本来就可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过程,而仪式则可用“神圣的旅程”来表达。不仅如此,旅游仪式还被认为是类似人生礼仪中的“通过礼仪”,并以之来分析旅游的性质和动机。从“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融合”三个程序上对旅游的非仪式性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旅游与通过仪式在结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旅游不能是通过仪式,更谈不上神圣。     

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基本以山区为主,具有突出的山地矛盾。按照传统城市化路径,平坦土地的短缺会对城市化产生“尾效”,出现农民“失业”与“失地”并存的问题,从而降低城市生活质量,使多山地区陷入城市化困境。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所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和多山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为中国西南地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出路。通过发展山水城市模式、城镇上山模式、山间小盆地多中心模式、以及垂向立体模式等,能够解决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游客安全管理与社区警务融合的新模式 ——基于韶山社区警务的研究

一直以来,公共安全部门主导着游客安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为缓解游客对安全管理和服务产品的需求扩张与公共安全部门安全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构建一种景区游客安全管理与社区警务相结合的旅游警务模式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基于湖南韶山的案例研究显示,旅游目的地公安部门通过建立适应旅游发展的安全服务机构体系、优化涉旅社区警力配备、融合智慧景区管控平台与警务系统等措施,能够有效缓解矛盾。     

协商民主视域下基层政府治理研究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我国社会改革也进入到深水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涌现,各种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使得我国基层政府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协商民主蕴含了平等、宽容、理性、法治等内在特质,在化解政府治理的现实困境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协商民主必将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选择和有效的治理路径应用于我国基层政府治理的实践当中,并进而成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形式。这对于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治理的“法治”“共治”和“善治”的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域旅游视角下武当山景区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全域旅游的重要特征是全民共建共享,社区居民是旅游发展中至关重要的参与者之一,社区参与有助于推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分析武当山旅游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社区参与旅游存在的问题,在全域旅游理念的指导下,提出了在遵循公平性原则和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原则的前提下,景区政府、道教协会、旅游企业和游客协调配合,营造良好的旅游发展外部环境,村集体和村民发挥能动性,创造性的参与旅游发展的模式,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成果,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再论中华民族建设

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留下的重要遗产。中华民族形成以后,便成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和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华民族内部却不是均质化的,而是结构化的。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因此,随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群体被定义为“民族”并朝着民族的方向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本身却逐渐地虚拟化了,并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这与中华民族在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以及实现中国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是相互矛盾的。解决这个“应有”与“现有”的根本性矛盾的惟一途径,便是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发展和一体化。中华民族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政治工程,既要从长计议,又必须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而迅速采取行动,尽快在总体谋划的基础上着力推进。     

论防灾减灾的概念、理论化和应用展望

防灾减灾不是“防灾”“减灾”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均衡的二等分,而是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既有理论基础又有实践意义的系统概念。它们结合在一起使用,与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UNISDR）中“减轻灾害风险”相似。在防灾减灾工作中,“防灾”是灾害发生之前的各种备灾活动,“减灾”是限制致灾因子的不利影响|“防灾”是灾前措施,“减灾”是最终目的。防灾减灾在灾害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灾害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防灾减灾。因此,防灾减灾在中国需要上升到国家战略,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滇越国际旅游合作共生机制研究

生物学的研究普遍认为,“共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同类生物或不同生物间在一定条件下达到的一种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在相邻国家之间的国际区域旅游合作中显得尤为重要。依据共生理论的逻辑框架,在滇越国际旅游合作中,通过资源整合、品牌共建、利益均衡、决策共商四大机制,在滇越国际旅游合作区域范围内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旅游要素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平衡状态,以各要素在区域范围内群体联合的能力来拓展滇越国际旅游区域的合作发展空间,实现旅游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及其时代意蕴

滇池流域具有独特而丰富的传统生态文化,体现在谚语、宗教信仰、劳动习俗、民间歌谣、节庆、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 既有观念、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也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观念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护生、爱物”的生态伦理、“万物相生相克”的生态哲学等|制度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保护生态环境的乡规民约等|物质层面的生态文化主要包括“取用有节”“变废为宝”“崇尚节俭”等。研究滇池流域传统生态文化,不仅可以保护传承其优秀的传统生态文化, 而且也将有助于为滇池保护治理问题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与理论思考。     

云南边远旅游景区旅游专业人才问题研究的意义

旅游兴衰,关键在人才。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核心要素,是旅游产品的主体成分,是旅游产业链中的中心环节,是旅游消费的吸引中心,是旅游产业面的辐射中心。云南有大量旅游景区分布于边远地区,这些景区如何在实现旅游强省建设目标过程中,加强管理规范,提升服务质量,创新发展模式,关键要依靠人才队伍素质的提高。因此,研究边远旅游景区旅游专业人才问题,从而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无论从全省旅游业发展,全省旅游人才队伍建设及边远景区发展来看,都具有着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化效应与价值实现——以西藏为例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世界各国文化软实力、文化价值观的竞争日益激烈,文化被赋予了特殊的战略价值,被纳入到国家的战略层面考量。在我国多元的文化生态环境中,要构建均等化、标准化的现代公共文化体系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增强民族凝聚力,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一性”融涵区域文化生态的“差异性”|构建对“现代公共人文精神”认知的均衡性,构筑民族地区民众对现代文化的“归属感”,并以此引导多元文化需求的升级,从而实现公共文化体系的社会文化效应与战略价值。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人往低处迁：武陵山区土家族自愿搬迁移民的理性选择——于重庆石柱县汪龙村的调查

自愿搬迁是没有列入政府计划,没有享受政府财政补助的农户,为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而自愿实施的迁徙。居住在武陵山区海拔较高的土家族人,因自然地理环境与道路交通状况的限制,在经济、教育、择偶、就医、养老等方面面临困境,部分民众自愿选择从山上向山下搬迁。这一搬迁实践是迁移者基于“经济理性”“生存理性”和“社会理性”综合考量的结果。当然,自愿搬迁后出现的某些问题,如迁出地的发展与规划、搬迁者的户籍及搬迁后的生存发展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政府从政策的宣传和实施多元等方面进行介入、引导和帮扶,以达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科学发展,及搬迁户生活水平提高的综合效果。     

旅游景区应摆脱“门票经济”

当前,旅游景区摆脱"门票经济"、降低门票价格已经成为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迈向优质供给服务的重要问题。而拉长旅游景区产业链、多渠道增加旅游景区收入来源、促进旅游产业发展,不仅能为我国旅游景区的转型发展指明方向,也可以引导旅游景区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     

社区网格化中信息孤岛的破解机制分析

随着社区网格化的不断发展,城市社区间存在的信息孤岛带来的负面效应日益突出。本文首先阐述了信息孤岛的内涵及其分类,以及信息孤岛对社区网格化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厦门市J社区、海口市K社区两个城市社区的信息孤岛形成原因进行分析,总结出应对社区网格化中信息孤岛问题的破解机制。     

社会语境下艾滋病传播风险防范机制的建构——基于云南边境跨国务工傣族女性及其留守丈夫的分析

近20年来,云南某边境县出现了大量跨国务工的傣族妇女,她们大多已婚,流动至泰马边境从事按摩服务。妇女的流动使得当地家庭结构和不同人群间的性关系随之发生巨变, 深刻影响着当地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标定。由于艾滋病的普遍流行,“高危人群”设立的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差别”特质的产物,先前存在的若干“偏见”可集于一身,把某些特殊人群标定为“危险的他者”,由此影响公众对自身感染风险的误判,忽略“高危行为”这一隐藏于“高危人群”之下的真正风险。     

云南边远景区旅游人才开发与管理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深入推进,大量的人流、物流涌向了城市,这种现象也直接影响到了云南边远旅游景区,主要表现在人才聚集能力较差。据调查,对比云南非边远旅游景区,云南边远旅游景区普遍存在人才总量匮乏、人才学历水平偏低、人才储量不足等问题,造成了景区经营不规范,服务水平不高,违规经营多发等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景区自身的发展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到了云南旅游业的整体形象。云南景区业是云南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边远景区是云南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全省高度、州市县维度、旅游景区角度,研究旅游人才开发与管理对策。     

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

水利纠纷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解决水利纠纷是地方官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水利纠纷的激烈程度却不亚于内地发达地区,类型多样,原因复杂。云南地方官府一方面根据“旧规”“旧制”等原则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规行为,达到维护已有水利秩序的目的,这与内地无异|另一方面对已有分水、用水制度适时调整,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水情与地情,不断完善灌溉制度,减少纠纷的产生,履行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责。     

中泰乡村旅游比较研究——以中国龙脊梯田与泰国黎敦山发展项目为例

文章以中国桂林龙脊梯田景区和泰国黎敦山发展项目为例,对中、泰两个代表性乡村旅游项目开发与管理进行研究与分析。文章从旅游产品开发历史与发展现状、社区参与旅游项目、民族文化内涵的挖掘与保护、乡村民俗旅游项目品牌建设四个视角进行分析,提出以"政府指导、企业执行、社区融入、居民获益、社会认可"为原则的乡村旅游开发与管理模式,发展社区融合的乡村旅游项目,发挥旅游扶贫效益,为我国乡村旅游更好更均衡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