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主体地位

二十四史完整地记录了我国历史的进程,是我国公认的古代史学的主体。二十四史的内容涵盖古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史学研究价值,更是其他多部史书参考的蓝本。因此,一切涉及中华文明的研究都应该对二十四史给予关注和重视。     

中国二十四史:尽快英译,推向世界

一些国家的历史学家因为对中国史学不了解,致使对史学缺乏全面的认识,后现代主义史学家的理论有局限性的原因之一即在于此。为了推动世界各国的史学家多了解中国史学,克服史学认识的片面性,应尽快将中国二十四史等史书英译,推向世界。     

中国古代音乐史著文本体裁探论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源远流长,成就斐然.音乐史学是介于音乐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分支学科,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历程,揭橥其发展规律,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史学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前人时贤的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古代音乐史著的文本编撰体裁及其相关特征进行了初步探寻.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人物传

“二十四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库“。二十四史”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正史”,所提供的历朝历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史实之繁富,治国经验教训之丰富,可以说古代史书无出其右者。毛泽东很重视阅读“二十四史”,其重要部分读得很细、很熟。他读此书,与史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更强调总结历代王朝的成败得失和兴衰之由。毛泽东留下了阅读“二十四史”的大量批语,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现状、问题与态势

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在史料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发展、学术观念等方面有了巨大的转变;随着新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及学术研究的不断专业化,学术理念的变化和学术领域的不断扩展,学术队伍的壮大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当下的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发展态势,但也存在着一些影响着学科发展的问题:对音乐史学本身的研究关注不够;缺乏学科知识内部的整合和贯通;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明显不足;研究成果尚不能够得到有效的利用。中国古代音乐史学有待进一步的开拓创新。     

关于史学史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

近年来,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正逐步纳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范围,将其视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的分支方向。中外史学交流和互动,是我们不可忽略的。接受史学理论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海外中国学研究对中国史学的深入研究,以及史学史研究对推动海外中国学发展的意义是双重重要的。     

《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

《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内容极其丰富,颇多精当之论,予后人以极大启示,爰至晚清,尚无全面超越之作,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不过,此书虽然主观上想作分门别类的论述,但仍呈现多学科内容混杂之特点,反映了古代学术不专的情况。     

略论蒙学读物与我国古代历史教育问题

历史类蒙学读物的编纂与普及在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以此作为个案分析、思考当时条件下中国古代历史教育的特有价值,无疑是在某种程度上对当今史学教育的一种反思。基于这样的论断,蒙学读物与中国古代历史教育之关系值得重视。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国古代史研究

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到来。以范文澜、尹达、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史学界学者"以笔为剑",发表了一大批史学作品。这些作品将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增强人民的自尊与自信,维系了全民团结抗战的精神堤防,其研究方法及成果对当时及建国后史学发展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国古代史研究

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到来.以范文澜、尹达、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史学界学者"以笔为剑",发表了一大批史学作品.这些作品将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以唯物史现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增强人民的自尊与自信,维系了全民团结抗战的精神堤防,其研究方法及成果对当时及建国后史学发展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论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的叙事者

春秋至西汉是我国古代史学建立的重要时期,其中足以构成史学发展阶段性的著述有《春秋》、《左传》和《史记》。《春秋》处在中国史学的草创阶段,其叙事极其简略;《左传》处于历史叙事的成熟阶段;《史记》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三部历史叙事文本的叙事者处于不同的位置,《春秋》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叙述层,《左传》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故事层,《史记》的叙事者以明确的身份“太史公”出现在交流层。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以近十年来青年学者的相关论著为中心

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已不再沉默,特别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论著相继出版,更是一种“中国好声音”.他们以自己的话语,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史学界.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这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来的夙愿和梦想.这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实现.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青年史学家更应当拿出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优秀成果,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新时代中国史学理论研究:进展、挑战与方向

新时代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朝着构建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方向不断前进，取得了一系列积极成果，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新时代的中国史学理论研究应自觉肩负起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的重要任务，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建设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史学方法论，建立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发扬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发掘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坚守中国史学立场，构建中国历史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艺术史学研究方法比较及其教育意义

风格学、图像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是最显著的三种艺术史学研究方法,三者彼此诘难,但是它们在揭示艺术的内在发展规律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该文试图通过比较和分析三种艺术史学的研究方法,获取探索中国艺术史研究的途径,并阐述其对我国艺术史教育的重要作用。     

张闻天史学思想及其价值

张闻天的史学思想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青年时期他翻译了一些西方史学著述,并对历史定义、历史特征、历史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张闻天史学思想成熟的阶段,他编写了《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指明了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对象、范围、内容和基本线索,初步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科学体系,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革命史研究的新水平,对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其构建的中国革命史研究科学体系、评价的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史学的革新思潮与李大钊的变革主张

20世纪初期,在中国史学的革新思潮中,李大钊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实现中国史学根本变革的主张.这些主张所形成的变革方案具有可行性,其对理论研究的强调具有前瞻性,而其史学革新的"持续论"则具有普适性.由变革的理论和方法等层面组成的新的史学"范式",为当时处于探索中的中国史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选择,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史学的进程.     

《从男女之别到男女尊卑——先秦性别角色研究》评介

正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各种思潮的涌入,女性主义思潮和性别话语开始进入国内史学研究领域,妇女史/性别史逐渐成为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支。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妇女史/性别史研究在西方史学界早已行之有年,西方汉学界对中国古代女性也投下较多的关注。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就译介了多本这一领域的佳作,如伊佩霞的《内闱》、费侠莉的《繁盛之阴》、高彦颐的《闺塾师》和《缠足》、曼素恩的《缀珍录》等,这     

乾嘉史学的理性诉求及其现代价值

清代的乾嘉史学内涵丰富,不仅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而且其理性诉求意识极为鲜明,主要表现为＂实事求是＂的治史理念、＂护古惠后＂的治史品格、＂辟持风气＂的治史精神。这不仅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当代中国史学建设也具有明显的启示、借鉴意义与现代价值。     

历代惩贪肃吏规制及历史借鉴

吏治是中国古代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对官吏的管理和对权力的控制,采取严厉的惩贪肃吏措施。探求古代法律思想中吏治的思想精华,总结吏治的规律,分析历代吏治成败的经验,为当今社会管理,实现权力规制提供法律史学的借鉴。     

史学和警学研究的拓荒之作──评《中国古代治安简史》

史学和警学研究的拓荒之作──评《中国古代治安简史》@刘恩启$公安部原法制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