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分隔的公私领域--以下岗女性为例看职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交织关系

传统理论将家庭视为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等"公领域"之外的私人领域,是一个整体和独立的研究单位.女权主义者则认为家庭中的男性统治是广大的男性权力的一部分.通过对4位下岗女性的分析,本文力图揭示,在中国城市家庭中,女性的家庭地位和职业地位有着种种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女性的家庭地位并不是凭空而来,它和其他领域,尤其是职业领域的发展紧密相联.另一方面,女性的较高家庭地位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作用,对女性的发展和劳动性别分工有较强的建构作用.     

从子妇与舅姑的关系看唐代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

子妇与舅姑间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家庭关系中最难处理的一种,子妇地位反映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舅姑地位更多体现了礼教伦常。子妇与舅姑之间的关系能体现出女性的家庭地位。唐代前期到中后期,子妇与舅姑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出唐代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变化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门阀体制的衰落和官僚体制的兴起。     

大萧条时期美国专业女性的职业地位分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专业女性的职业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大萧条期间,她们不仅失去了过去在高级专业领域内取得的进展,而且在几个女性占统治地位的女性化职业中也失去了过去的优势。这是美国就业女性在大萧条造成的严重失业面前,其相对地位下降的重要表现之一。     

社会转型与女性职业地位变迁

在中国近二十多年的社会巨变中,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社会经济高速增长对个人的职业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为个人的职业获得与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是,流动空间的加大,并未给女性带来与男性同等程度的职业流动机会,与男性相比,女性的职业流动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障碍,因此女性的职业地位变迁更能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开放程度。在此,女性的职业地位是指不同群体女性在就业过程中与男性相比较的权利、资源、责任和作用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女性职业地位的发展变化,既反映了     

近20年来两性干部精英的地位获得与变迁——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女性领导干部在政治管理和决策领域处于结构性弱势。文章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进行事件史分析发现,在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两性干部精英地位获得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且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特点。随着社会转型和时代变迁,女性干部精英地位获得对家庭背景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反映了女性精英阶层再生产有扩大和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领导特质、性别平等观念和成就期望等个人心理因素对精英地位获得的作用日益显著,表明政治领域中女性的主体意识正在解放,将有助于女性干部的进一步向上流动。     

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1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地位获得模型分析,考察了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并重点探讨了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父母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地位、户口身份和家庭经济条件——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背景因素对女性的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即,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更易于受到家庭背景的局限,出身于较差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生长于农村或来自农民家庭——的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     

第三产业发展中女性地位的提升与失落

本文对第三产业发展进程中女性地位受到的双重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一方面,第三产业中的知识密集型行业为高素质女性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其中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为农村女劳力的转移和城镇下岗女职工找到了再就业的出路。另一方面,大量女性在第三产业中的职业下沉和发展初期出现的社会保障盲区也造成了她们社会地位的下降。文章认为,应该用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第三产业的性别分工;以人为本,树立现代服务意识;全面提高第三产业的职业声望;加强职业培训,提高第三产业从业者的职业素质;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业,鼓励更多的女性向高层次的第三产业流动,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女性解除后顾之忧;让第三产业成为提升女性地位的积极力量。     

抗争与决裂:集体时代女性参与建构自身地位的再认识——以湖北恩施土家族双龙村女性为例

本文通过对湖北恩施双龙村3位女性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探讨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女性权利和地位变化的过程。文章认为,经历集体化的中国乡村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权利增加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单纯只是凭借了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和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依靠了大量女性自身的抗争行为:她们在主体意识觉醒后,主动利用国家政策与家庭、家族及歪曲国家政策的基层行政人员进行斗争,最终与传统决裂。女性不是国家力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缔造者和改编者,国家既充当了女性解放的裁决人,又被利用成为解放的工具。并最终,在多方力量的博弈和较量中,女性部分完成了提高自身权利和地位的历史使命。     

从军婚保护条例看女性法律地位的提高

军婚保护是我国的重要法律制度.本文主要根据国民政府、抗日根据地政府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布的有关军婚保护条例,揭示中国女性法律地位提高的事实.但是,从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方面看,女性的法律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广西那坡县彝族传统文化中女性地位分析

广西那坡县彝族作为彝族纷繁支系的一支,其女性地位颇高。文章从那坡彝族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图腾崇拜,宗教仪式以及节日活动中,探析其女性受尊重与崇拜的情况。     

新词语窥探女性地位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新词语进人人们的生活，本文以“大肚子经济”“闪离”“她时代”“她经济”等几个新词语为基点，探讨了从古至今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指出在21世纪中国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走在了时代前沿，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青年女性地位的影响

本文以一个村庄有过外出打工经历的青年女性口述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外出打工”对青年女性地位的影响,探讨了“打工”前后女性在资源分配、资源控制能力、自我意识和自主性四个方面的变化。     

社会性别视域下近代城市女工经济地位探析(1920-1930s)

借助社会性别的分析路径,可以深入揭示特定时期女工的经济地位状态。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使女工人数剧增,女工成为近代从业女性中人数最多的职业群体。女性外出就业迈出了自身解放的决定性一步,是其地位提升的关键,但与男工相比,女工普遍处于弱势的经济地位:女工能够进入工业企业"权力"阶层的为数甚少,而且多集中于低技术部门,导致其职业收入的整体低下。女工经济地位的低下是历史和现实多种因素的结果,显示出时间、空间和性别在近代社会的交错和复杂。     

从紫姑信仰的民俗流变看女性地位的历史性失落

任何一个文化模式都离不开性别的社会化,女性地位的历史性失落,不仅反映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层面上,也同样的被充分表现在民间信仰及民风习俗中。文章通过对紫姑信仰及其流变的追本溯源,探索在与其相关联的独特的民俗文化模式和规范中,女性地位被历史性颠覆的内在因素及外在表现。     

再论"母系制"、"母权制"与女性社会地位

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多认为在母系社会里,女性具有支配性的地位,即所谓的“母权”。从世界史、人类学的视野来看,母系制与母权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母系制社会并不必然地导致母权的出现,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是由母系制这一单纯的世系因素决定。     

从女性地位透视隋唐盛世的道德生活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史称"隋唐盛世"。成就"隋唐盛世"历史地位的关键更主要的体现在其思想观念的开明进步,从女性社会地位之高所呈现出的道德生活领域的进步性就可窥其一。     

牢记理论经典发展妇女事业

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从参与军政活动看辽代契丹贵族女性的社会地位

辽代契丹贵族女性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整个封建妇女史上是相对少见的。这主要是契丹民族传统习俗并口当时政权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契丹贵族女性自身适应时代需要不断努力的结果。本文从契丹贵族女性积极参与政治、军事两方面活动，充分展现这些优秀女性的社会价值与理想抱负。     

民国时期女教师的经济地位状况研究(1912-1937)

女教师是民国时期职业女性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人们对女性从教的认同使女教师队伍得以迅速发展。但是,与男教师相比,女教师仍处于普遍的经济弱势地位,具体表现在:她们多处于教师行业的较低层次,即以小学教师为主、职位低、多集中于待遇较差的私立学校,从而造成其收入的整体低下。女教师经济地位的低下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社会经济发展的滞后、女子教育的不发达、性别歧视的根深蒂固、就业女性无法避免的家庭与事业的冲突,等等。     

论20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女性休闲活动

英国在20世纪初进入了消费社会阶段,英国女性的休闲活动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英国女性的休闲活动主要有三种类型:购物型休闲、旅游型休闲和体育运动型休闲。英国女性休闲活动的迅猛发展,充分表明了英国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自身一定程度的解放,但是,我们不能对这一时期英国女性的解放估计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