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有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

我国现有行政法对公民一方即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存在许多不足,其背后存在着“公共利益绝对高于个人利益”和“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地位与民法中的地位混同”的认识误区,为此需要公正权衡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益和社会公有财产权益,正确认识行政相对人私有财产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并加强对行政主体特定行政法义务的要求,以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财产权利。     

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有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争论,一直是行政法学者争执比较激烈的问题。我国关于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一直深受前苏联“行政管理原则论”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接受欧美国家“控权论”理论,进而开始从制度层面构筑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为侧重点,包括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     

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路径

激励与制约并举是现代行政法制发展的重要趋势。探讨财产权的行政法保护路径,对于保护财产权的有效行使和增进财产权的价值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四中全会《决定》看法治政府建设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围绕“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法律的实施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须有过程论的视野；健全依法决策机制须有参与型行政理念作为支撑；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需要理顺职能和事权；坚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需要规范全过程的行为；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重点要加强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有待法律和制度支持；救济机制的完善亦是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课题。需要确认的是，“深入”和“加快”需要辩证理解，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坚持“党的领导”的体现，要认真确认并扎实贯彻实施这些新举措，就应当注重行政法的运用，坚持法治行政原理。     

市场经济需要加强法治──访北京大学副教授、行政法专家姜明安

市场经济需要加强法治──访北京大学副教授、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本刊记者陈东升目前，全国上上下下有一种共识：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下的政府是法制政府。对于“法制经济”，有关文章不少，人们知之甚多，但对于“法治政府”，人们知之不多。很多人对政府在向社会...     

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

确立依法行政理念，建设法治政府，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创建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但是，从实践应用层面分析，“法治行政”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延伸到行政实践领域，与我国构建“法治政府”的目标更为契合。“依法行政”只是“法治行政”的一个方面，构建“法治政府”，实施“法治行政”不仅需要依法行政，还需要合理行政、民主行政、服务行政、诚信行政、高效行政等等。因此，“依法行政”的提法并不妥当，更应该以“法治行政”取而代之。从“依法行政”到“法治行政”的转变，并非只是提法的改变，而应该是依法行政理念的升华。     

浅议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法治原则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宪法确定的法治原则在行政领域的具体化。坚持行政法冶,对于建设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行政法治是法治的最主要内容。行政法治原则对政府行政的要求可概括为依法行政,具体可以分解为行政台法性原则、行     

电子政府的推进与行政法面临的挑战

建设电子政府将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政府服务质量、促进行政公开。为此，我国于１９９９年开始了“政府上网工程”，积极地推进电子政府的建设。现在，我国的电子政府建设已经初具规模。然而，电子政府的推进给立法带来了新挑战，因为电子政府的建设与电子政务的开展“需要完善的法律体系”。电子政府行政方式最根本的特色是“电子化”。利用电子文件承载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向相对人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行政决定，这些都是电子政府的应有内容。然而，现行行政法显然有许多规定不适用于信息时代的电子化行政方式。例如，行政法中关于“…     

应松年的法制人生（下）

行政立法理念和行政程序法 应松年从事行政立法和研究二十多年，他认为，“现代行政法基本的理念就是保护公民的权益，规范政府的行为。你要去管理社会，首先要在管理社会以前，或者在管理社会的过程中，把自己管好，规范好自己，目的就在于保护公民的权益。     

邓小平行政法思想解读

邓小平的行政法思想内涵丰富。就发挥行政主体作用、实现党政分开问题,邓小平在职能、机构、领导体制、管理过程、领导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思路;就政府依法行政问题,他提出了加强立法、建立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十六字”方针;就监督行政问题,他提出要加强监督立法和监督体制的建设。邓小平行政法思想的形成,来源于他长期的革命斗争与党和国家行政管理工作的实践,对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和行政法学的发展有深远意义。     

政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是法治国家的要求──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中国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姜明安

政府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是法治国家的要求──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中国行政立法研究组成员姜明安本刊记者晓晨姜明安，１９５１年生，湖南人，现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兼职律师，行政法教研室主任，中国行政法学会研究会干事兼副秘书长；著有《行政法学》、《行政法概论》...     

行政终局裁决探析

行政终局裁决直接影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保护,是行政法理论中较为敏感的问题。应该坚持司法最终裁决原则,取消行政机关终局裁决的权力,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推进行政法治。     

对行政法学研究内容的深化和拓展——读张朝霞副教授的新著《行政处罚法学与行政许可法学》

1989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改变了传统行政法重视行政权而轻视公民权的清形,在中国行政法制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之后,我国于1994年出台了《国家赔偿法》,1996年出台了《行政处罚法》,1999年出台了《行政复议法》,2003年出台了《行政许可法》,基本上实现了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救济与司法审查的有法可依。2004年4月20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成为指导政府依法行政的纲领性文件。同时,入世后,我国承诺全面履行和遵守WTO规则。WTO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一部“国际行政法典”,它对中国法治政府的建…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历史溯源及其启示——兼论中国式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依循的大历史观和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决定了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与核心篇章的法治政府理论具有历史发展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历史逻辑的外在形态体现为赓续革命根据地时期依法行政的“精神血脉”，传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法行政的“原初基因”，继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法行政的“战略形塑”。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下，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核心内涵”，并被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更新与发展，成为新征程上中国式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追溯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思想渊源表明，党的领导是驱动行政法治逐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行政法治建设必须恪守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始终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干工程，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政府治理工作，围绕增进人民福祉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这些从历史追溯中获得的重要启示，应成为落实“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命题的行动指南。     

若隐若现的阳光政府

在《民主与法制》第19期法治湖南系列专题报道中，我们看到“创新”“第一个”“勇气”“决心”等褒奖之词。，不可否认，作为第一个为行政程序立法的省份，它的法治意识是值得称许的，但是，将“法治政府”定义为“做正确的事”的政府却脱离了可操作性的轨道。     

试析行政法上的政府诚信原则

一个公正的社会一定是一个诚信的社会,一个诚信的社会首先要有一个诚信的政府。行政法上政府诚信原则体现在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中,政府诚信原则的确立在于保护公民对政府的信赖利益。     

略论我国行政许可法中的信赖保护原则

信赖保护原则首先在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得到确立,现已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的《行政许可法》中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信赖保护原则有其特定的涵义、适用条件与制度价值。该原则的确立对于促使政府的诚信守法、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中国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行政法治是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和核心

民主国家的行政法原则是以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宪法原则为基础的,反映了现代行政法的以行政法治为核心理念和理论基础的内在性规定;决定于宪法原则的法治行政是推动现代行政法及其现代行政法学健康、正常发展的动力。     

建构有效的实践平台--谈《行政许可法》与建设服务型有限政府的耦合

2004年7月1日颁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是世界上以单行法形式颁布的第一部行政许可法。对政府改革来说, 这部以“规范行政机关的审批行为”为主要目的的法律从政府管制方式改革的角度撕开了传统体制的铁幕, 将帮助中国打造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 同时也是实现转变政府管理模式, 在“10年内建成可问责法治政府”伟大目标的加速器和发动机。     

“义乌公安经验”的行政法意义

“义乌公安经验”不仅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而且也顺应了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潮流,具有重要的行政法意义。第一,“义乌公安经验”体现了依法行政的重要性;第二,义乌公安机关树立的行政服务理念顺应了法治政府建设的要求;第三,义乌公安机关执法方式的创新有利于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第四,“义乌公安经验”证实了对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重要性和行政机关自身建设的不可或缺。对于“义乌公安经验,”建议将一些切实可行并取得良好效果的制度、执法方式规范化、法律化;建立经常性的信息反馈制度,扩大公众的参与;加强对治安辅助力量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