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建立

"赔钱减刑"案一度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民间俗称的"赔钱减刑"实质上是一种辩诉交易。辩诉交易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由来已久,我国首宗辩诉交易案是2002年牡丹江市铁路运输法院审结的。该案曾引发广泛的争论。最近东莞市法院审结的辩诉交易案再一次引发媒体和法律界人士的激烈争论,作为大陆法系的中国到底需不需要辩诉交易和能不能借鉴与移植辩诉交易制度,成为大家讨论和争议的焦点。笔者拟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产生的原因及其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进行剖析,探讨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问题。     

社区警务运行的制度问题研究

社区警务建设的多年实践表明,制度是左右社区警务运行的"无形之手"。当前,有必要制定社区管理的法律制度,以法治手段推进社区管理与社区警务工作,应对现代社区"碎片化"的管理困境。在社区管理法律制度的规制下,应当进一步完善社区警务相关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和工作制度的设计,以合理制度安排形成的长效动力机制,不断优化社区警务运行环境,有效推动社区警力实现合理配置,充分激发社区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论信访制度改革的“内卷化”——以社会稳定为视角

信访制度担负着消解信访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使命。近年来,信访制度改革呈现出"内卷化"的演进趋势,以资源输入为主要改革方式、条块结构细密化、制度运行压力化和制度功能锁定。其演进机理是,路径依赖与制度改革惯性,维稳目标与经济倾斜发展的内在张力,科层法治与简约治理的名实悖离。应渐进式地弱化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在保障其安全阀效果的同时强化其疏导功能,以更好地将社会矛盾置于可以控制的状态。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逻辑检视、现实考量及优化路径

政府购买杜会组织服务在全球治道革命与结社革命的共同席卷下,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矫治"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治理新选择。在我国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现有制度安排中,政府通过体制嵌入将社会组织纳入政府行为逻辑当中,社会组织通过"模仿"政府行为来积极回应这种体制嵌入。政府与社会的行动逻辑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凸显了加快政府职能转移、增强社会治理能力的溢出效应,但在实践过程中也滋生了购买行为的雇主化、社会组织的异化、公共服务的内卷化等现象。调适与优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行为,应从营造制度环境、完善制度设计、健全制度支持等方面着力。     

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制度供给能力与中国转型期的制度变迁

制度不是抽象的规则集合,也不是现实的行为堆砌,而是相关制度要素,即"制度规则",与人的实际行为,既在制度范畴内称为"制度行为"的辩证统一。"制度规则"是"制度行为"的理论总结,"制度行为"是"制度规则"的实践经验,两者相互联系、影响、制约、完善,不断循环构成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这就是制度的实践论。制度是矛盾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构成制度的本质,是制度发展的内因动力;利益矛盾解决方法构成制度内容,利益矛盾变化引起制度变迁,这就是制度的矛盾论。制度变迁可以缓慢自发,也可以被快速激发。前者是自发性变迁,后者是强制性变迁。在现代经济学中,强制性制度变迁被纳入"供—求"模型加以研究,国家政府(State)被当作主要的制度供给者。但现实社会中,除国家政府之外,其他阶级、阶层、集团也同样能够成为制度供给的强力主体,提供制度、引领变迁。在现阶段中国政治经济体制中,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举足轻重的制度供给者,其制度供给能力的高低,将严重影响中国制度发展建设的总体进程。因此,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制度需求及时做出反应,结合执政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特点,选择适当的制度缺口,如乡村行政体制断层、非公有企业利益协调机制缺失及公民社会治理机制失衡等问题加以切入,充分发挥执政党的制度供给能力,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关系中国制度发展建设成败命运的重大课题。     

人大许可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思考

人大许可的制度设定和不断完善我国的人大许可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的确立是一致的。1954年9月20日经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第三十七条就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由于受"文革"影响,国家政体制度受到冲击和破坏,     

从“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基于历史、现实和路径的维度

从"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突出制度治党功能,实现制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换。研究"制度治党"必须首先厘清"制度建党"到"制度治党"的历史脉络,充分认识到"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逻辑,推进"制度治党"就必须从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频共振、稳步推进民主决策机制改善党的领导、努力厚植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等三方面探寻实现路径。     

新时代我国特约监察员制度的设立与优化

特约监察员制度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体现了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责任担当。为摆脱新时代特约监察员制度实践困境,助推其高质量发展,要搭建形式多样的活动平台,创新工作机制,更好地推进当前民主监督制度的发展。同时,特约监察员要当好人民的"裁判员"和"监督员",纪检监察机关要增强被监督意识。     

官员财产公开为何总是“昙花一现”

多个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进行了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实践,但由于"缺乏可持续性"和受制度设计不完善等局限,往往"昙花一现"。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该如何突围?近几个月,江苏省淮安市、徐州市贾汪区、安徽省庐江县等地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或在网络上公开"晾晒"官员家庭财产,引发公众关注。与此同时,一些曾经被认为是财产公示破冰或地方探索样本的试点地方,却因各种因素"人走政息"或"偃旗息鼓",让人神伤。从1987年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首次被提出,到现在各地政府不断探索和试验,中国的     

腐败的“制度——行为”分析

本文结合行为研究与制度研究,从动态研究与静态研究相结合的角度,得到个体腐败的"制度—行为"模型。腐败行为是行为主体与制度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制度在需要、动机、风险决策三个阶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引发腐败行为的关键因素。因此,反腐败要从制度建设入手。     

“两个责任”的制度伦理分析

制度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两个责任"的前提和基础,"两个责任"则是中国共产党之制度自觉品格的典型确证和逻辑必然。"两个责任"的存在价值和依据不仅在于制度反腐,而且在于制度防腐,制度反腐主要是从事后消极应对意义上说的,而制度防腐则是从事前积极预防角度讲的。"两个责任"的提出和确立一方面从消极意义上为"已然"之权力腐败的应对和治理提供了清晰的责任追查路径,另一方面则从积极意义上为"未然"之权力腐败的监督与防控提供了明确的责任担当主体。不管是清晰的责任追查路径还是明确的责任承担主体,终究都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以制度化、常态化方式预防和治理腐败,从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两个责任"的提出是党基于制度自觉对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制度性承诺,能否承兑,直接关乎党的制度信用,党对制度信用的高扬与持守在此意义上成为了"两个责任"落实的保障。     

“同案同判”的法理分析

司法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因素,决定了"同案同判"在终极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同案同判"作为法治的基本要求之一,又具有相当的意义。因此,需要通过正式制度的设计与运作、提升司法人员素质等多个方面的努力,尽可能地缓解同案不同判现象,不断迈向"同案同判"的目标指向。     

“两个责任”的制度伦理分析CSSCI

制度自觉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提出"两个责任"的前提和基础,"两个责任"则是中国共产党之制度自觉品格的典型确证和逻辑必然。"两个责任"的存在价值和依据不仅在于制度反腐,而且在于制度防腐,制度反腐主要是从事后消极应对意义上说的,而制度防腐则是从事前积极预防角度讲的。"两个责任"的提出和确立一方面从消极意义上为"已然"之权力腐败的应对和治理提供了清晰的责任追查路径,另一方面则从积极意义上为"未然"之权力腐败的监督与防控提供了明确的责任担当主体。不管是清晰的责任追查路径还是明确的责任承担主体,终究都是依法治国,从严治党,"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以制度化、常态化方式预防和治理腐败,从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两个责任"的提出是党基于制度自觉对国家和人民所作出的制度性承诺,能否承兑,直接关乎党的制度信用,党对制度信用的高扬与持守在此意义上成为了"两个责任"落实的保障。     

人性与制度

人性与制度间有诸多联系,表现在以人性为工具论述制度的起源、功能、设计和正义等方面。对这一传统进行梳理和评判,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汲取和借鉴其中一些可贵的、闪光的思想,服务于我国现阶段的市场制度建设和人性发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源头防腐体系的理论基础探析

"制度加科技"源头防腐是我国廉政科学化的创新举措,其系统性内涵摆脱了单纯制度建设或科技创新的片面性,实现了制度与科技在廉政科学化观念指导下的有机融合。制度预防理论、技术制度协调演化理论与我国的"制度加科技"源头防腐体系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对我国的反腐倡廉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矛盾

我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一系列深刻而广泛的制度变迁。在渐进性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由于新旧制度长期并存、制度变迁产生的"堕距"、制度变迁的"原则不协调"以及"制度缺失"和"制度真空"等诸多问题的存在,激发并加剧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深刻地认识与分析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上述冲突与问题,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当中,通过理性、科学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有效地克服制度性缺陷,保证社会的利益均衡与有序发展。     

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决定了当前所进行的政治文明建设,必然要受"制度"因素与"非制度"因素的双重规制;政治文明建设应强调"非正式制度"因素的积极形态,使"非正式制度"因素的外在制约转化为政治文明建设的内源动力.     

论社会信任制度培育的内在机制

社会信任的制度培育是通过"制度化"与"社会化"来实现的。社会信任的制度培育经历了由"制度化"到"社会化"这样一个由"外"到"内"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制度化"与"社会化"是社会信任制度培育的内在机制。     

观点

正2014年3月10日《学习时报》决定国家治理能力高低的三要素从传统的"国家管理"转变到现代的"国家治理"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精良的制度、合理的结构和充分的绩效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主要标示。精良的制度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制度设计务须注重制度伦理,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绩效提升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步结合起来。合理的结构是     

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整合效应

西方思想家作为前沿理论提出的"商谈制度"、"协商民主",中国已有多年实践,其效果是连续保持近三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但我们还缺少对当代中国历史变迁这一巨型复杂系统的实证研究,尤其缺少对当今中国社会整合机制的实证研究。有待完善的中国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国家的长足发展提供了相当有效的社会整合机制。