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缓化”机制探析

"轻缓化"是当今社会处理未成年人公诉案件的主要趋势。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在公诉环节却没有得到充分地落实。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区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应改革讯问方式,全面推行分案起诉制度,扩大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和解及辩诉交易制度。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缓化"机制探析

"轻缓化"是当今社会处理未成年人公诉案件的主要趋势.但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在公诉环节却没有得到充分地落实.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区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制,应改革讯问方式,全面推行分案起诉制度,扩大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权,完善刑事和解及辩诉交易制度.     

轻微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紧密相联,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坚持严厉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更应注重社会矛盾的化解和人权保障。这一倾向应当主要体现在轻微犯罪的刑事政策中。对轻微犯罪实行轻缓的刑事政策,既有理论、法律依据,又是实践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对轻微犯罪的处理存在着打击面过宽、适用逮捕措施过多、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力等不良倾向,对此需要从推广刑事和解、减少逮捕适用、缩短办案时间、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完善办案考核评价体系等方面予以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原因及预防对策

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暴力化、恶性化、团伙化、低龄化、成人化和智能化的特点。造成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因素有家庭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等不良影响和矫正制度的不健全，因此，需要重视早期教育，优化家庭教育，建立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家庭防线；重视和改善学校教育，巩固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学校防线；官方和社区共同营造社会防线；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矫正制度。     

公安机关实施未成年人犯罪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犯罪率居高不下的现状,降低未成年人犯罪率、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将刑事和解措施运用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对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有着积极作用。刑事和解制度在英美及欧洲大陆国家已广泛适用,其具有刑罚所无法达到的社会效果,我国目前的未成年人犯罪状况决定了我国具有建立未成年人犯罪刑事和解制度的条件,合理设置和解程序,使刑事和解制度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浅论在我国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消除制度，不仅能够帮助未成年犯罪人走出其在服刑完毕后重回社会时所遇到的困境，也能够体现我国对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重视、顺应我国的刑事政策，更能够顺应青少年犯罪治理的世界发展潮流、符合青少年法治的精神，能够切实地保障未成年犯罪人受到公平对待的权利。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审前程序的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重,已成为重大社会问题。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采取"以拯救、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但实践中落实这一刑事政策目标的具体措施还很不完善。在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送往刑事法庭之前,我国亟需构建和完善对未成年犯罪人的拯救、教育制度体系,以实现刑事政策的目标。     

社会排斥理论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改革

在实践先行探索的基础上,2012年我国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犯罪记录封存对于失足未成年人重新回归社会具有重大意义,能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目的。但是,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设计的立法考虑与实践情况来看,存在着为"封存"而"封存"的特点。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重心应当是消除社会排斥,而不是单纯的保密或隐瞒犯罪记录。同时,犯罪记录有其积极意义,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建立还需要考虑未成年人保护与社会保护的平衡。     

浅析我国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分案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有着自己特殊性,因此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应该分案起诉。本文在阐述分案起诉的涵义和必要性的基础上,从分案处理的标准和具体程序两个层面对我国分案起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了立法建议。     

社会管理创新引领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向“整合模式”发展

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应当统筹考虑刑事政策和社会政策,我国长期推行的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面临着社会管理创新的变革机遇,应当在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前提下,逐步引入《儿童发展纲要》所确立的"儿童利益优先原则"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转变,实现增进权益和预防犯罪的双赢。未成年人犯罪综合治理联动机制向未成年人社会管理联动机制的转变,有利于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注入新理念、新动力和新方法,从而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朝着"整合模式"的方向健康发展,并进一步成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突破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