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之考察

运用质性研究方法,文章深入探讨了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影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社会福利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当前社会福利政策的"去商品化"能力较弱,不足以缓解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导致再生育意愿减低;老人和儿童照顾中的家庭化倾向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具有双向影响,并且出现了生育女孩的性别偏好;基于性别平等视角的社会性规制缺失使得城市女性陷入就业和生育选择的两难境地,从而影响其二孩生育意愿。为贯彻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应提升社会福利政策"去商品化"能力,确立发展型社会政策的价值理念和政策方向。     

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日本生育率自1974年起始终处在更替水平之下,至今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这意味着日本人口在未来将持续减少。当下,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重要政策主题。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变化和文化背景。相关国家年轻世代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未来东亚国家的家庭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代际与性别项目调查(JGGPS)历年的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日本已婚和未婚成年人中,生育意愿越强的个体,其在随后约10年的时间里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已婚的调查对象中,更年轻的个体以及子女数更少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意愿越强;在已婚和未婚的女性中,持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的个体,其生育意愿更弱。因此,在探索有效应对低生育率的新政策时,亦应立足于上述的研究发现。     

当代城市女性晚婚现象的多维度探究——基于贝克尔《家庭论》

为解决当前的低生育水平问题,我国近年来几度调整生育政策但收效不佳,婚姻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育前战"备受关注。结合贝克尔的"婚姻市场""家庭分工"等新家庭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可得,当代城市女性在婚姻市场中迟迟推延结婚年龄或不婚是婚姻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过高,个人收益不明显且家庭收益不明确,婚后存在法律风险所导致。解决该问题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倡导社会范围内的两性平等,并落实在法律保障和舆论观念上。应当提高对家庭部门劳动的重视程度,通过树立正确的婚姻观念与家庭观念,保障两性的婚育自由,缓解"婚育一体化"带来的顾虑。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农村已婚青年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研究——对湖北省8县16乡31村425名青年农民的实证调查

目前,农村已婚青年对不同性别子女的家庭作用、受教育程度、夫妻家庭权力和责任、夫妻角色等方面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且对子女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高于对夫妻的家庭性别平等观念,体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平等的角色分工及传宗接代观念仍占有市场的社会现实,表现出家庭性别平等观念的发展慢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滞后特点。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中国婚姻满意度水平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调查(CGSS)家庭卷数据,采用社会定量模型,结合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已婚夫妇婚姻满意度的整体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婚姻满意度的整体水平较高,婚姻满意度受个体人口学特征、子女数量、婚前同居经历、双方交流及配偶替代意愿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政府应承担计划生育的主要责任

在推行计划生育30年的过程中,我们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甚至采取过一些强制、过激的办法,但农民和一部分城镇育龄夫妇中多生孩子、生男孩子的愿望仍然十分强烈,生育意愿与现行的生育政策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已经实现的低生育水平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反弹压力,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既往工作思路、工作机制和工作方法的反思。一、应客观认识农民家庭对孩子数量和性别的需求西方人口经济学把养育孩子的成本分为家庭成本、自然成本和社会成本;把一个家庭孩子的效用分为消费效用(又称愉悦效用)、劳动经济效…     

集体化时期农村妇女生育意愿的变化:制度系统性调适视角——基于湖北省多点口述史与鄂北冯村的研究

文章根据湖北省多点口述史访谈与鄂北冯村田野调查获得的一手材料,旨在系统分析集体化时期(1962-1980年)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及其社会根源。研究揭示:中国人口生育率之所以能在集体化时期迅速下降,是当农村妇女出现明显节育意愿时计划生育政策顺势而为的结果。农村妇女源于个体生活实践对生育进行了归因,发现生育子女数量越多必然会导致生活愈艰辛。而造成生育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是制度变革的非均衡性:集体化时期的生产及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但再生产的制度及性别分工制度变革滞后,妇女在参与社会化劳动的同时还肩负着生育的艰辛。制度系统性调适不足使妇女缺乏缓解生育与生活紧张关系的渠道,最终导致传统生育文化与生存理性达成了妥协,其生育意愿是在满足至少一个男孩与最优家庭供养能力形成的区间。对当前的启示是,实现"二胎"政策目标需要通过配套制度设计来缓解人口再生产的压力,从而提高妇女的生育意愿。     

中国已婚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兼论经济支持和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

文章利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基于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实证分析了中国已婚妇女生育状况对就业的影响,同时检验了家庭经济支持的调节作用以及照料支持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生育二孩、家有婴幼儿、曾因生育中断就业的经历均会对妇女目前的就业状态产生消极影响;但孩子数量对城乡妇女就业影响上有所不同,在就业中断经历的影响上也有显著差异。总的来说,丈夫对家庭经济的支持能力会削弱生育二孩妇女就业的可能性,而家庭照料支持则会减少生育对妇女就业的不利影响。研究从促进妇女就业与生育平衡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两种体制下的中国城市妇女就业

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两种不同的运作机制。体制的变革不仅对中国城市妇女的经济参与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改变和重新建构城市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影响也是复杂和深远的。本文从就业权利的获得和保障、职业发展和性别隔离、同工同酬和按劳分配、劳动保护和职业安全四个方面分析了这种变化,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了剖析。     

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基于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福建厦门市已育一孩职业女性的抽样调查,文章以微观人口经济学的成本-效用学说为分析框架,考察职业女性的生育效用感和再生育成本预估对其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已育一孩职业女性对待二孩生育的总体意愿并不强;除了个人年龄、一孩年龄和一孩性别对其再生育意愿有显著影响外,对孩子工具效用和二孩优势效用的认同有助于提升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热情,但是随着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这些可以促进生育的影响并不能真正得以发挥,而对再生育后的职业发展成本和人际关系成本的预估则会显著抑制职业女性的再生育积极性,可以说,生育观念的转变和再生育成本加大是导致职场女性在二孩问题上呈现低生育热情的双重根源。     

生育支持的制度、观念与文化建设：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探索

探索一种支持生育的有效路径是解决我国生育率持续走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必须。有效支持生育的路径应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必须保障女性权利，促进家庭发展，这是生育支持政策的两个面向，也是根本；二是政策要兼顾系统性和实践性，既要宏观—微观纵向统筹，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也要各部门通盘协作，互相配合，形成政府、社会力量和民众三种主体的共同体，打造生育友好的外部社会环境，这是关键；三是改变有关生育的观念和思想，直面经济理性论、个体主义等理念对生育意愿的思想制约，培养超越理性计算的以人为本理念、超越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使命感，重视女性主义内部对家庭的积极意义、关怀—关系性的女性特点的探索，重建愿婚愿育的价值感和心理，这是核心。生育支持的制度和观念建设推动重塑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文化：一方面要继续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性别文化，尊重并鼓励个体自主，积极践行性别平等理念，也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文化中将家庭作为社会的核心与基础的传统；另一方面，要用中国文化医治极端个体主义带来的弊病，用性别平等、尊重个体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改变传统家庭中的不平等，在中西互鉴、古今互映中推动实现人口均衡发...     

对城市贫困主流测量方法理论假定的社会性别分析--以一个街道贫困家庭的社会调查为例

城市贫困的主流测量方法暗含一个基本理论假定:“家庭内贫困分布均等”或者说“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等级均等”。本研究对其质疑,采用“社会性别分析”视角,以一个街道内的“贫困家庭”资料为背景,提出研究假设:家庭内贫困分布存在性别分层现象。结果表明:在调查范围内,家庭内基本生活资源的消费存在性别等级之分,且表现为女性弱势。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主流贫困测量方法理论假定的脆弱性和其“社会性别意识”的缺场。本研究建议主流贫困测量方法纳入“社会性别”视角,使其更具“社会性别意识”。     

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我国三孩政策的实施,关注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对提升青年生育意愿、改善我国人口结构、推动人口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我国武汉市中心城区青年父母为主要研究对象展开调查.结果显示:城市青年父母的养育压力在总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在类型上,青年父亲更担心子女教育环境,亲子互动有压力;青年母亲生活调适不足,人际互动有压力.婚姻满意度是影响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首要因素,家庭经济负担是青年父母养育的重要桎梏,子女数量是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潜在诱因.为重构青年养育的生态圈,本文从微观个体、中观家庭、宏观社会三方面提出缓解青年父母养育压力的对策:第一,青年父亲加强育儿参与,青年母亲注重自我调适;第二,青年父母用心经营婚姻与家庭,加强亲职学习并做好生养规划;第三,政府适度分担养育成本,打造"生育友好""性别友好"的社会环境.     

高校女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研究--基于福州市高校的调查

通过对福州市高校研究生意愿生育性别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高校女研究生存在一定的性别偏好，低龄组、研二、文史类专业、独生子女、未婚群体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相对较低，来自城市的女研究生的意愿生育性别比比较正常，不存在性别偏好，而研三的和独生子女女研究生存在较强的女孩偏好。     

农村妇女男孩偏好的“选择性理性”研究

文章从"选择性理性"的理论框架出发,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在浙江、湖北和河北等3个省份开展的"农村妇女家庭及生育状况"专题调查所取得的数据,分析了"为什么在男孩经济优势日渐消失的条件下,农村妇女的男孩偏好依然严重"的问题。研究发现,农村妇女在进行生育性别的决策时存在着"选择性理性"现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个人意愿中的男孩偏好已经逐渐弱化,但是内化标准中的男孩偏好却受此影响很小,依然比较强烈。由于最终的生育决策是个人意愿和内化标准的折衷产物,所以导致人们的男孩偏好不会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改变。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人口政策困境与出路

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形势以及人口政策未来走向,不仅是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也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和家庭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研究基于宏观计划与微观个体并重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三孩政策下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面临的诸多困境及可能出路。人口形势方面,中国实现低生育水平已近30年,目前已进入极低生育率阶段。而低生育的人口形势背后反映的是民众普遍的低生育意愿,经济社会发展、限制性人口政策、东亚国家的家庭和制度安排是形塑民众低生育意愿的主要力量。在中国以往低生育进程中,有关低生育水平下该实行何种人口政策由于人口理念的不同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不过,在当前超低生育率面前,学者和民众需要暂时搁置人口理念分歧,共同应对日趋严峻的低生育形势。鉴于三孩政策下民众生育意愿很可能继续下行,三孩政策的生育率提升效果也可能较为有限,因此需要尽早考虑完全取消生育限制并择机实行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