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的思考

<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如何顺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加快推进社区社会工作,充分发挥其在创新基层社区治理中的独特作用,是今后一个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一、社区管理服务的历史与现状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基层社区的管理与服务在我国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提出了在城市居委会开展"社区服务"的要求。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人"渐向"社会人""社区人"过渡,我国开始了社区建设的探索。进入     

主持人语

正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做好基层社区治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作为一门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专业融入社区治理工作,通过服务社区里的困难群体,成为社区治理当中多元共治的主体之一,在促进社区治理走向善治方面发挥着其他主体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同时,我国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践也为发展我国社会工作,特别是社区社会工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和实践场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     

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到社区善治——社区建设的主要研究视角述评

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在我国兴起,在实践和理论领域,出现了从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改革、"单位理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治理理论等不同视角就社区建设及其发展所进行的深入探讨,展现了社区建设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走向社区善治的发展方向.     

通过社区服务发展推进城市社区治理

<正>自民政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城市开展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以来,城市社区作为居民日常生活共同体的身份日益得到认可。如何通过社区服务的发展推进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是我们无法绕开的一项重大课题。我从三个方面阐释。第一,服务对象的延伸与城市基层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化。随着"单位制"的改革,大量的单位人转移到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同时,个人、街道和社区在养老、医疗、住房     

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的城市社区精神培育研究

社区的安全稳定与井然有序是实现城市基层社会善治的根本保障。"社区精神"作为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对当地社区公共生活的共性认知,对缓解社区治理场域中的矛盾问题、满足社区居民对美好生活的种种需要,带动城市基层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在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下,充分考虑我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环境与时代特征,有效培育社区精神的着力点在于:理论探析社区精神及其培育的概念内涵、构成要素和主要功能;现实考察社区精神培育的发展脉络、典型经验与现实困境;全面探寻以社会治理创新的方式培育社区精神的长效路径,最终提升城市基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质量与社会治理水平。     

再组织化、公共性与社区治理

社会剧烈变迁,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社区面临着从国家行政建构的外生型组织向个体需求的内生型公共性建设转型的新要求。再组织化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以多元化个体诉求为起点,居民自治为核心,多元社会力量为支撑,可以有效联动社区、政府与社会组织。通过再组织化完善社区公共性建设机制,使个体在满足多样化需求的过程中找到其主体性地位,实现当代社区的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容个体自由与社区发展的基层治理面貌正是当代社会的活力来源。     

乡村精英变迁视角下的村社治理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村社治理结构的转型反映了当代中国政治生活领域中"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变迁.在这一过程中,处于乡村社区政治体系边界的乡村精英呈现出向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如何使乡村精英在数量和质量上得到保证并充分发挥其在农村中的"守门员"角色,以实现转型社会中所渗透于乡村社区的多种能量间的良性互动,将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     

社会资本与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资本理论,为中国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框架。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镶嵌于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组织中的无形资产,对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建设、党内民主建设、党群关系建设、反腐败建设等产生巨大的助推作用。新形势下,塑造民众与基层党组织之间的普遍信任、增加规范资本的有效供给、促进公民参与网络的发展,成为我国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主要路径。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需要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四个主体参与。如何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成都市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同时在社区动员、社会组织自身建设、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因此,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促进多元主体参与城市社区治理:塑造社区认同感,激发居民主体性生成;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拓展社会资源参与社区治理渠道;加快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     

“镇管社区”治理模式的制度成效、困境与反思——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镇管社区"是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始率先探索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发展至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整合了社区各种资源,建立起了社区公共物品共享机制;提高了居民的参与度,积极推进社区自治和共治能力建设;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成本,促进了基层政府的职能转变;促进了民间组织发展,提高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但是,镇管社区在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问题:制度基础的缺乏、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运行基础薄弱等。对此,需要从社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健全社区委员会体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能力、加快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予以完善。     

公私伙伴关系:匹兹堡的治理之道

匹兹堡地区是美国采用公私伙伴关系治理公共事务的成功典范。1943年,匹兹堡地区在政治家劳伦斯和银行家梅隆主导下成立了阿莱格尼社区发展会议(ACCD),建立起公私伙伴关系的制度平台。通过这种公私伙伴关系治理模式,匹兹堡在20世纪40-60年代解决了环境污染和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实现了产业转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就业。匹兹堡的公私伙伴关系治理模式植根于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具有制度化与机会主义的双重特点。     

我国安全社区建设新审视——以社区治理现代化为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事实步入,非传统安全直接威胁到普通民众,生活在一定区域内的人们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这些挑战迫使人们重视自我安全、重视基层安全。而社区作为现阶段我国城市的主要单元,对基层安全维护发挥着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安全社区的建设不仅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打通公共安全管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举措。但现实中,我国安全社区建设还存在迅速发展与指导战略有效契合不够,治理结构多元需求与实际一元主导问题突出,社区资源丰富积累与实际利用不足等问题,导致安全社区难以发挥足够作用,严重制约了我国安全社区的建设。由国家治理、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而来的社区治理现代化,为安全社区构建带来了新视角、新机遇,因而借力社区治理现代化,有针对性地在各层面做出变革,可以极大促进我国安全社区发展。     

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动力、价值与路径

正当前许多社区积极探索多元共治模式,倡导多元主体协同联动、共同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协商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服务和公共服务。社区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更是多元共治模式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要素。因此,必须认清社区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动力,考察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价值,进而从建构回应性基层协商决策机制、培育积极的公民资格、扶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方面来保障居民参与协商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路径,创新基层社会服务供给的决策方式,优     

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示范样本 全国10个优秀社区工作法经验分享

社区工作法来自于基层探索实践,完善于基层改革创新,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和必备工具,是具有鲜明特色的新时代群众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一个"大概念",而社区治理是微观层面的基层社会治理。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社会治理中的情感治理:理念、能力与路径——基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视角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囿于"情感-理性"二元对立的惯式,情感治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问题有待厘清。在探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时,作为治理对象和治理策略的情感治理,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层面激活社会治理的情感治理能力,而核心则在于社区的情感治理能力建设。在治理路径上,发挥基层党建和技术治理作用的同时加强情感动员,共建情感共同体,对于实现共治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建设:精度、温度和尺度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国家政权建设的客观需要。国家政权建设的关键是发展基础权力，增强现代国家的制度能力。正式制度建设的“精度”要求与人民生活实践中的“温度”诉求之间存在张力，考验着治理主体的权衡和实操能力。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要加强人民需求反馈机制建设，使基层治理主体常规性回应民众诉求的方式方法成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增强国家制度能力建设与城乡基层社区和谐发展的协同性。社会治理制度创新的关键是形成国家制度能力建设的“双层架构”,既要在顶层架构方面加强全国性法律法规和政策文本等宏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又要在底层架构方面重视村规民约和社区公约等基层社会的制度建设，以推进“三治融合”实践创新。     

单位的“隐形在场”与基层社会治理——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单位制消解和社区建设勃兴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体制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但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社会构架,单位并没有完全退场,而是以"隐形在场"的形式继续发挥影响。在典型的单位社区场域内,单位的"隐形在场"一般表现为"权力资本"的潜在运行、"文化资本"的历史积淀和"关系资本"的内在延续三种主要形态。可见,在后单位社会来临的背景下,单位元素虽然开始褪色,但仍通过"隐形在场"的方式影响着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与发展进程,对于新时期社区的公共性建构及其功能发挥,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单位社区而言,如何恰当地处理好"单位"与"社区"之间的关联,成为新时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活动展开的关键。     

“五社联动”助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日前,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及时沉淀社区抗疫经验,湖北省民政厅抓住疫情期间浮现的两股显著社会力量?社区志愿者和社会慈善资源,引入社会慈善资金在社区开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同期开展"五社联动"特色社区治理机制研究。历经一年,"五社联动"在社区的实践初具成效,"五社联动"作为一种广泛联动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的社区治理机制在全国有了初步的版本。     

减负增效:创新社区治理新路径——对无锡市滨湖区社区治理经验的分析

<正>社区既是政府重要的工作领域,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社区治理不仅是国家基层政权的建设过程,同时也是基层社会发育的过程,要实现二者持续双向互动,就要在加强基层社会建设的同时,促进基层社会自我发育,使社会各主体成长起来,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社区居民委员会就是基层社会各主体成长的重要载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