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寻租的影响

公共政策作为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 ,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时应遵循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 ,这是公共政策“公共性”的本质属性。但寻租现象的存在往往导致公共政策的非公共化 ,利益集团和一些自利的公职人员以公共利益为代价谋求其特殊利益 ,从而导致公共政策偏离公共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文主要运用公共选择理论探讨制度非均衡状态下寻租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共生关系 ,指出“租”本质上内含于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之中 ,寻租破坏了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又将导致新的制度非均衡。     

政府规制过程中的寻租行为探析

在政府规制过程中,作为一种非生产性活动的寻租行为具体表现为规制方的设租和被规制方的寻租。寻租的活跃性区域主要集中在规制政策的实施阶段;而对于设租者来讲,由于在规制制定阶段和规制监督过程中受到制度刚性制约,以及收益和成本的不匹配性,设租活动在此区域会变的不十分活跃,而是在规制实施阶段表现出一定活跃性。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寻(设)租行为可能会在更多的规制环节出现。     

考研也存在寻租

最近几年，我国的考研热越来越热。为了对我国考研热现象至少一个方面的解释和分析，本文引进了一对启发性概念———租和寻租，认为考研过程中也存在寻租现象。我们把租定义为由于不同体制、权力和组织设置而获得的“额外收益”。寻租就是人们在某种制度环境下的行为，使个体价值最大化的努力产生的社会浪费。政治权力先进行了财富或其他实际利益的转移，但只有具有某种资格或身份的人才能分享转移后的财富，这样，具备这种身份或资格的人较之其他人就享有一块额外收益。获取这种身份和资格的努力就是寻租，无论获取活动是否合乎形式公平的…     

重构公共政策评估——基于公民权与行政权相对平衡的分析

对公共政策进行评估,形式上是对政策方案执行前、执行中和执行后的评价,实质上则是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再分配。本文从公共政策过程出发,以公民权与行政权相对平衡为分析框架,将公共决策事前评估的重点安排为公民权比重大于行政权,这是确定一种公民本位的制度安排;将公共决策事中评估的重点安排为行政权比重大于公民权,是以最少的时间和成本实现这一制度安排;将公共决策事后评估的重点安排为公民权比重等于行政权,是因为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和谐相处可以避免公共政策自身运作的损耗,使其沿着正确轨道良性健康进行,并为新一轮的公共政策发挥创造良好环境和基础。     

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要健全和完善协商民主机制

公共政策制定中有表达自由、表达平等、选择公正三个民主难题,这决定了公共政策的制定需要选择合理的民主决策机制。在各国长期的政治文化交流中,形成了公决机制、谈判机制、协商机制三种典型的民主决策机制。我国选择以协商民主为主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是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选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我们应该从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协商制度、人大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政府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民主协商制度和公民自治制度四个方面,健全和完善以协商民主为主的公共政策决策制度。     

试论公共政策执行障碍及对策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预期、路径、信息、素质和制度等障碍,这就要求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的成本—收益分析、公共政策的学习、宣传、激励、监督和制度创新等以预防和消除障碍,从而保证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公共政策目标的最终实现     

制约权力寻租

党政机关干部腐败的基本方式就是运用手中的公共权力去与经济财富交换,即权力寻租。如何有效地制约权力寻租,总结张家港市的做法,一条关键措施就是创新制度,通过严密规范的制度,加大寻租的“成本”,减少寻租的“收益”,从而有效地防止腐败。从制度上全面、有效地制约权力寻租,应努力做到“三不”,即通过有效的制度创新,使党政干部不能为、不敢为和不愿为。这三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必须相互配合,三管齐下,形成和发挥整体合力。创建使党政干部不能寻租的制度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直接干预,是制约权力寻租的一项根本措施。各级…     

转制改革下公益性传媒的治理结构创新

如果说当前进行的转制改革是一种制度环境创新,那么传媒治理结构就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环境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有成本的,选择同等收益中成本最低的传媒治理方案是制度分析的重要内容。双重逻辑下的公益性传媒公共事业型治理模式(一拖四模式),其核心是在“政治”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将公益性传媒作为公共事业型组织来治理,采编部门是事业编制,实行行政式治理,经营部门是企业编制,实行公司治理。“一”是指传媒集团党委会,“四”分别是编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党委会是集团最高权力机构和决策机构,编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都要接受党委会的领导。“一拖四”模式既保证了传媒采编部分事业单位的独立性质,又使传媒成为市场主体落实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从而构建了党委领导下的法人治理结构,找到了传媒政治责任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结合点。这一模式在实践层面上有厚实的制度基础,同时也遵循了传媒改革的路径依赖规律,从而发挥对政府管制部分替代的作用。需要指出的是,不同的制度环境演化出不同的治理结构,只有当外部约束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变,传媒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才能逐步完善,对于传媒而言,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寻租行为定义问题的再认识

寻租定义的空缺已经严重影响到寻租理论的应用,制约着寻租理论的发展。事实上,寻租是指市场主体利用甚至制造制度缺陷谋求经济租金的行为。判断寻租行为有两条标准:一是只有当行为主体谋取的是经济租金时的行为才是寻租行为;二是谋取“额外收益”的行为如果促使初始制度环境远离了完全竞争市场制度才是寻租行为。     

论取缔寻租而得的非法收入

寻租就是"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其中的非法收入就是单位或个人以非法手段获得各种财物.我国非法收入出现新特点,立案数量大案要案不断增加、犯罪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直接经济损失越来越大.国家应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结合道德力量,约束经济人不愿为;简政精官,明责加薪,激励经济人不必为;健全法制,增强法治.威慑经济人不敢为;制度创新,消租绝租,监控经济人不能为.     

关于腐败成因的管理学探析

本文从管理学角度对腐败成因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从成本—收益角度看,腐败的客观基础是公共决策与决策者私人利益间的矛盾,腐败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是腐败收益大于腐败成本。从寻租角度看,转型期中国的寻租环境是腐败行为发生的重要根源。从委托—代理角度看,腐败是民众与国家以及官员之间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运行的失灵。     

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

随着新型集体消费单位———社区的兴起,公共安全的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和个别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公共安全市场形成并有所发展。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应当是由政府集中控制提供更多的间接服务,由市场中企业提供多样化、个别化的直接服务,公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运行模式。新型社会公共安全模式特别应在社区治安和犯罪预防方面突出体现公共安全市场的特点。     

论宽容与现代民主的价值关联

现代宽容观念起源于宗教改革时期宽容思想家反对异端迫害,为宗教宽容和良心自由所作的辩护.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宽容的政治原则致力于区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划定政治强制的界限,为个人在信仰、价值观与生活方式上的自主选择辩护,它所包含的理性有限论、多元论、个人权利观等自由主义价值融入现代民主理念和制度设计,丰富了民主的价值内涵.     

Changing Money Market and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s in China: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his paper uses an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changing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s in China since the 1978 reform. It show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money markets has enabled the central bank to shift its policy approach of direct control over credits to a set of indirect monetary tools. Under the constraint of exchange rate stability and other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indirect tools is limited. Establishing an interbank money market policy rate through SHIBOR will provide a means of signaling the cost of funds to banks and the public. Its success in China is conditional on improved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competitive structure of banks, increased flexibility in its exchange rate determination, and a more cost-conscious state sector.     

危机动员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

在全球化的国际环境背景下 ,现代社会既是一个常态管理的社会 ,也是一个呈现多种危机的非常态管理社会。在处理危机事件中 ,不仅需要采用行政动员和政治动员的常规形式 ,而且还需要启用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动员形式 ,充分发挥社会团体在危机动员中的积极作用 ,开发社会总资源 ,降低社会总成本 ,及时有效地扼制危机事件 ,使社会尽快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政府在确立危机意识、成本意识和主体意识的同时 ,应适时进行制度安排 ,把社会团体在危机应对中的重要作用显现在各种制度安排中 ,真正构建起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元关系良性循环的新型结构     

公共安全视野下环境风险规制的改进

环境风险严重影响公共安全,进而破坏社会和国家的稳定与安全。理论上,基于公共安全考量的环境风险规制有明确的政策依据和可执行的法律环境;实务上,基于公共安全考量的环境风险规制由公安机关依法参与政策制定并保障其实施。当前,"重"事故应急而"轻"风险预防、"重"公安职能而"轻"开放合作、"重"实体规制而"轻"程序制约的现状,是公安机关防范和化解环境风险面临的难题。改进之策在于明确公安机关参与环境风险规制的范围和职责;完善公共安全视野下环境风险规制的制度供给;建立公安机关参与环境风险规制的专家咨询制度;加强公安机关应对环境风险能力的应急预案建设。     

论治理权力寻租的对策

寻租从最初的经济学含义扩展到政治领域,与政治权力结合成的“权力寻租”称为腐败的代名词。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权力寻租对正处于现代化建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危害。本文从政治学的寻租理论入手,探析了权力寻租的原因,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成为执政党的重要抉择。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之前,几个基本问题有必要取得共识。第一,明确社会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任何的体制、制度、政策都是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这凸显了基本理念的重要作用,它们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观。第三,平衡机制的探索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方向,就目前实践而言,在于寻求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各利益集团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区域之间等的平衡机制。第四,契约式社会管理的良好效果表明它或许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方式和途径。     

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及其制度分析

在现代社会,以社会组织为载体的参与是比公民个人直接参与更为合理有效的政策参与途径。由于我国社会组织自身能力有限以及制度空间的挤压,目前其对于政策的影响只起有限的作用。当前我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主要存在政策参与率较低、政策参与内容的非政治化和途径的非制度化等问题。针对导致社会组织政策影响力低的制度因素,政府应为社会组织的发展创造能促型的法律、制度与政策环境,即构建"分类管理、项目引导、行为监管"的新管理模式、制定出台社会组织基本法以及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拓宽社会组织政策参与的渠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