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自动化决策多元主体间的分配正义

大数据时代,以算法自动化决策为代表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技术引发了“算法歧视”现象。主流的规制路径,像创设算法解释权、传统私法规制路径以及公权力监管路径都有其适用困境。自动化决策的规制涉及多元主体间的利益协调。因此,不应对其单一静态的规制,而应通过分配正义构建多元主体法律关系框架,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公私法协同共治、多元主体间配合等方式,实现算法自动化决策多元主体间的分配正义。     

算法推荐技术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影响与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对消费者的“算计”无处不在。算法推荐技术通过收集海量消费者数据建立消费者用户标签,进而向消费者输出信息服务。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可能会因数据被过度收集,导致个人信息与隐私泄露;可能会因算法歧视导致公平交易权受损;也可能会因被滥用了用户标签,导致自主选择权受到侵扰;更可能会因算法的不透明,致使知情权遭受损害。为应对算法对消费者权益带来的冲击,域外采取了诸如数据赋权、建立算法影响评估报告等措施进行规制。与之对应的,我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为规范基础,通过落实消费者数据与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建立算法协同治理路径、设置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和构建算法评估制度等措施,规范算法推荐技术,维护网络信息服务生态。     

新闻传播领域算法伦理建构

新闻传播领域的算法伦理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内算法主体在设计、应用过程中应恪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以算法应用后果具有不确定性且算法具有价值负荷为前提,以公正性、尊重性、预防性、透明性、导向性为基本准则;以算法主体道德想象力培养和算法主体行为的规制为实现路径。     

算法歧视的表现、成因与治理策略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兴起,机器学习等算法在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被逐步推广和应用,但在此过程中产生的算法歧视问题也愈发普遍,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和思考。本文对算法歧视的众多表现及成因进行探讨,并据此提出算法歧视问题的治理策略。     

惯习与资本: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的困境与突破

近年来,互联网经营者实施算法价格歧视行为产生的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布迪厄场域理论的引入,可以对算法价格歧视涉及的多方主体加以研究。探究算法价格歧视场域内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存在困境的深层原因,即会了解惯习与资本配置产生异化,以及算法消费者难以与算法经营者进行博弈现象。实现算法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困境的突破,需要对算法价格歧视场域内的惯习与资本配置进行优化:在惯习层面,重塑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理念,同时加强消费者教育;在资本层面,引入场景与风险管理新理念对告知-同意规则进行补正,构建经营者信息信义义务并对相应的诉讼救济制度予以完善。     

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的法律规制——兼论《反就业歧视法》的立法必要性

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现象的产生原因包括毕业生自身的原因、用人单位的原因和我国立法管制的缺位。我国现阶段有关就业歧视规制的立法缺陷主要表现在立法规制的不足、行政执法的不足和司法规制的不足三个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现象违背了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通过立法手段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歧视现象进行法律规制,是维护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维护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权、提高大学生就业率,提升国民生活质量的需要。应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并将反就业歧视纳入高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中。     

算法规制与权利生产:政府数据确权的反向路径

政府数据是政府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核心资源,其权属确认难题严重影响着政府履职效能。当前,学界对正向给予政府数据权利方式的研究尚未提出适应中国数据治理实践的较为清晰的路径方案。研究尝试从反向路径进行思考,通过界定政府数据采集与使用的禁止情形,而确定政府数据权利生存空间和涵摄范围。算法及其规制输出便是反向确权路径的核心要素,即应以算法本身为确权基础、以算法规制的价值判断结论为确权标准,明确政府享有数据权利的场域与谱系。具体而言,如果算法规制不合法或不符合公民利益,政府就不享有数据权利;只要合法并以公民利益为目的规制算法,在这个空间范围内政府对其数据就享有权利。     

论劳动歧视之法律规制

劳动歧视是与劳动有关的除择优以外的不适当的不平等对待,劳动歧视违背了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劳动平等权。我国劳动歧视种类繁多,劳动歧视以时间为标准,可分为劳动机会的歧视与劳动过程中的歧视;以歧视的依据为标准可分为自然属性歧视与后天习得性歧视。根据其不同的属性,借鉴他国经验,有针对性地采用法律手段进行规制,是保障人权之举,意义重大。     

关于对价格歧视立法的思考

价格竞争是市场竞争的常态，价格歧视是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行为的一种。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国家价格体制改革的推进与《价格法》的颁行，如何规制企业的价格行为，维护有效竞争、保障社会福利与消费者利益就成了我国经济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价格歧视对有效竞争与社会福利有着十分重要的破坏性影响，它应该成为竞争法的重要规制对象。1997年制定的《价格法》第十四条对价格歧视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因其过于原则而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必须完善我国的价格歧视立法。     

“算法焦虑”的生成机理及纾解之道

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领域归属、形态属性与功能价值发生重大变化,其影响力失控蔓延的苗头愈加明显,催生“算法焦虑”。本文以“算法焦虑”现象为研究对象,从算法自身以及规制理念、治理模式等多个角度系统挖掘“算法焦虑”诱发因素,进而从多元互动、相互联结的维度构建迈向算法信任的本土化治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