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与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化的互构式发展

全球化作为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表现样态贯穿世界历史发展的始终,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并在与全球化的互动中完成各自形塑,二者的互构式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主体和价值基础。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时空场域,一方面扩大了人的生存空间使人类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资本逻辑主导全球化的矛盾性发展对传统全球治理体系提出挑战,客观上使全球化必须完成从资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式转换。此外,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新型全球化构建,既补齐了资本全球化参与主体缺位和动力不足的短板,又超越了资本全球化内容片面的单向度属性,实现了对全球化正义路向的价值引领,完成了形塑新型全球化的世界历史任务。     

"人类优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人类优先"理念对于增进全球治理的"价值共识"具有启发意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丰富和拓展。以"人类优先"理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因此,要以"人类优先"理念为引领,增强文化、交流、人才基础,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美好愿景。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结构、哲学建构方法及其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体显然是人类。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在"中国梦"之民族国家价值主体关怀前提下,对价值主体人类形态的认同和高扬,是价值主体结构的进一步完善化。中华传统文化悠久高远的"天下主义"人文理念和西方近代以来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命运"旨趣,是理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方法论资源,前者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范导性原则,后者构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原则,二者结合起来则为"奉天承运"。在中国从世界边缘走向世界中心的情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包含、代表、引领人类共同价值,提升和拓展人类共同价值。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担当北大核心CSSCI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顺应当今时代、引领世界潮流提出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主张,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与社会变革并驱、全球性问题突出的大背景下,其具有重大时代意义和深刻思想内涵。中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很多努力,不仅倡导建设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还与亚洲、非洲、拉美多国探索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合作共赢的新模式。在新时期,一要完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体系,以考察国际社会现实为前提,以中国文化精髓充实内核;二要加快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建设,积极倡导践行新义利观,夯实新型合作基础;三要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信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一致性探究

当今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构想是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历史继承和时代创新,也是回应全球困境、顺应时代发展的中国方案.从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可以发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的内在一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里的公民是自由人联合体里自由人在当代的具体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独立性认识"为认识基础是自由人联合体以"自由个性认识"为认识基础的创新发展;自由人联合体追求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美好生活向往"是契合时代发展的.     

论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运用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本身、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与规律问题有深刻的认知,并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演变发展与各个构成部分的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其价值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实困境、基本范畴、历史实践和价值指向上具有高度的逻辑关联,这种逻辑关联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规定性,主要体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引领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出现实困境,需要正确认识世界历史的整体演变发展和部分演变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相互关系,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国成功的发展模式,并呈现"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     

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新境界

"生命共同体"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最科学、最深刻的揭示。它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同体性关系、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关系、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人与自然不但是生命共同体而且是价值共同体,构建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归宿是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不但是生命共同体中的成员,而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西方人类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的理论特质。两个共同体互为促进、互为补充、互为支撑,构建出一种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观,从人、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和谐关系的建构重塑了世界文明的新秩序。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成背景及构建原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伟大构想,是新时代中国外交追求的总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必然要求,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其核心是要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坚持和平发展、国际合作、普遍安全、文明交流、全球共同治理、总体稳定与均衡发展等基本原则,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共享文明成果、共同富裕发展美好愿景的实现。     

大变局下的价值、利益、责任、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意蕴的立体化呈现

在全球抗疫的宏大图景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意蕴得到了立体化、具象化呈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意蕴更加丰富、利益意蕴全面呈现、责任意蕴充分彰显、发展意蕴愈加明晰。只有不断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丰富意蕴的认知和认同,共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走向实践,世界各国才能获得战胜未来各种风险挑战的强大合力和内生动力。     

传承与超越:从“大同”思想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吸收借鉴儒家"大同"思想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传承了儒家"大同"思想天下为公的价值观、公平正义的治理观、和而不同的文化观;同时,还实现了对传统天下观、平等观、义利观的超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儒家"大同"思想的传承与超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世界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使命与担当,提供了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与方案。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初探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外交理论与实践的核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丰富的科学内涵和鲜明的当代价值。从时代背景来看,它是顺应当前国际社会高度融合的发展态势,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推动加强全球治理,为我和平崛起营造健康有利的国际环境的产物;就科学内涵而言,它是"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有机统一体;对当代价值来说,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指南,有利于加强中国同世界的沟通与认知,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理建构。     

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与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概念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全球治理提供了中国价值。“一带一路”的经贸合作倡议践行了这一理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所包涵的全球治理价值及逻辑包括：中国哲学与政治文化中“推己及人”“己欲达则达人”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中国道路与智慧,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新时代的共同体精神与软实力体现为自信、包容、开放、平等、团结、以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促团结,其对内为民族精神共同体,对外表现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从民族精神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张尊重他国文化与政治制度、平等正义、互惠互利、协同发展,实现相关国家共赢的国际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准则和全球治理价值。依托“一带一路”,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价值将对全球治理产生重大的推动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方案选择

提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乎全球治理的具有战略高度和世界情怀的宏大时代课题。从全球治理现实出发,"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含的全球治理理念表征着全球治理的多重挑战,其现实指向性是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共同利益,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作为与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有着质的不同的治理方案,无论是从人类制度的多样性来看,还是从中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发展目标、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来看,都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寻求替代现行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是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治理方案的可能性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价值、理论创新与实践意义——兼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新发展理念是从关切现实问题角度出发,顺应人类社会发展的世界历史进程,汲取了中华传统哲学思想的智慧,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现实价值、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以共商、共建和共享为核心,为化解资本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各种矛盾、冲突、分裂以及由贫富差距加剧所引发的扭曲社会样态;以互利共赢,合作共享人类文明成果,走向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共同繁荣为旨归,倡导和平与发展的共同价值理念,致力于弥合由于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所引起的"中心—边缘"的对立与冲突;以中国传统智慧的"互系性通变"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结合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为出发点,为全球一体化发展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习近平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发展理念对于发展和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塑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创人类和平发展大业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能源命运共同体： 全球能源治理的中国方案

在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基于对世界大势的准确判断， 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解决全球问题， 促进人类共同发展提供了 “中国方案 ＂。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不仅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内容， 也是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重构的重要举措。 因此， 通过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来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能源供需格局、互利共嬴的能源合作关系、绿色环保的能源发展方式、普适高效的能源治理体系， 对深化国际能源合作， 维护全球共同安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能源命运共同体， 需要世界各国树立命运与共的合作新理念， 坚持低碳环保的发展新路径， 构建能源开发利用的新网络， 同舟共济、精诚合作， 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互利共嬴、共同繁荣的全球能源治理新体系。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共同发展与全球治理问题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文明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作为其最高的价值位阶,它必须扬弃基于"中心-边缘"不平衡性发展理念而构建的世界贫富两极化的发展格局,把各国共同发展的共同善的伦理性要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以落实的基本前提。共同发展理念只有得到全球治理的内在性拱卫,才能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元治理理念与基于共同发展所要求的共同治理,构成共同抵御霸权性治理的非正义性侵蚀的价值基础,唯有如此,人作为"类"属性而非"种"属性的共同体主体际性才会在共同发展与共同治理的视阈下绽放出来。     

国家集体认同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构成单位的命运共同体。鉴于认同与共同体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且共享着核心内涵,本文认为,国家集体认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着重要影响。因为无论处于何种分析层次,认同与共同体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紧密联系都不会发生改变。考虑到集体认同最终表现在行为层面,若以国家的行为动机作为衡量标准,便可对国家集体认同进行类型辨析,进而能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阶段进行划分。本文假设"欲望"、"精神"和"理智"是国家的基本行为动机,分别决定着国家对其所属共同体所持的三种集体认同,即功利性认同、规范性认同和类主体认同。这三种集体认同分别决定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发展阶段,即利益共同体、规范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确定性—自由”规约下的规范性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规范性构建的双重要义及径路

对共同价值的培育和交往秩序的塑造构成了共同体规范性要义的核心,它意味着人类生活的共同"善",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共同体规范性的价值实现由"确定性"与"自由"的关系张力构成,其价值张力始终围绕在共同体规范性实现的历史叙事中。这决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规范性要义的实现必定要遵从双重要义:即以实现共同性为支撑的规范性内容和以维系关系性均衡的价值张力,具体体现在共同价值与个性差异、公共权威与个体自主、超越旨趣与适度稳定的合理关系。上述"确定性"与"自由"的关系张力预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构建亦必须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前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论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社会建构,其构建会涉及到诸多国际社会性因素,必然是一个国际政治社会化过程。由于国际理念/规范社会化的渐进性、国际社会的多样性以及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多样性、反复性的特征。对于日益崛起的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国际政治社会学意义。随着国际社会的不断发展进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主体条件与物质技术条件也会日益完备,有理由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终将实现。     

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思想体系中的重要范畴,蕴涵对当前世界整体性判断和时代主题的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形成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以及世界流行的"全球化"理论有密切联系。"天下"具有地理、心理和制度世界三种意义的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的理论传承与时代创造,又是对"全球化"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升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蕴涵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化、东方和平主义智慧以及共享式发展思想的丰富内涵。中国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未来命运具有重要作用,贡献有传统的"丝路精神"、五个"坚持"行动方案以及关于"全球治理"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