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治理理论与公共产品的相关性探析

随着治理理论的兴起,出现了不同的治理模式。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治理理论产生发展和治理模式变迁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层面。本文从公共经济学角度入手,认为治理理论的提出以及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与社会生活中公共产品的发展变化相关,即与公共产品属性的变化、人们对公共产品需求的变化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的资源环境、技术手段的变化相关。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方法,通过考查治理理论产生发展、治理模式变迁与公共产品发展变化的关联性来论证上述假设和相应观点,希望为理解治理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从公共产品的角度来解释治理概念的提出以及治理模式的发展变迁。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治理理念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构

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意识等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中国社会的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切需要政治体制的发展和更新,呼唤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一般有:推动政府主要职能从经济建设向社会提供优良公共服务的战略转变;引入市场竞争,推动政府运行机制的适度企业化;利用信息技术推动电子政府的建设,塑造"一站式服务"的政府服务模式。     

论电子政府的政府基础:起始条件与构建策略

电子政府构建的政府基础是政府为电子政府有序构建准备的实践基础和前提条件,涉及治理理念、行政体制、组织模式、运行方式、管理技术和行政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建构电子政府构建的政府基础,可以看作是信息化和网络社会的宏观环境下新一轮的政府治理变迁,代表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最新趋向。探讨作为政府治理变迁的政府基础建构,必须对政府基础的起始条件,即各国政府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断进行批判与超越中形成的趋向现代化,同时又表现出本土化和多样化的行政模式进行阐释和解读。通过对各国政府基础起始条件共性及差异性因素的分析,结合政府基础的本质特征,可以探索出各国建构政府基础的通用策略。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西方政府治理模式演化研究

西方政府治理模式主要经历了君主专制型政府、官僚制政府、企业型政府和整体性治理四个发展阶段，其模式变迁是继承和创新的过程，既受外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又有其内在自身的演化逻辑。在西方主要国家，已形成了以约束权力为主要目标，以官僚制为结构基础，以政府契约为主要手段，以跨部门协同为主要策略的整体性治理框架，这既是路径依赖，也是路径创新的过程。应用系统动力学建立治理模式的演化模型、动态关系和推动力量的正反馈回路，可以更加深刻地揭示其路径创新方向，对当代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借鉴。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与社会和谐

社会和谐的关键是搞好以民主法治为中心的国家治理。欧美、东方国家和拉美地区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具有不同特点和经验教训,欧美经过长时期历史发展,最终形成了自由主义的英美模式和国家主义的法德模式,东方国家则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变迁,是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型的变迁,在由集权到分权的制度转型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的稳定秩序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美国城市治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与评价

美国城市治理的历史经历了等级治理、市场主导、交互治理的变迁,当下正走向混合治理模式。城市拥有较大的自治权,政府组织一般采用市长负责制、议会—管理者政府、委员会政府三种形式。除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外,市民或作为个体或结成团体参与城市治理,治理手段多元。治理问题突出表现在城市社会的分裂与隔离;郊区自治与大都市碎片化;政治文化和市民参与减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下,美国城市治理缺乏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事务决策权主要集中在企业家和商业实体手中,治理活动淡化了政党色彩和政治分歧。     

网络化治理：公共管理现代发展的新趋势

网络化治理理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的公共治理理论，它有着丰富的理论基石，并在中西政府的管理实践中得到了运用。网络化治理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全新的分析工具，更是一种挑战传统政府制度的治理模式，代表着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深刻变迁。但是，由于管理由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网络和管理政府公务员是明显不同的，因此，网络化治理还面临一定的风险与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有效选择管理策略，提高网络化治理的水平。     

政府治理结构变迁的必要性探析

行政生态环境变迁对传统行政模式产生强烈冲击,对传统行政模式掀起了重重发难,这种发难客观要求政府治理结构变迁。     

国家治理的视角：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变迁及启示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湘西苗族乡村治理发生了巨大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主导乡村治理，实现了乡村社会重构；改革开放后，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实现“双轨并治”，各自发挥治理优势；新时代以来，在国家治理指导下，乡村社会启动实施“共治共享共建”治理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这一变迁轨迹对于未来民族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启示：党和国家是引领民族社会治理的强大力量；在国家治理的规划下，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少数民族乡村善治的重要保障；维护民族团结理应成为我国治理制度设计中的重要内容。     

数字政府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政府治理是人类社会迈向数字时代背景下公共治理变迁的重要走向,体现了公共部门信息技术应用的概念与实践的认识深化与演进。数字政府治理是数字政府构建,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数字国家、数字社会进行治理的结合,其实质是数字时代和数字化生存中的国家治理。数字政府治理超越了信息技术应用与政府管理变迁互为前提和条件的悖论,将治理的目标和途径从推进政府变革转向创造基于数据流动和使用的数字政府与数字国家、数字社会、数字生活的共同价值。数字政府的实现条件是实现数据的无障碍流动,推动大数据的智能化应用,以及优先选择基于国家战略和民生福祉的数据驱动治理创新。     

完善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国家审计职能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创新社会治理、改进治理方式、提高治理水平。社会治理模式是在对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这三对基本关系的反思中产生的,是多元治理模式。国家审计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本文结合社会治理模式,通过对国家审计的职能进行阐述,针对国家审计面临的现状和问题提出对策。一、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国家审计职能     

制度分析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执行力:历史、逻辑与展望

本文主要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新中国地方政府从管制型政府时期到发展型政府时期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服务型政府时期,在执行力上的不同表现。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从作为中央政府延伸的"传声筒"到逐步具备了自己独立的主体地位,而隐藏于地方政府执行力变化背后的是制度变迁,是政府职能转变,是政府管理逐渐从全能主义的管制到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市民社会成长而催生的治理模式的显现。     

新媒介环境变迁视域下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

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依赖于社会信息的传播范式及其过程,必须深刻认识网络新兴媒体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动,根据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加强和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一方面是由于新兴媒介环境形成了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和信息沟通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中事件信息传播相对闭塞、影响范围有限的封闭环境,直接引发了政府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从政府媒介治理的视角上分析,政府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执政经验还不足,对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信息的调控和引导还不适应,执政能力有待创新和提高。因此,必须进行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管理创新。新媒体环境下政府管理创新的适应路径要把握好新媒体的三个要素,相应地从三个方面来推进和加强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满足和适应新时期社会和谐治理的需要。     

公共治理理论及其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传统的政府处于全能型地位，权力高度集中并管理一切公共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面对纷杂的公共事务，全能型政府越发显得力不从心。在公共治理理论中，治理主体多元化为政府治理公共事务找到了新的方向，即在处理一般性公共事务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不再是单纯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而是应处于平等的法律地位。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通过采取承包、谈判以及协作等方式，共同完成对公共事务的治理。由此可见，在公共治理中，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法治政府是较为理想的转变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信任变迁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进而推动了政府信任的结构变化,成为我国政府信任变迁的内在动力。30多年的改革实践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果,但也使政府"失信于民"的风险越来越大。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从本质上来说,是在深刻变革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国家治理与公民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之间的失衡造成的。因此,政府信任的修复与提升,需要政府以高超的治国智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达成公民满意的国家治理,从而赢得公民的普遍信任。     

论政府在构建节约型社会中的行为选择

构建节约型社会是一种社会发展模式上的制度变迁,这种变迁既不是完全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是完全强制性的制度变迁,需要政府担当起火车头的角色来推动与引导.本文从政府这一新的视角入手,分析节约型社会构建的必要性及政府在节约型社会构建中的行为选择.     

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探析

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和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困扰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最攸关的难题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中国治理社会模式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政府分别与市场、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关系问题。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创新,可以让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的作用共同治理社会。这种多维度、多中心、高参与度的治理模式能够缓解政府减弱市场控制以后出现的权力空白,而高参与度意味着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能够通力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路径

随着国际社会的政治变迁、国内社会的复杂多变,社会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为我国的社会管理注入新的治理理念、模式,以社会管理创新来应对社会多样需求,是摆在公共管理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面前的共同课题。一、认知创新:拓宽社会管理的认知范畴从我国社会管理的实践来看,不少地方政府将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