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正犯成立范围的扩张——以犯罪事实支配理论为视角

间接正犯概念的缘起致使间接正犯最初以直接行为人为非故意犯罪为限。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对间接正犯本质和类型的阐释,印证了间接正犯由替补者到独立地位的变迁,使得间接正犯的成立范围扩张至直接行为人为故意犯罪的情况。     

论间接正犯的正犯性——以中国立法和司法为视角

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的各种学说对于解释间接正犯均具有积极的意义，但都存在着不足之处。间接正犯的正犯性必须立足于构成要件，着眼于实行行为，根据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从利用者与被利用者两个方面加以展开。从主观方面讲，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表现为主观上实行犯罪的单独性和实行罪过的独立性；从客观方面讲，间接正犯的正犯性表现为实行行为自然构成的复合性和规范评价的整体性及因果关系自然构成的间接性和规范评价的直接性。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共同正犯研究

"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共同正犯主要有一般共同正犯、共谋共同正犯和承继的共同正犯。一般共同正犯指两人以上共同实施醉酒驾驶实行行为。共谋共同正犯可分为组织型共谋共同正犯和平等型共谋共同正犯,在满足特定条件时共谋者可以从共犯中脱离。在承继的共同正犯中,如果后来参与醉驾行为人在先前醉驾行为人的驾驶行为刚着手实施,或者先前醉驾行为人的行为虽然已经构成既遂但整个驾驶过程并未实质完结时参与醉驾的,可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     

论片面共犯

关于"片面共犯",国内外刑法理论和实践存在较大争议.基于"犯罪共同说"的立场和我国大陆刑事立法,应当否定"片面共犯"的观念.多数"片面共犯"实质上是间接正犯,而"片面共犯"中的"片面的共同正犯"是直接正犯与间接正犯的竞合.     

间接正犯之刑事立法的必要性

间接正犯尽管早已存在于大陆法系中,但我国立法上至今未引入间接正犯的理论。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行为实质上属于间接正犯的范畴,但却由于立法上的空白导致定性的错误,廓清这些犯罪行为的性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间接正犯。同时,由于实践中存在大量的由间接正犯者构成的犯罪,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对间接正犯予以统一明确的规定,克服法律适用不统一的现象,对于预防和打击间接正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破解与剥离——不法共犯说下间接正犯的反思与出路

间接正犯作为责任共犯说的产物,随着不法共犯说成为主流难以自洽。间接正犯中利用有责性阶层阙如者实施犯罪的情形可以通过共犯理论得以周延,在此语境下废除间接正犯的概念并无不妥;而利用不法性阶层阙如者实施犯罪的情形即使在不法共犯说的框架下共犯也难以成立,在此语境下间接正犯的概念予以保留。不法共犯说之下,间接正犯只应包括利用他人不具不法性的行为实施犯罪的情形,如此一来,共犯与间接正犯的界限泾渭分明,间接正犯着手等问题也迎刃而解。     

不法PUA入罪探析——以“包某自杀案”为例

不法PUA是行为人为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所故意实施的工具性行为以及在精神控制建立后引诱他人进行自我牺牲行为的结合，严重侵害他人法益时，成立犯罪。工具性行为存在构成非法拘禁罪、侮辱罪、强制侮辱罪、消除身份化后的虐待罪、故意杀人罪教唆犯的可能。建立精神控制后，被害人沦为行为人的工具。行为人实则支配被害人自我牺牲过程，存在构成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的间接正犯、强奸罪、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盗窃罪的可能。不应基于“被害人自我答责”理论而阻却不法PUA者的责任。     

"代聊手"代聊行为的实行行为性界定

我国司法实践倾向于将组织卖淫活动中的"代聊手"代聊行为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并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其实,有些组织卖淫活动中"代聊手"代聊行为既不是正犯或者主犯的直接帮助行为,又不符合实行行为的构造,不能以刑法中的相关规定上升为实行行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这种直接作用于帮助犯、间接作用于正犯或主犯的帮助行为,应当被认定为间接帮助行为.作为间接帮助行为的"代聊手"代聊行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依附于组织卖淫罪中正犯或主犯行为,发挥着次要或辅助作用,符合组织卖淫罪从犯的该当性和违法性.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在德国判例中的适用

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最初进入德国判例时,主要是用来限制极端的主观理论,没有独立的地位。之后至今,规范的综合判断理论,也即综合考虑犯罪事实支配和主观利益理论,成为区分共同正犯与共犯的主流理论。但由于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教唆犯、帮助犯的区分明确贯彻犯罪事实支配理论,而且支撑判例中主观理论的法政策背景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犯罪事实支配理论有望在德国未来的司法判例中占据主导地位。     

间接正犯概念之定位

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以他人作为媒介实施犯罪行为的现象,而有时由于被利用人不具备一定的条件,不能将二者作为共犯处理,针对这种情况,产生了间接正犯的概念。随着犯罪参与基础理论的发展,对其概念的认识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在如今以限制正犯概念及共犯从属性为通说的理论背景下,需要我们认真审视间接正犯概念的定位问题。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之故意要素

从德日刑法理论和司法判例的角度看，不真正不作为犯的故意中的认识要素和意志要素不仅应当存在，而且应当具备独自的内涵。不真正不作为的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构成要件事实必然发生，且认识到自己居于保证人地位、保证人义务，在待修复的法益对不作为人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行为人不作为甚至排除他人介入的可能；相反，行为人明知或预见到了构成要件事实的发生的可能性，且待修复的法益对不作为人不具有高度依赖性，行为人放任构成要件事实的发生，就是间接故意。     

论监督故意

监督犯包括监督故意犯罪和监督过失犯罪。监督故意犯罪既不是间接正犯,也区别于不作为犯。监督故意不能是直接故意,而是一种特殊的间接故意;在监督故意的罪过心理中,冷漠以待的情感态度居于罪过心理的主导方面,因而它属于冷漠型情感罪过。监督故意犯罪的成立,以监督义务的存在为前提。对监督故意的分类需要通过对监督故意犯罪的分类来实现。     

目的犯的目的研究

目的犯的目的是指目的犯行为人希望通过实施犯罪行为以达到某种结果的心理态度。这种心理态度是由具有不同心理内容的直接故意目的和特定犯罪目的构成的。其中 ,直接故意目的是目的犯直接故意中的意志因素 ,其是否实现影响目的犯是构成既遂还是未遂形态 ;特定犯罪目的是行为人所追求的超出直接故意意志因素的最终结果 ,其是否实现虽不影响目的犯是否完成 ,但当特定目的实现行为本身独立构成犯罪时 ,应以处理牵连犯的原则来对之进行刑法上的评价。     

Responding to Children Victimized by Their Peers

Abstract

Because victimization results from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the victim and his or her parents, peers, and teachers, responding to this problem should involve both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ventions.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reviews empirically supported direct interventions with victims, as well as indirect interventions with parents, peers, and school staff. Although the primary focus is on bullying, research on related forms of peer victimization, such as rejection, are included, as these have been subject to more empirical study. The review concludes that there is empirical support for direct and indirect interventions for specific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rejection, though research studies on interventions for victims of bullying are lacking. In addition, comprehensive primary prevention approaches for reducing bullying have shown promise, but there is a lack of empirically supported secondary prevention efforts that focus on increasing social support for children who, despite primary prevention efforts, continue to suffer the consequences of peer victimization.     

论公司股东诉讼中的若干问题

股东诉讼是公司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订后的公司法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诉讼制度,从而全面启动了以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间接诉讼为基本内容的股东诉讼制度,这对健全股东合法权益是十分必要的。鉴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应当鼓励股东积极行使诉权,解决好当事人诉讼适格问题、股东间接诉讼的管辖问题、股东直接诉讼中证明责任之分配问题、股东间接诉讼的前置程序和司法审查问题、股东诉讼的费用担保问题等,从而真正实现股东的诉讼权利。     

我国刑事诉讼应确立直接言词原则

直接言词原则是近现代各国通用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原则，但在我国现行立法中却没有确立，司法实践中普遍采用间接书面审理方式。直接言词原则对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诉讼目的的实现具有重大价值，应在我国立法上尽快确立。     

从融合到分立:儿童网络色情信息犯罪的刑事规制

儿童网络色情信息犯罪侵害的法益是"直接层法益"与"间接层法益"双重法益。"直接层法益"为儿童的身心健康权利与以"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为核心的被动性的性权利,"直接层法益"为个人法益;"间接层法益"为性道德等社会法益。而成年人网络色情信息犯罪侵害的主要是基于"性的隐秘性"善良性风尚和性道德的社会法益。法益具有立法检视功能和区分功能,客观上需要将儿童网络色情犯罪与成年人网络色情犯罪分离,进而设置独立的刑事规范,并对儿童网络色情信息范围、犯罪行为类型及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责任重新进行建构。     

新型盗窃行为探析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三种新的盗窃行为类型,使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相对趋向于具体化。入户盗窃,是指非法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窃取他人财物;携带凶器盗窃,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或其他器械进行盗窃的行为;扒窃是指行为人在公共场所盗窃别人随身的财物。对三种新类型盗窃行为方式的研究和探讨,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盗窃罪的实质和预防此类犯罪。     

侵犯商业秘密罪的认定及其防范

我国侵犯商业秘密罪的定义不科学,将“实用性”作为商业秘密的法律特征并无必要;“经行为人采取保密措施”的规定将商业秘密的外延限制过窄,应改为“行为人具有保密的意思”。侵犯商业秘密罪在立法上采用结果犯的模式易导致理论和司法上的混乱,若将其改为行为犯,有助于理顺侵犯商业秘密罪理论体系中的各种矛盾,解决司法实务中的疑难问题。处罚过失的间接侵犯商业秘密的行为,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应将其非罪化;建议重构完整和科学的保护商业秘密的法律体系,修改、完善商业秘密刑事立法,强化我国打击侵犯商业秘密罪的防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