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研究

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表征、内涵进行了阐述和界定,详述了政府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出现的失范效应,进而论述了非政府组织介入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价值效用:引导网络舆情走向,缓解矛盾冲突;发挥专业优势,辅助政府治理;监督政府行为,维护公众权益。在分析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所受到的现实约束的基础上,提出了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能力的路径选择。     

构建群体性事件源头阻断机制

阻断群体性事件源头具有削减直接危害、节省社会成本、增进政府信任、促进制度创新等功能。当前的群体性事件有社会流动存壁垒、非政府组织尚薄弱、政府信任有欠缺、信息沟通不顺畅等源头性成因,需要采取疏通社会垂直流动渠道、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建设以及加强政府公信力的建设等有效措施积极化解这些矛盾因素。     

重新审视群体性事件

对群体性事件本身的认识是否全面、准确,直接关系到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治理。本文分别从“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由来、群体性事件与突发事件的区别以及群体性事件的理论基础等多个角度,提供了认识和分析群体性事件的新视野,进而提出“新群体性事件观”,这无论在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还是现实治理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政府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电子政务治理途径

阐述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界定对于事件应对的重要意义,以及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应对过程中多方协调、共同参与的重要性。分析了中国政府对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现状:治理虽有成效但仍存在问题,主要是治理观念淡薄、网络舆情管理能力弱、信息资源共享水平不高、公众参与程度低、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的长效机制等。论述了加强电子政务建设以提升网络群体性事件治理水平的新途径。     

关于社会稳定若干难题的思维研究

针对由“弱势群体”等社会底层民众引发的各种过激行为,“民间非政府组织”来无影、去无踪的各类群体活动,以及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集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必须正确认识社会客观存在的各阶层及其相互间既冲突又依存的逻辑关系,承认民间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际公认和实际存在这一逻辑前提,确立多赢共赢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等现代稳定思维观,依法妥善处置各类矛盾事件,在动态发展中求稳定保平安。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新时代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路径选择:借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

作为社会治理难题,本土化的群体性事件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治理好群体性事件成为当代中国治理的时代命题。综观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现状,理论短板急需学术思考,实践困境急唤理论创新,以社会心理为切入点的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便应运而生。当今社会,建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为治理群体性事件提供了新选择,两者之间蕴含深厚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通过构建"三器合一"的组合体系,有助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实践发展,推进"治理现代化"进程。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研究

近年来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是一个客观现实,如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宁波PX项目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发生一方面有其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消极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当前政府治理工作的重要挑战。本文在充分认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涵、起因与特点的基础上,根据危机的生命周期现象,构建危机治理模型,并针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分别提出前期治理策略、预警治理策略、紧急治理策略及善后协调策略。     

变迁、结构、话语: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三维透视及治理之道

社会变迁、社会结构、话语体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发生、发展和性质的重要因素.我国社会变迁带来的利益失衡、政府——大众直接面对面的单一社会结构、大型话语体系的缺乏,决定了我国的群体性事件的多发性、分散性和规模小的特点.当前我国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从长远看是低效的,实现社会变迁制度化、发展社会中层组织、塑造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应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长远之道.     

中美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非政府组织仍处在起步阶段,数量和规模落后于美国。通过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发现,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在法律法规、登记制度、财税政策、监督机制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生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美国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启示我们:要加快法制建设及规范财税制度,推动我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放宽登记制度及完善监管体系,依法治理非政府组织;弘扬"共益、公益、私益"合一精神,促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共生协调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的概念诠释

历史决定论的理解模式、历史主体本身的不成熟以及历史主体与实践主体的混同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主体被遮蔽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的主体性和马克思主义主体的历史性之间是一种逻辑互动的关系,前者是实现后者的力量源泉,而后者则是彰显前者的基础和保障;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有三种存在样态.即知性存在样态、意义存在样态和实残存在样态.     

行政三分制的行政法治契合

《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方案》的出台，标志着“行政三分制”这一新型行政管理模式的付诸实践。行政三分制在彰显其制度创新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行政法治契舍的难题，而这则关系到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     

浅析共同贪污犯罪数额的计算

贪污犯罪数额的大小,是惩治贪污犯罪的主要依据。在共同犯罪中,犯罪行为人贪污数额的认定相当复杂,既有共同贪污的数额,又有各人分赃所得的数额,还有因贪污的停止形态而未实际获取财产等情形。关于共同贪污犯罪行为人数额的认定,理论界存在着“分赃数额说”、“参与数额说”和“犯罪总额说”等不同的学说。笔者更倾向于“犯罪总额说”。     

论业主委员会的制度建设

业主委员会是城市住房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也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制度支撑.由于政府管理部门、居民委员会、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业主之间利益关系复杂,现行法律法规对有关规定的不完善,政府主管部门的行政行为失当,业主普遍缺乏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业主委员会在筹备设立和实际运行方面都存在诸多的问题.我国应尽快出台<业主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规范业主委员会各项基本制度;并且进一步调整完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与业主自治的关系,在物权法中明确居民的房屋物权;健全行政程序的有关制度.     

我国物权法中所有人抵押制度构建

所有人抵押是指所有人于自己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 ,是一种特殊的抵押权。确立所有人抵押制度可以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获取不当得利 ,保护抵押物所有人的利益 ,有利于所有人进行融资 ,节省交易手续和费用 ,促进商品流通。我国《担保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 ,可借鉴其他国家、地区的做法 ,从所有人抵押的思路选择、成立、变动等方面入手对此制度作出具体设计。     

论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事实”

鉴于法条和司法解释内容规定的不明确性和不完整性,需要对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含义进行进一步解释。虚假诉讼罪是单一行为犯,利用他人捏造的事实提起诉讼的,也构成虚假诉讼罪。篡改部分民事法律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也属于虚假诉讼罪中的"捏造",成立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罪的行为方式不包括不作为,隐瞒他人已经偿还债务的事实依然进行民事诉讼的,是积极地虚构事实,理应认定为"捏造事实"。若捏造的事实不会影响法院的公正裁决,不能定性为虚假诉讼罪。     

传统规律观的理论困境分析

传统规律观的立论基础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经典科学，其理论内涵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日益凸显；传统规律概念的界定，偏重事物的内部联系，一定程度地忽视了事物的外部联系，使之走向绝对和机械；由此产生了传统规律范畴的先验性、宿命性悖论，并且衍生出人类真理认识上的悖论。     

数据库法律保护的若干争议评价

作为信息资料汇集的数据库对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引起了是否应对数据库予以法律保护的严重分歧。关于保护方式也众说纷纭,有版权法保护、邻接权保护、特殊权利保护、专有权保护、不当得利理论等意见,通过深入分析可以看出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最能维持数据库制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是最佳的保护方式。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公开性特征的具体认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是该罪认定上的难点,也是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的相关问题应得到进一步明确。首先,公开性的本质是宣传对象的不特定性,即针对不特定多数的人进行宣传。其次,公开性与社会性存在交集和重叠,同时也各具独立价值。第三,在口头传播的性质认定上,应区分是否为集资人授意及集资人对集资信息的扩散持何种心态。第四,公开性不以虚假宣传为必要。     

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毒品认知情况调查研究

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茂名市电白区中学生对传统类毒品的认知程度较高,对常见的合成类毒品有一定的了解,对伪装类毒品认知较低;当地学校开展毒品预防宣传教育频率不高,方法缺乏创新,体系不健全等。对此,应加强对伪装类、液态类毒品的宣传;在宣传方式上要注意创新,应结合青少年规律特点,构建信息传播新平台;学校应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建立健全毒品预防宣传教育工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